【汉唐贡白酒招商】除了四川，历史上还有什么地方被称为“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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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一词现在在媒体上经常是四川人的专利。说起“天府之国”，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四川、四川省会城市中心有“天府广场”，新城被称为“天府新区”，正在建设的新机场也被称为“天府新区”，英国学者下属邓洛普(Fuchsia Dunlop)认为。这个称号在10年前被《天府之国》杂志评选为“新天府”，引起了很多四川人的不满。但是历史上，“天府之国”一词并不是四川专用的，一开始也是四川的，其意思并不是指当地肥沃富饶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历史上肥沃富饶的地方，如江南、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不亚于四川。但是几乎没有被称为天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戏剧)，《艺术》)这个简单的名称背后隐藏着经常被忽视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释放“天府”

现代汉语中“天府”的含义往往仅限于“天府之国”，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权威参考书《中国国家地理》只收录了“天府之国”一词，解释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天府”一词，但也被解释为“自然条件优越、情况险恶、物产丰富的地方”。《古代汉语词典》列出了“天府”的四个含义。1)是主管名、春官、朱庙的守护保管。民数记的登记册、国国的同盟书、玉史诉讼的簿记都送到天府保存。房子、拥有物的地方；天空，尊称。后面指朝廷的仓库。2)肥沃、危险、物产丰富的地区。3)星星的名字。恒叔、方叔都有四姓，叫天府。4)人身安全委员会及经血名。事实上，“天府”的含义非常复杂，比它复杂得多。历史地理学家王双焕在《辞源》上共提出了9项。除了《“天府之国”的演变》中列出的以外，也是人的“英夫”的意思。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法院或天庭；财政部或皇帝国债；适合人类生活的富饶土地。

这种含义乍一看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彼此密切相关。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中国传统上是气化宇宙论的思维方式，是“千人一体”，即人体本质上是一个小宇宙。这与西方思维中“思维和身体是不同质量和相互作用的机器”的假设完全不同。因为虽然强调心灵和头脑作为控制中心，但我认为对“气体”的控制和引导最重要，而不是机械论的隐喻。因此，中医、养生术、内功都强调“气”的吸收、引导、储存(进口“丹田”)，这种“气”在体内沿着经脉流动，人体其他部位像管子一样有“血”，可以沟通或关闭气流。

这种思维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支配着中国人对不同领域的想象力，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它作为隐喻出现在不同的类别中。在中医和气功中，指人体特定部位的“血”在风水、风水、风道术中也使用相同的术语。古希腊的解剖医学与重视肌肉和神经不同，中医在观察时重视“五脏”和“经脉”。秦朝以前的医学原理经常在政治文本中用作令人信服的隐喻，所以人体器官的命名是以国家政治等原则为基础的，所谓的“五脏六腑”，《辞源》是“人有五脏六腑，是什么法律？”明确指出。法五行六合道。“也就是说，内脏器官是人体内宇宙结构的体现。“脏”和“器官”的声音旁边分别有“隐藏”和“政府”。《白虎通》:“所谓的吴壮子，隐藏气概，不写，所以满满的，不可能是真的。”《素问五脏别论》:“吴庄子，所以隐藏精神血气灵魂的人。”《灵枢本脏》被称为“六部、胃、小肠、大肠、膀胱、胆、三焦”，五脏被称为“六部、胃、小肠、大肠、膀胱、胆、三焦”陆部类似于“转发货物”，“腹泻，不隐瞒”，“失实，不能满”，“能量必须通过这里流动和传输”。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体功能被认为是通过对能量流入、消费的控制来获得力量和开展活动的能源储蓄场。(莎士比亚，温斯顿，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贯穿不同事务的隐喻。《财富》《周礼天官疾医疏》《天府》JO GALAN SPA:“财富，集合。凡物聚在一起都叫家，丈夫聚在一起都叫官厅，仁信中收集食物都叫六部。”《周礼春官》认为，摆脱人与人之间无尽是非的最根本方法是排斥智慧，隐藏在“天府”中，收敛智慧之光(“宝光”)。这里的“天府”和“丹田”一样，汉语里总是说一个人办事有心机，所以“城府很深”。丰手术尚泽也很重视“长风集气”，只有围着山抱着水才能转运生财，所以宅基地也被称为“财富”。东汉许信《庄子齐物论》解释说：“政府，文件收藏图。”这意味着，在调解的情况下，文件本身是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原来内定机构和人体器官隐喻的“财富”，唐代开元元年(713年)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名称，唐玄宗承都翁主为庆祖部，承裴道道州为河南部。这本身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内政权力的外部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政府”的意思总是指“储存”

存、支配、调用关键物资的中枢”这一层意义，因而天府星古称“令星”，在相术中被称为“南斗星主”，主财帛、田宅及衣食。人体所说的天府穴，其位置在将手伸直，用鼻尖点臂上所到之处，其原理在于：中国人相信“鼻通天气”，是生命的关键之处，而“人身诸气之府”的肺借助鼻子“外通天气”。

应用到政治理念中，这便是一种“贡赋经济学”：一个国君如果想要成就帝王霸业，那就必须以赢得战争胜利为目的，借助官僚机构的力量来有效地调配各地的生产活动和人力物力。这接近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谋制”（Machenschaft），也就是迫使自己所统治的地域、人民顺从管理的需要，乖乖地交出我们想要从他们那儿得到的东西。在这类关系中，能量不是经过播种、照料后，最终被收获，而是被解锁和转换后，以某种不同的形式存储起来，等待着被分配出去。海德格尔话语中隐含的军事意象与中国传统理念很契合：“一切都被命令要处于待命状态，要立即就可以使用，事实上，就让它站在那里，好能随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按中国的传统话语来说，这是一种“势”：天地之间的力量是“气”，而这种力量在作趋向性运行与转化时便是“势”，如果一个人能调动起这种力量也被认为有“气势”。“势”的营造极为重要，无所不在：风水堪舆有龙势，军事打仗有阵势，书画运笔有笔势，文章结构有文势，而军政大事也讲究“形势”，往往须占据有利的“形胜之地”，这样才能预先高屋建瓴，打下基础。这样一个能满足政治需要的基地才是“天府之国”。

“天府之国”：一个军国地理学术语

不难想见，当古人论述政治、军事问题时，也借用了同样的隐喻来说明问题。一如历史学者陈苏镇所言：“从现代学科分类角度看，先秦诸子在理论层次、研究方法、观察角度等方面往往不同，但它们阐述的大多是关于如何‘治’国、‘治’天下的学问。这些学问通常包括人性论、治国方略、历史观、宇宙观等不同层次的内容。”也就是说，先秦时代的士人最关注的还是从政治层面如何治国安邦的策略，只是他们会从宇宙论等不同层次来说明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用“天府”一词来隐喻某一地理区域的说法出现了。首创这一用法的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苏秦。《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他游说秦惠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但秦王反应冷淡，于是他又北上游说燕文侯，其措辞与游说秦王时十分相似：“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苏秦在此从军事地理学的层面为“天府”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势险固（山河作为屏障）、有军事潜力（马匹和人力）、饶有建立帝王之业的物资。像他这样的思路，在当时各国策士中其实比比皆是，范雎在游说秦王时的口吻与他几乎如出一辙：“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他强调有了这样的土地人民之后“霸王之业可致也”。而范雎受封应侯之后，接待来访的荀子时问他“入秦何见”，荀子的回答也是类似模式：“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荀子·强国》）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治国术视角中，一个地方要能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在于它能提供丰饶的战略物资，还必须易守难攻、能据以立足来奠定强国基业。这一议论之所以在战国时期萌生，恐怕正是由于当时的大国竞争走向了全面动员化，物资和人力消耗巨大，直接转化为决定各国在争霸战争中的生死存亡问题。

前代学者也已总结过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现象。1935年，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的概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当时各地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如旧，彼此互不依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

鲁西奇认为，冀朝鼎的这一观点深受当时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响，如果根据麦金德“地理枢纽”的观点，也可以将冀朝鼎的观点浓缩如下：“谁控制关中，谁就能控制中原；谁控制中原，谁就能控制中华帝国。”由此，他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受到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即“核心区”，但他将这一原本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扩展为如下要素：1）应是兵甲所出之区，2）应是财赋所聚之都，3）应是人才所萃之地，4）应为正统所寄之望。不过，鲁西奇还遗漏了一点，即这一核心区在地势上的险固。葛兆光在引述其观点后认为，这样一个核心区其实就是上古的“中国”——“中国”一词最原初的含义，本来就是指一块能奠定政治基业的核心区。“核心区”与“天下之中”的概念其实都可用英文heartland来表达。

“天府之国”的论述也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其含义乍看是经济学意义上，实则却是一个军国地理学术语。因为“天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非市场经济的“贡赋经济体制”，是通过赋役征派来汲取物资，着力于户籍、地籍、田赋、差役、漕运、仓储等，并最终用于建立强国基业。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商品贸易，贡赋的物资都是通过税收或武力威胁强取来的贡品，因而这一商业体制是为政治性帝国效力，物资的流通内嵌在政治运作的框架内。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充分发展之前，这种实物形式的租税、贡赋差不多就是物资流通的主要形态，“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大体上，这接近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也就是径自掠夺他人资产和强迫他人付出劳力，而非通过生产技术和市场运作，只不过古代帝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调集资源供养强大的军队来进一步获得政治权力的扩张——概言之，他们是政治家，而不是合乎经济理性的市场算计者。也正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因而建立政治势力必须要有一个就近的基地，否则远处的物资不易调配。

在军国地理学的意义上，“天府之国”强调的不仅是“物产富饶”，更重要的还在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即便不能争雄天下，至少也能割据一方。南北朝诗人庾信《蒜山被始兴王命作诗》有一句“形胜信天府，珍宝丽皇州”，也指出“形胜”是“天府”的组成要素，不过他这里所说的“天府”乃指蒜山所在的京口（今镇江），当时这里是南朝最重要的关隘。正因强调此地坚不可摧，故而在古代文献中，“天府”常与“金城”并用，《陈拾遗集》卷五：“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又如清乾隆《崇明县志》载有清人名吴金城，“字天府”。

清初学者魏禧曾概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重点，第一条便是：“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故边与腹无定所，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此为散地彼为要害者。一以为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呜呼！古今豪杰，暴起草昧，往往迫而应天人之会，初未尝迁地而谋形胜也。用其地之人，因其地之势，以驱策天下，而天下无以难之。”也就是说，建都的“形胜之地”必须是一块能够控制天下、而不担心天下可以反制的“根本之地”。

在治国术的视角下，这种论述几乎是一种固定模式，虽然未必使用“天府”这一隐喻。如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死后，鲁肃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吴国覆亡之后，陆机著《辨亡论》，谈到吴国也是这样一番形容：“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术，敦率遗宪，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只不过吴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亡国，陆机故而得出一个深合儒家观念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兴亡，“在德不在险”。

和“天府”这一战国策士的术语相比，这一观念甚至起源更早。《易·坎》：“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陆机《辩亡论》：“《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国语·郑语》：“虢叔恃势，鄶仲恃险。”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家在极早的年代便已意识到地势险要对自身安危的重要性；然而到战国时期，随着军事征战的激烈化，越来越多的人物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政治上获得优势最重要的条件。《史记·吴起列传》记载魏武侯在西河上感慨魏国“山河之固”，但通晓兵家、法家、儒家学说的吴起却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在此他举出历史史实强调：即便据守地势险要的形胜之地，但统治者“不修德”的话，仍会亡国。

秦代的覆亡证明关中之险固亦不足为恃，汉代儒家更强调“德义”、“仁义”的重要性。《史记·陈涉世家》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贾谊便反对西汉诸帝固守关中以防备、控制关东诸侯，认为“兼爱无私”足可消除天下敌意，使得防备失去意义。这样的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每每总有人抬出来。《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臣闻为国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赏。……《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这里他虽然赞同修长城以备北方游牧民族，但同样将“设险”列为不那么重要的一点。《北齐书》卷四〇唐邕传，记载有人对北齐开国皇帝高洋说，并州城“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高洋却说：“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以此表明自己重视的是人才而非城池。后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发展了这一观点：“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这也恰好证明，传统观念中王业正是要“得其险要财赋”。

基于这些历史，儒家士人开始质疑经典中理想的“宅中图大”、“卜居地中”之说，转而强调人才、德性的重要性。唐末李庾《两都赋》中最后总结：“则知鉴四姓之覆辙，嗣重叶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东在西可也。”他认为王朝兴衰还是因为人事，地势不足凭恃，定都在哪里都可以。北宋初期的976年，考虑到开封府在平原上无险可守，宋太祖有意迁都洛阳，于这年春巡幸洛阳，但其弟赵匡义（后来的宋太宗）反对迁都，理由便是“在德不在险”。明代人也常夸赞燕京适宜建都，但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后，刘溥在《感怀》诗中说到“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龙沙一泪涟”，四塞山河之固显然并未使国家免于这一耻辱。

历史上的“天府之国”

明白了这一套军国地理学的治国术理念，我们才能理解最早称四川盆地为“天府之国”的诸葛亮，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这一说法的。按《隆中对》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这里他首先指出的是“险塞”而非“肥沃”，并紧接着指出刘邦曾以此为基地（汉代益州包括刘邦称汉王的汉中盆地）成就帝业；至于“沃野千里”，只是因为在农业文明的条件下，这是物资供应富足的基本要件，但相比起地势险要的“形胜”之势，这是次要的。在此之前，两汉之际公孙述割据益州时也是如此，重在所谓“地险众附”。常被人忽视的是，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描述益州之前，在谈到江东（“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时，其实也是出自相同的逻辑。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误解，认为成都平原取得“天府之国”的称号是在李冰父子修都江堰灌溉良田之后，但从政治战略的视角来说，在诸葛亮提出以巴蜀为根据地争雄天下之前，这里不可能被称作“天府”，因为这一称号仅在帝王建都时适用。

事实上，虽然现在很多人以为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形容的是其“土地肥沃”，但历史上谈到时，强调的却是其险要的一面。《周书·齐炀王宪传》：“初，平蜀之后，太祖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也就是说，这里地势险要，故而北周太祖宇文邕不想让宿将镇守，以免此人趁机割据。从据地建业的视角来说，“地险”显然比“肥沃”是更重要的考虑重点，故此杜甫在《诸将五首》中论述政治形势时强调“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南宋楼钥《送王粹中教授入蜀》一诗起首一句便是：“万山四塞围平陆，大为关中次为蜀。”另一位南宋诗人吴潜送人入蜀，在《贺新郎·送吴季永侍郎》中也形容四川是“四塞三关天样险”。清人杨芳灿在谈到四川作为“天府”时强调的也是其险要而非肥沃：“大易云：主公设险以守其国，盖言地利必资形势也，蜀国如天府奥区，直坤维而疆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形势之险甲于寰宇。”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便从军国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强调：“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基于这一判断，他认为“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因而“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最早称四川盆地为“天府之国”的诸葛亮，为何要强调东连荆州、北争汉中，并连年出兵，六出祁山，因为不如此不但无法争夺天下，甚至可能自身难保。

既然“天府之国”是一块能成帝王之业的根据地，也就不奇怪为何像江南、珠三角这样虽然肥沃、但不足以据险图霸的地方极少会被称作“天府之国”了。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其中强调“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然而，帝王建都之地无不都是“以一隅当天下之众”，因而此地最好形势险要，无须四面受敌。事实上，历史上最早、也最频繁地被冠以这一称号的不是四川盆地，而是关中平原。原因很简单，从中国的地形大势和传统政治格局来看，关中虽非最肥沃之地，却被一再证明是建立霸业的极好基地。

在秦以关中为根本统一天下之后，这差不多是历代士人的共识。刘邦建立汉朝后，在讨论定都时，“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他定都洛阳，但刘敬和张良均极力主张定都关中，认为这里才是“天府”，但所举出的理由其实都侧重关中“险固”的一面，也即关中比洛阳更适合成为控驭天下的“用武之国”。

秦汉之后，每当有人谈及天下大势，便有人主张关中是最适宜定都来掌控天下的“天府”，在诗文中出现频率极高。唐人袁朗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突出长安一带自来是帝王之地：“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甚至在唐末长安被毁之后，仍有许多人坚信应建都关中以定天下。北宋灭亡后，当时一度考虑以金陵、南阳或长安作为高宗驻跸之地，郑骧认为“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三朝北盟会编》所谓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绍兴十年（1140）金人议和，考虑归还关中之地，宋臣张阐力辩取得关中事关兴复：“关中必争之地，古号天府，愿固守以蔽巴蜀，图中原。”

明初朱元璋原拟定都关中，终因当地数百年来残破不堪，最终选择建都于南京，靖难之役后，永乐帝又迁都北京。在议论迁都之时，群臣已明其意，纷纷将北京形容为适合控引天下之地：“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此类形容，明清两代出现极多。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出现，如杨维桢《重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诗》：“朔方圣人启中天，天府之国宅幽燕。”并且，即便在明清两代，仍有许多人在抒发怀古之思时，将关中视为天府，如明人薛蕙《长安道》一诗起首第一句便是：“神州应东井，天府擅西秦。”明末清初钱谦益《南征吟小引》则谓：“今长安关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甚至朝鲜人也深知这一点，14世纪朝鲜词人李齐贤有《木兰花慢·长安怀古》：“望千里金城，一区天府，气势清雄。”

明清虽建都于北京，关中残破，但始终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关中就控驭天下形势而言是最佳建都之地。明末林时对《荷牐丛谈·论京都形势》就认为定都北京虽比洛阳、开封好，但不如西周、西汉之定都关中：“本朝之燕都也，盖与古不同，稍难于周汉而大胜于东汉赵宋矣。夫周汉建都西北，地资建瓴之险、人藉风气之劲，天下莫之竞焉，东汉宅雒已失全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明末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主张，明代危亡，都是因为“建都失算”，他认为金陵是最佳定都之地，理由是形势已变，当时关中人才、经济皆不如金陵，但在他心目中，除去金陵之外也就数关中最适合建都了。但清初的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却明确主张关中是最佳建都之地：“人亦有言：‘建都之地，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然则建都者，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读史方舆纪要·北直方舆纪要序》）

这个信念直至晚清都一直有人主张。1851年，太平天国起兵后攻占永安，有道州举人胡孝先求见洪秀全，而他提出的建议便是：“关中天府之国，周秦之所以兴，欲争天下，必先取咸阳，然后出山右，定燕蓟，天下可传檄定也。”（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其时列强进逼，尤其是在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攻破之后，很多士人意识到北京的脆弱性，于是许多人再度提出关中才是最适合的建都之地。这些人的立论往往带有战国时期策士的影子，多从天下形势着眼，如1890年汤震著《危言》自序的第一句以“吾欲为策士”来献议，开篇第一卷“迁鼎”，起首便说：“未有三面临边，一面制敌，而足以控引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他认为，虽然北京“内外蒙古依我肘腋，资我卵翼，踞三关、包渤海，此非所谓天府欤”，但现在已不适合建都，长安更适合：“长安，山河四塞，崤函重关，晋豫翼其左，疆陇蔽其右，俯瞷宛洛，前控襄邓，旁襟黔蜀。”

四年后，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问世，同样强调形势已变：“世变靡常，今昔异势。燕京自辽金元明以迄本朝，建都旧地，西南北三垂高山，东面距海，膏腴上壤，形势天然，亦犹古人所称关中天府四塞之国也。”而他开出的建议同样是迁都关中：“求今日之地势，可以居中驭外、雄长天下者，其惟关中乎？关中形势，沃野千里，沟渠四达，耕渔畜牧可以广事屯田。又有河东花马盐池可以为民利。天府陆海，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又况山河四塞，海外诸国舟楫不通，即陆路之铁路火车亦未能遽到。重重关键，气毓真王，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自古中兴之主抚有西北，则可以莅中国而有东南，虽时会使然，亦形势之利便为之也。”又数年之后，1900年的义和团之变中，首都北京再度被八国联军攻破，两宫西狩，证明北京在面临来自海上的敌军时相当脆弱，无险可守，迁都西安之说再度兴起。周景勋便上书张之洞说：“都城不迁，建路于引寇招敌之地，虽一寸而不为建。陪都于长安，设路于有利无害之方，虽万里而不惜。”

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关中被视为适合建都的“天府之国”的最后辉煌，在那之后，随着近代形势的急剧变化，很少人再去从历史典籍中去理解“天下形势”，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对传统理念的隔阂也日深一日，甚至连“天府”本身的含义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其结果是，很少人还记得关中曾是“天府之国”，这个称号似乎变成了四川的专利。

本期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