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红酒中国】古代的中国和希腊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一些学者在回答了为什么古代中国和希腊会有那么大的思维差异后，提出了以下看似真实的理由。

希腊在个人自由、个人特征和客观思维的发展方面与当时的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不同。这些特质似乎可以从其政治体制得到部分的解释。

希腊当时独一无二的政治体系也就是城邦及其政治，特别是市民集会，在集会上人们不得不凭借理性的论证来说服彼此。城邦也很重要，因为城邦使得那些知识的叛逆者们可以四处游走，从而保持一种相对来说自由探索知识的状况。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周游列国”。

确实，一个城邦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有时会被其他的城邦挖走，因为他们会为这些城邦带来巨大的影响力。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们请求他离开雅典，到其他地方去而不要坐等死刑。他在其他地方都会受到欢迎，而他所在的城邦的人们对他已经失去了兴趣。

有时，人们用另一个因素来解释希腊的独特性。这就是希腊临海的地理条件使贸易成为一种赚钱的职业，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生活殷实的商人阶层，他们可以供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

商人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教育是由于教育本身。教育的驱动力很显然是因为好奇以及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

希腊人好奇的特点或许也可以从希腊处于世界贸易的十字路口这样的地理位置来做出部分的解释。他们经常遇到奇异的、令人费解的人、风俗和信仰。不同的习俗和信仰在希腊传播，其明显的后果就是人们要学会处理各种矛盾。

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个人赞成A而另一个人赞成非A的情形。集会上、集市上希腊人自身的观点中所生发出来的矛盾以及来自外来人的各种观点的矛盾，或许促进了认知过程（包括形式逻辑）的发展，来应对这些不一致的观点。

相反，中国有95%的人口属于汉族。全国50多个少数民族几乎都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很少有机会遇上一个信仰和习惯完全不同的人。

中国民族的同质性似乎可以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这个方面得到部分的解释。另外，中国面对面的农村生活方式推动人们的行为准则向和睦相处、趋同的方向发展。看到一点儿意见分歧或者发现来自上级或同事所持的不同意见，中国人很少会采取一些步骤来裁决哪个观点正确。相反，中国人却要千方百计地来解决这一分歧，这才是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推动中国人找到中庸之道。

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解释都依赖于一个事实：古希腊和中国的社会生态在产生不同经济、政治和社会布局方面迥然不同。

中国的社会生态主要由相对来说比较肥沃的平原、丘陵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构成，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中央集权统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

农业国家的人们需要彼此和睦相处——并不一定是彼此喜欢——但是要以一种大家都看得过去的融洽方式生活在一起。

在以水稻种植为特点的中国南方和日本情况尤其如此，这种特点要求人们彼此协作来耕种土地。但是在需要灌溉的地方，这一点也很重要，比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商朝（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和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发端于此。除了要与邻里和睦相处外，灌溉系统要求实行集中管理。古代中国，与其他古代农业社会一样，都是实行君主专制统治。中国的平民百姓就生活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制约的复杂世界中。

希腊的社会生态主要由延伸到海洋中的山脉组成，便于狩猎、放牧、渔猎和贸易。除了贸易，这些职业相对来说并不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些经济活动并不需严格要求群体的稳定。固定的农业生产来到希腊几乎比中国晚了2000多年，但它的农业在很多地区很快就商业化了，而不仅仅是维持生活所需。

希腊的土壤和气候适宜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许多种地的人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更像商人。因此，希腊人比中国人有更多自我行事的空间。一定要与同伴保持一种融洽的关系，他们感觉这没有什么必要。希腊人习惯于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在政治集会上彼此辩论。

中国人在他们的经济、社会行为和政治生活中必须照顾到周围的同辈和上司。他们与他人的关系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束缚，同时又是其机遇的主要来源。

从世界的社会性看问题的习惯使他们培养出了整体观。参与社会关系的必要性使得他们乐于参与各种社会关系。

就如社会心理学家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志乃所说“如果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处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又是与该背景相互依赖的一部分。那么很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来感知其他的物体和事件。”

“民间玄学”——有关社会和物质世界本质的看法——两者都产生于同一事实：中国人与社会性的世界紧密相连。自我与关系网和社会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很自然地使人们认识到世界总体上来说是连续不断的，是由物质构成的而不是分离的，由孤立的物体构成。

因果关系存在于一定的场所，或者存在于物体与场所的关系之中。对场所的关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和变化，还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众多不同因素中的矛盾。

但是希腊人却十分关注物体，包括其他人及与之相关的目标，而不会过分受到与他人的关系束缚。希腊人在收割庄稼，重新安排他的羊群或者在调查买什么新产品会有利可图的时候，很少或者根本不与他人商量。这或许就很自然地使希腊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体的属性上，以便对它们进行分类，从而找到预测和控制其行为的规律。因果关系被看成是物体的属性或个人与物体相关的行动的结果。这种因果观可能使希腊人产生稳定性和永恒性，物体的变化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的看法。

因此，这两种社会的世俗哲学是从关注点的目标直接产生出来的：中国人的环境和场合，希腊人的物体。每个社会的科学哲学只是其民间观点的一个反映。

社会实践也会直接影响思维习惯。辩证法和逻辑都可以看做是处理社会冲突的认知工具。很显然，人们不会认为社会存在以和谐为基础的人们会具有对抗或争论的传统。相反，在遇到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会解决这些矛盾、超越矛盾或者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总之，他们会辩证地处理问题。从逻辑到科学这是很容易迈出的一步，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艾伦•克罗默说：“科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是雄辩术的延伸。它是在希腊发明的，也只有在希腊，因为希腊的公共集会使辩论艺术声名远播……几何学上的逻辑证明就是……最终的辩论形式。”（参考文献《思维的版图》【美】理查德•尼斯贝特著 李秀霞译 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