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看男性署咣标准 邓伟：《中国文化人影录》欣赏

　　杨绛先生去世了，微博上朋友圈里都在悼念先生。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选了下面这张照片，只是对于这张照片的来源很难说清楚......原来杨绛那张照片的摄影师叫邓伟，1980年拍这张照片时他只有21岁。以下照片是邓伟：《中国文化人影录》摄影集中所选，以供欣赏。

目录

1.杨 绛 18.朱光潜 35.王朝闻

02.钱钟书 19.萧乾 36.聂绀弩

03.艾青 20.赵无极 37.石鲁

04.俞振飞 21.冯友兰 38.吴冠中

05.姚雪垠 22.于伶 39.周谷城

06.巴金 23.冰心 40.陈岱孙

07.蒋兆和 24.欧阳中石 41.费孝通

08.俞平伯 25.吴凡 42.吕叔湘

09.季羡林 26.李可染 43.侯外庐

10.贝律铭 27.萧军 44.周杨

11.阿来 28.夏衍 45.蔡仪

12.赵朴初 29.沈从文 46.侯仁之

13.魏明伦 30.宗白华 47.于光远

14.吴印咸 31.叶浅予 48.朱屺瞻

15.孙冶方 32.冯乃超 49.胡俞之

16.梁漱溟 33.关山月 50.陈翰笙

17.叶圣陶 34.蒋兆和 51.吴组湘

(1)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1935年与钱钟书先生结婚。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6年5月25日，杨绛因病去世，享年105岁。

(2)钱钟书，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本为汉族，早年亦以汉族人自居，晚年时选择了苗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不少人认为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着。1988年病逝于北京。

(30) 美学家宗白华，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小南门，毕业于同济大学，1986年12月20日逝世，中国现代新道家代表人物、哲学家、美学大师、诗人，南大哲学系代表人物。1949到1952年任南京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哲学系合并到北大，之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顾问。著有《宗白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的灵境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他将意境称为中国古代画家诗人“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

(31)画家叶浅予

（图为06年邓伟在英国举办摄影个展，Peter Nobel摄）

参考文献

张泉：《记忆的暖光》，《生活》2010年12月号。

哑河：《邓伟：每一张打动我的面孔都值得珍藏》，《人物》2011年12月号。

　　在肖像摄影艺术风格的追求上，邓伟自有他自己的主张：0.45米，能听得见心跳的距离；现有光，不加任何刻意的人工雕琢；反光板，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影像暗部层次的控制；135或120相机，视觉效果最普通的标准镜头；1/2秒，手持拍摄，绝不是为了炫耀基本功，而是为了不动声色，保存双方平静的心跳……

众所周知，那些最为流行的、扁平的、类型化而缺乏人文深度与思想内涵的商业化的肖像摄影，尽管表面漂亮，但经不起人们的三秒钟回味；而传统意义上较为成功的肖像摄影作品，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也常常由于缺乏相应的背景材料作同步的信息支持，而失去了许多本不该失去的光辉。

邓伟极富成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将拍摄、采访与日记三种方式结合，多方位、多角度、较深入和较为立体化地刻画出了各个被摄人物的动人风采，这在世界摄影史上也可算是一大创举，对我国当前的摄影界也不无启迪意义。

——唐东平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邓伟领到了学校配发的海鸥205旁侧取景照相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刚经历过磨难的文化名人拍照，理由很简单，这些人多生于清末，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巴金、沈从文、茅盾、萧军、丁玲、冰心、叶圣陶、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锺书、萧乾、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邓伟完成了自己的致敬和抢救，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一代大师最后的风采。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微微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回到家，一头雾水的邓伟跟表姐说，这位老画家光给我吃炸咯吱，巧克力，对我的画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邓伟父亲笑着说：“要向老师虚心学习，这是缘分！”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作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17岁的邓伟还无法理解，眼前这位微笑的老头儿可不止是画画的“英雄”。生于1907年的李可染，九岁时已被人上门求字，十三岁拜徐州画家钱食芝为师，十六岁入刘海粟所办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二十五岁创作《日本侵华史》，三十五岁所作水墨写意画《牧童遥指杏花村》被徐悲鸿订购，四十岁拜齐白石为师，并收到白石老人“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的评价。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邓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有一天，老头儿突然一字一句地教邓伟背诵苏轼的《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后来的日子里，邓伟已经记不清自己给老师背过多少遍《留侯论》。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篇古文对老师的意义，当年李可染的名作被批为“黑画”，所有展出的画作全部撤下，精神重压之下，他的高血压一度发展到失语、头颈僵直到连回头都困难，只能用笔和家人交流。

所以，给邓伟讲《留侯论》开头那几句话既是慰藉，也是宣泄。不过，当一代大师只能向一个高中生宣泄时，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呢。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系里给每人发了一台海鸥205照相机，他拿着相机到老师家里“显摆”，给李可染拍了好几张肖像照片，洗出来被很多报刊要去发表。

入学后的一天，邓伟对老师说，他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再不拍就来不及了，李可染一听愣了，“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两人许久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李可染对邓伟说：“那就拍吧，我也帮你介绍几个文化人。”

1979年2月，邓伟的拍摄计划正式开始，通过老师的推荐信，他飞到广州拍摄了著名画家关山月和古文字学家容庚。

从那时起，邓伟的人像作业常在班里造成轰动，张艺谋他们顶多到大街上拍个工农兵，可是邓伟的照片里却都是“大人物”的肖像，连老师都不知该如何点评。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锺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一位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在厚厚的名册里，给邓伟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锺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锺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先生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锺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几天后，邓伟走进了冯友兰的家，来之前他读了冯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他斗着胆子问这位比梁漱溟小两岁的哲学家：“您在‘批孔’中写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

冯友兰出乎意料地平静，他看着邓伟，“你懂哲学吗，就跟我谈这个问题。”邓伟说，“我没学过哲学，也没资格跟您谈，但您让我来了，我想跟您请教。”冯友兰没有再说话，邓伟给他拍了一张彩色照片。

第二次去，冯友兰还是一副不欢迎也不拒绝的态度，自己在那儿写毛笔字，邓伟见老人不想说话，就抓拍了他聚精会神的样子，这回拍的是黑白照片。临走前，冯友兰突然对邓伟说，“小子，给你写几个字吧，回去慢慢看。”邓伟接过来一看，是杜甫的一句诗：意匠惨淡经营中。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帮”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年代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把他救了回来。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萧乾在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都活得更长！”那天用拳头砸完椅子，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对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那就只好打。”

在邓伟拍摄的文化老人里，有倔老头萧乾，也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冰心，她给萧乾起了个昵称叫“小饼干”，因为萧乾原名萧秉乾，谐音就是小饼干

冰心老人的家在民族大学里，屋子不大，邓伟的相机三脚架都支不太开，冰心说她和先生吴文藻共用一张写字台二十几年，住在这儿图的就是离城里远，清静。

邓伟和老人谈起她的作品《给小读者的信》，冰心高兴地对着镜头说起了当年写作的情景，照片出来后，邓伟拿着它给小朋友看，孩子们都说，“老奶奶对着我们说话呐！”

让邓伟感到温暖的另一位老人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他家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有两棵大海棠树。叶圣陶是苏州人，18岁时当过小学教员，当时自认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特别是碰到天性顽劣的孩子，除了训斥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因此常为自己是个不尽职的老师而苦恼。

小学教员的日子让他觉得苦闷，日记中甚至有“上课越觉无精神”“如坐针毡，时思引去”“见诸生如见鬼魔”的话语。那时候的叶圣陶肯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教育家。在院子里拍照时，叶老指着海棠树对邓伟说，“现在还没到结果的时候，等到结果了，给你摘几个海棠吃。”

老人们的宽厚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幅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1959年生的，属猪。

邓伟这时才意识到，他在拍照之前要研究拍摄对象，而这些前辈大师也“研究”过他。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三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

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他的存在，连手上的烟都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艾青问他，“你拍了吗，我希望读者们只看到我写的作品，但你如此投入拍

后来拍摄杨振宁时，邓伟也用了这一手，他把相机架在杨先生的实验室里，焦点已经调好，快门线就在手里拿着，希望捕捉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标志性的双手合掌。

那天雪下得很大，杨振宁给学生进行论文辅导，很快就把邓伟给忘了。又过了一会儿，杨振宁被学生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他碍于面子没有去查资料，就说让我想想，当他在思考中第二次作出双手合掌的动作时，邓伟按下了快门。

按下快门后，邓伟把拍照的事儿忘了，也投入地听着一点不懂的物理。杨振宁停下笔，拿过一张纸给他写了一句话：诗词有意境

这两回是邓伟拍摄计划中少有的奢侈机会，遗憾始终伴随着他的相机。

为茅盾拍照时，久未露面的老作家一直在和访客交谈，再加上室内光线较暗，邓伟没有拍到传神的照片，他和茅老相约春天再拍，但天不遂人，这几张照片成为茅盾逝世前最后的留影。

在上海华东医院为巴金拍完照，邓伟马不停蹄地赶到复旦大学，却还是错过了数学泰斗苏步青，工作人员告诉他，苏老要到北京开会，刚从办

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他担任摄影的电影《青春祭》获得了第6届香港金像奖评选的十大华语片第八名，老同学张艺谋多年后还对他的镜头运用印象深刻。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照片里那些身穿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文化老人，触动了正随改革浪花奔向商海的人们，邓伟收到了几大箱子的读者来信。

1988年中秋节，邓伟到李可染老师家看望，老头儿 “啊”了一声，“你来了？有一年没见面了吧？你生我的气了吗？我还欠你的画呢”。邓伟说就是太忙，哪能因为画的事就生老师的气，李可染说：“我也忙，要忙着画应酬画，不画不行啊！这样的环境，能毁了一个画家。”

看到邓伟带来的新疆葡萄，李可染马上摘下一颗，边吃边说：“真甜！就是小了一点，你怎么没给我买大的呀？”邓伟还像小时候一样，把老师的玩笑话当真了，老实地说：“新疆的葡萄都是这样的。”临近中午，有事在身的邓伟来不及在老师家吃饭了，李可染抓起果篮里四个大苹果塞给他，头一次把徒弟送到了屋外，老人站在门口不住地招手，“我还欠你的画呢！我还答应给你画张画呢！”

这是师徒两人的最后一面。

1990年春，准备去英国拍摄世界名人的邓伟到钱锺书家告别，或许是感觉到他对前路的彷徨，钱先生没有再过多谈及邓伟的新计划。道别时，杨绛给了邓伟一个信封，说“穷家富路”，不善谈钱的邓伟没有打开。回到家后看到信封里是八张崭新的50元面值人民币

为出国花光积蓄的他用这400元买了一个铝制的摄影箱，一用就是十几年，陪他走遍了世界五个大洲

1997年，短暂回国的邓伟在医院探望了钱锺书，老人平躺在床上，头发被理光了，没有戴眼镜，脸上不见了调皮的神情，认出邓伟时，眼角淌出了泪水

邓伟告诉钱先生，自己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设想实现了，老人费力地发出含糊的声音，“好，不容易”，头在枕头上来回蹭着。邓伟流着泪在留言本上写下“我非常想念您”。第二天，杨绛女士给邓伟的母亲打了联系，“你儿子有出息了，还来看我们，真是瞧得起我们”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锺书与世长辞，临终前留下的话是“肯辞花圈、不留骨灰”。遗体火化前，杨绛女士将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了钱老的身上。

十年前，钱老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沈从文先去一步，临行前家人问他还有何要说，沈从文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公室离开半小时。，摄影亦有意境。的这张例外吧。”

赤子其人，风骨凛然，生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就此远去。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最快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闪耀，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1988年，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邓伟独自去新疆爬天山。正巧那天他的老同学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也在天山拍电影，架好摄影机后，肖风他们看见山上有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全剧组都等着这个人走出视线。

过了好久，等不及的肖风把长焦镜头推上去一看，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像是邓伟，赶紧把导演叫过来：“军钊，你看看像不像邓伟？”导演看完惊讶地说，没错儿，就是邓伟。毕业后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都蒙了，拿着剧组的大喇叭朝着千米远的地方喊邓伟的名正在爬山的邓伟隐约听见有高音喇叭在喊他，心中一惊，登山前当地森林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过，遇到偷猎的人，他们会先用喇叭喊，如果对方不停下，他们就会开枪。邓伟当时心想，坏了，肯定是把我当成偷猎的了，马上拼命地回应高音喇叭的呼喊，然后沿着雪线走了下来。

看到下来的人果然是邓伟，肖风和军钊都迎了上去，满脸不解地问，你一个人在那儿干吗呢？你不是有病吧？邓伟的回答逗笑了提问者，也逗笑了在摄影系同学会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所有人，他说“我在磨练意志，因为我要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

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