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2012年,与中国电影、上海电影耳鬓厮磨了60余载的吴贻弓获颁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后的感言,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望与总结。
吴贻弓,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生于重庆,1948年起定居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年回沪工作,历任导演助理、副导演、导演。1984年起,先后出任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上海电影总公司经理、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艺术总监、上海影城主任。参与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主要电影作品有:《我们的小花猫》《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等。其中《巴山夜雨》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等奖,《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等国内外奖项。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获“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电影导演”“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等称号,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2012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奖”、第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
2018年12月1日,吴贻弓80周岁生日那天,由上海市文联主持出版的“海上谈艺录”系列丛书之《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了首发仪式。高朋满座嘉宾云集,谦逊而温和的吴贻弓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却只发过一次言。
他说的是:“离开电影界已经快20年,后来到了文联,到了局里,不当导演,人家说你当官了。事实上,在我心中,所有的称呼里,导演是我最看重的一个。”
2019年5月,他还用颤抖的手,亲笔写下了"上海电影万岁" 的字样。电影评论家石川曾与吴导有过一个对谈,一起来重温并缅怀。石川对话吴贻弓
电影万岁!
理想主义与电影情怀
石川:您在接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终身成就”表彰时发表了一番感言。我注意到您特别在感言后面加上了“电影万岁”四个字。在您看来,这四个字有哪些特别的含义?
吴贻弓:有人说我是“理想主义者”,片子里到处流露出理想的色彩。我以前常说,金色的童年、玫瑰色的少年,青春年华总不会轻易忘记,常常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我们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五十年代留给我们的理想、信心、人与人的关系、诚挚的追求、生活价值取向、浪漫主义色彩,总不肯在心里泯灭,千方百计想把这种“情结”投射在银幕作品中。
△ 1956年9月,吴贻弓与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合影石川:您的《城南旧事》在马尼拉电影节得奖,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一个开端。这个成果,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这些“第五代”导演巩固和扩大,才有了后来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地位。
吴贻弓:“第四代”在国际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吧。后来谢飞、黄蜀芹、吴天明他们也得过一些国际大奖。二十多年后,欧洲一些国际电影节又开始把目光对准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作品。2007年,法国的瓦塞尔亚洲电影节举办过吴天明的回顾展;比利时布鲁塞尔也举办了首届“中国电影节”,12部影片中有一半是“第四代”作品。还有,第37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也在“经典重温”单元中搞了一个“重识第四代”的专题,集中放映了12部80年代的影片。那次,谢飞、黄蜀芹、滕文骥和我都收到了主办方的邀请。但我当时没去成,感到很遗憾。他们回来说,在鹿特丹,12部老电影每部都被安排放映两场,场场爆满。看片的人中间有年轻人,但以中老年为主。他们来看这些电影,当然不是单单为了娱乐,而是来看艺术、看文化、看历史的。
△ 1983年3月,吴贻弓和石方禹、郑振瑶于马尼拉,《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合影△ 2005年,吴贻弓与《城南旧事》演员袁佳奕、郑振瑶、张闵重聚石川:“第四代”创作时间虽然持续不长,但却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潮。它也是构成80年代中国电影整体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
吴贻弓:我以为,所谓“繁荣”起码要有三个标志:一是好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二是人才不断涌现,而且青出于蓝;三是市场反应热烈,观众热情高涨,对好片的反响非常热烈,等等。你看80年代的电影,是不是就有这样几个特点?
石川:您与上海电影的缘分始自少年时代,大学毕业之后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后来又作为上海电影系统的主要领导,您如何看待“上海电影”?
吴贻弓:上海是中国电影发祥地和早期电影中心,电影院大约有150家,当时全国的电影人才都集中在上海。2005年,中国电影一百年纪念的时候,上海档案馆和上海电影家协会联合组织了一次活动,让我给爱好电影的市民办了一次讲座,讲的就是上海在电影初创和开拓过程中的“第一”。当时,上海电影可谓开风气之先。80年代也是上海电影最辉煌的时期,《苦恼人的笑》《城南旧事》《喜盈门》《芙蓉镇》《人鬼情》……包括后来市场化转型也走在全国的前面。但今天落后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很多年,我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人才不缺。以前我也谈到过,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吴贻弓与意大利演员索菲亚·罗兰出席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吴贻弓与香港导演徐克、荷兰导演保罗·考克斯吴贻弓夫妇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导演罗斯托茨基夫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吴贻弓与日本导演大岛渚吴贻弓和日本导演降旗康男、法国演员卡洛尔·布盖在第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上石川:您曾历任上影厂长、上海电影局局长、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导演协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两届中央候补委员…… 1984年之后,行政工作占了您的大部分时间,创作自然就少了。说句实话,我们有点替您感到遗憾,不然,您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更多,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二部像《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那样的传世之作。这个问题,不知您个人是怎么想的?
吴贻弓:这个问题,不少人都问过我。要说一点不后悔,未免有点吹牛,但转念想想,后悔又有什么用?事情总要有人去做,既然轮到你头上,只能尽力而为,况且在这过程中,多多少少也算帮别人做成了几件嫁衣裳,这也能算是一种安慰。
念故人,忆旧事石川:我记得您曾告诉我,之前想拍一部上官云珠的电视剧,但由于身体原因只得放下。我好奇的是,您为什么想拍上官?
吴贻弓:这个事情有个由头。2005年的时候,江阴长泾镇把北街上的上官云珠旧居整修一新。长泾镇是上官的故乡,他们把上官的故居建成“上官云珠纪念馆”,还在街心绿地里建了一座上官的全身铜像。2006年,纪念馆举办开馆仪式和铜像落成揭幕典礼,当时厂里有将近百位老中青艺术家出席了这个活动。我本人也从那时起,和江阴长泾这个地方结下了不解之缘。2010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也在江阴举办,我好几次机会重游故地,逐渐就产生了一些想法,想拍有关上官的电视剧。实际上,2008年剧本就完成了。上官的两个儿子,张其坚和韦然一定要我来拍,但我病了,之后也没有能力再继续。后来,有个导演接手这部戏,可能他又重新写了剧本,我没问有没有署名,这个不重要,当年做这件事也完完全全不是为了名利。2010年的时候,我与韦然见过一次面,当年正好是上官云珠诞辰90周年纪念,影协在上海影城举办过一个纪念活动。当时,韦然跟他的小儿子、堂姐,还有表姐几位亲人也都到了现场。
△ 2010年,吴贻弓和上官云珠的长子恬恬和次子灯灯合影石川:您这一说,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就是阮玲玉的墓碑。阮玲玉原来被安葬在闸北联义山庄公墓。那个地方我专门考察过。公墓70年代的时候就没有了,后来改建成工厂。改革开放初期,有人在那一带找到一块阮玲玉墓的残碑。1998年的时候,上海影协在青浦福寿园为她新立了义冢,上面建了一座汉白玉雕像。那段残碑也因此有了归宿。我记得在落成典礼上,您还发表过一段讲话。
△ 影星阮玲玉纪念碑吴贻弓:阮玲玉是早期成就很高的影星,说到30年代上海电影的黄金岁月,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同时她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她的灵魂已经漂泊了许多年,应该有个归宿。正好90年代那个时候福寿园建起来了,他们打算在那里搞一个文化园地,让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在那里安息。影协就想到了把阮玲玉的衣冠冢迁移到那里去。因为原址重建已经不可能了。当时上海影协的主席是张瑞芳老师。落成典礼很隆重,有200多人参加。瑞芳老师让我代表影协讲两句,我当然不能推辞。在我印象中,那是我在福寿园比较早参加的一次电影人落葬仪式。后来又参加过好几次,包括老导演张骏祥等等。我们中国人都是敬祖先的,对长辈们的身后事都很看重,并且总是希望后代们不要轻易忘记他们。
石川:上海影协的一个特点,就是电影界老前辈人数众多,所以影协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敬老爱老。可是,这几年,许多前辈都相继离开了。像瑞芳老师、道临老师、谢晋导演等等。我印象中,您好像从没跟谢晋导演合作过吧?
△ 吴贻弓与谢晋导演吴贻弓:我是无缘和谢导合作啊!他长我十五岁,是前辈,创作上交集的机会不多。不过我们平常的工作生活交往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我记得以前跟你讲过。我呢,一直受到他的关照。《城南旧事》能在马尼拉电影节上获奖,谢导可以说殚精竭虑、功不可没。对这一点,我是终身难忘的。记得1986年夏天,他在湘西拍《芙蓉镇》,我从上海过去探班。晚上一起吃了一顿饭,他非让我喝酒。你也知道的,我这个人基本上是滴酒不沾的,谢导不管这么多,还拿话激我,你不喝?你不喝就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也就是乘着酒兴开开玩笑,不是当真的。谢导性格豪爽,喜欢喝酒,尤其喜欢白酒、黄酒,而且海量,这个电影圈内人人皆知。其实这也和他的性格一样,耿直豪爽嘛!他对于世间一切事物,凡是看不惯的,必定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石川:您的片子和谢导的片子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信人性的美好。谢导或许更倾向表现女性、表现爱情,您的题材更宽泛,但总是有舒缓的节奏,有一种柔和的诗意。这一点,是不是也和您自己的性格比较书卷气有关?
△ 电影《巴山夜雨》剧照,秋石与刘文英夜谈吴贻弓:风格即人吧。确实和个人的性格、经历、教养有关。《巴山夜雨》最典型,大家都说我没拍一个坏人,因为这部戏的意图就是要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人性的光辉。干嘛不拍一个坏人?因为历史不是非黑即白,好人坏人,不能简单化处理。当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不大真实,太理想化。但后来又觉得是比较合理的理想化,它不脱离现实,大家也都感觉比较温馨,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它把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情怀具体化了,就像黑暗江面上的一艘船,逆流驶向光明。不过那个时候,它究竟能否驶向光明,其实我们也说不好,只是大家都希望它驶向光明。在三峡那种险峻的情况下,这条船就变成整个中国的象征。谢晋呢,他性格乐观、豁达,始终充满活力,并有着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他的片子,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的确都在讴歌人性的美好。因为这是他的信仰,也是他本人生命历程和精神品格的写照。他们那一代人,在生活经历上,其实也跟我们这一代有某些相似之处,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电影广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我们都面临无片可拍的处境,谢晋那时候也和我们一样,有些苦闷、焦虑和无所适从。但他就不认输,他退休以后,又相继拍了《老人与狗》《女儿谷》《女足九号》等几部片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市场反应和艺术成就都不如他以前的作品。可那又怎么样呢?他照样还是不服输,整天忙忙碌碌,碰到人就讲创作。啊!我又要去拍新戏了!这都成了他的口头禅了。直到1997年,他才拍出《鸦片战争》这样的封箱之作。谢导这个人,就是为电影而生的,他的那种执着,那种百折不回,真的让我很自愧不如。
摘选自《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
吴导,一路走好!
我们永远怀念您!
文编 | 秦岭
美编 | 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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