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成本和就业门槛高 韩国半数大龄未婚者成“袋鼠族”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有数据显示，韩国未婚的30岁至44岁人群中，有一半都与父母同居，并且在经济上也依靠父母，成为啃老的“袋鼠族”。

这是韩国统计厅3月30日发布的《统计Plus》春季刊显示的内容。该统计基于2015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针对20岁至44岁未婚男女中，不同年龄层名下持有住房和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从年龄来看，30岁至34岁未婚人口的57.4%、35岁至39岁未婚人口的50.3%以及40岁至44岁未婚人口的44.1%，都在与父母同住。

报道称，虽然年龄越大的未婚人口与父母同居的比例越低，且远低于20多岁70%左右的水平，但依然保持着较高比例。也就是说，已经结束学业并应该完成就业、独立的三四十岁未婚人口，仍有一半选择与父母一同生活。

从20多岁到40多岁的未婚人口中，与父母同住的“袋鼠族”比例均高于独自生活的人口比例。30岁至34岁、35岁至39岁和40岁至44岁未婚独居家庭的比例分别为25.8%、32.7%和38.3%。

“袋鼠族”的选择也都有自己的理由。分析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居住成本上升和就业门槛变高。在父母与20岁至44岁未婚成年子女一同生活的家庭中，人们的居住形态大多是有自己的房子(70.7%)，而这一年龄段独居家庭最常见的居住形态为月租住房(59.3%)，形成了鲜明对比，仅有11.6%的独居一族有自己的房子。

就业情况也完全相反。在一个人独居的20岁至44岁未婚人口中，74.6%都有工作，而在与父母同居的同年龄段未婚人口中，就业比例仅57.9%，42.1%的啃老一族没有上班。这意味着，在与父母同居的20岁至44岁未婚男女中，近半数人口不仅住房不独立，生活上也要依靠父母。

而这一数字还是以2015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如果考虑到近几年房价大幅上涨、加上新冠疫情导致就业渠道变窄，那么“袋鼠族”的比例很可能已经进一步上升。

嘉泉大学社会福利学教授刘载言(音译)表示，“就业困难、房价上涨，加上结婚比例下降，未来‘袋鼠族’还会继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显示女性对结婚的负面态度比男性更甚。30岁至44岁未婚女性中，只有3.7%认为“一定要结婚”，远低于有此认识的同一年龄段男性比例(13.9%)。

关于不结婚的理由，男女选择最多的理由都是“没有遇到能满足期待值的人”。不过，从第二大原因开始，男女表现出了明显差别，女性不结婚的第二大原因是“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男性则是“结婚的经济压力过大”。

开展这一研究的统计开发院书记员朴时奈(音译)表示，“比起结婚双方的意愿，韩国特有的结婚文化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两个家庭的结合，这就无形中给结婚增加了很多成本”，“青年就业难和居住成本高是导致超低生育率的一大原因”。

多数中国人最早知道外国有“啃老族”，应该来源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该国便出现一大批在家白吃白喝的人。20多年过去了，这些“啃老族”不仅没有独立，还变成了“啃老大叔”“啃老大妈”，被戏称为“啃老先驱”。如今，超过400万35岁至54岁的日本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当人们感叹日本“啃老”问题无解时，西方国家也正发生变化——2018年的一次民调显示，美国2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33%与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欧洲国家35岁以下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40%。欧美家庭成员的生活难道不都是相对独立的吗？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传统认知，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啃老”已成为全球现象。

　　日本 子女“愿啃”，父母“愿被啃”

1997年，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弘为日本“啃老族”发明了一个词——单身寄生族。20多年过去了，最早的“啃老族”变成了“啃老前辈”，被更多日本年轻人效仿。

《环球时报》记者身边便有这样一位“资深啃老族”。时年57岁的野口在其34岁时因公司裁员丢掉工作，接着老婆离他而去。心灰意冷的野口返回老家埼玉县，与母亲一起生活。准确地说，野口平时不是“宅在家”，而是“宅在房间”，饭菜都是由母亲送到房间门口。野口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基本来自网络。这样的生活不怕被别人指指点点吗？对于《环球时报》记者的提问，野口说：“外面的评论根本不重要。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可有可无的人，在社会上活动反而会给更多人造成麻烦，不如隐居在家。”

野口的母亲洋子八十多岁，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女儿结婚后搬了出去，家里只有她和儿子。去年夏天，洋子在外不小心摔倒造成骨折。在医院治疗期间，她还专门托人去她家照顾儿子。出院后，行动不便的洋子照样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

随着年龄增长，洋子越来越担心：“如果我死了，儿子怎么办？”她开始利用一切关系为儿子找工作，还让女儿帮忙写求职书，甚至在学历、特长上“掺水”。一些朋友与社区工作人员告诉洋子，这些事应该让野口自己做，她不以为然道：“我儿子只是性格比较细腻、感性，不太愿意与人接触。是我自己愿意养着他，不关他的事。”

像野口这样的“啃老族”，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日本内阁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不工作、不上学或不参加任何培训活动的人超过116万，约占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2%，其中，40岁至54岁年龄段有45万人。35岁至54岁人群中，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人超过400万。

如果年迈的父母不在了，这些“中年啃老族”应该怎么办？“基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长期对“啃老族”进行辅导工作的志愿者黑田告诉记者：“我也常常这样问50多岁的‘啃老族’，但他们往往会很奇怪地看着我说，‘国家不是有低保吗？’而且，日本是储蓄大国，很多老人省吃俭用，去世后留下大笔资产，足够养活子女好多年。此外，有些人甚至会隐瞒父母死亡的消息来继续领取他们的养老金。当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探访时，这些人便谎称父母外出走亲戚，或者聘请其他老人来冒充。而很多工作人员也只是走走形式，根本不认真做调查。”

对于“啃老”问题，日本政府与社会难以找到对策。由于人口结构已经严重老龄化，日本大多数选票掌握在老年人手中。如果政府出台对“啃老族”不利的政策，爱子心切的老年人说不定会用选票来表达不满。更何况在大多数人看来，“啃老”只是家务事，一个“愿啃”一个“愿被啃”，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

　　美国 “我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为将来做打算”

“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生活。我们三代人常年生活在一起会互相影响，这样并不好。”71岁的道森太太谈起他的儿子，不禁摇了摇头。

道森夫妇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所在地安纳波利斯的海边经营一家餐馆。年轻时，夫妻二人是当地渔民，结婚后，他们将自己住房的一楼改造成餐馆，经营至今。这里的海鲜口味十分不错，《环球时报》记者经常去，时间久了便与他们熟悉起来。“我们老了，想退休了。”在一次交谈中，道森太太这样说。记者以为，他们会卖掉餐馆住进老年公寓或养老中心，就像大多数美国老人一样。但道森太太说，如果卖了，大儿子一家就没地方住了。这个大儿子也曾出去闯荡过，但30岁时又重新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之后还成了家，并且生了一儿一女。如今，大儿子夫妇负责在后堂打理餐厅事务，孙子孙女完成高中学业之余，承担服务员的工作。“我们去世后可以将餐馆作为遗产给大儿子。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养老。”道森太太不住地叹气。

道森太太的儿子是记者身边年龄较长的美国“啃老族”。事实上，“归巢”现象在美国年轻群体中也十分普遍。根据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2016年，美国25岁至29岁的年轻人中，有33%与其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该数据创下新高，几乎是1970年的3倍。

“我这么做是明智的，可以在省房租的情况下为将来的事业与生活做打算。”27岁的安妮·卡斯纳兹这样解释她为何与母亲住在一起。为偿还学生贷款，卡斯纳兹大学毕业后做过一系列工作：在一家快要倒闭的纸媒卖广告，在一家超市做装袋工，在酒吧当服务员。但她后来发现，每一份工作只不过是让她“从一个经济窘境陷入另外一个”。后来她回到家，想要聚焦于一些“长期目标”。然而4年过去了，卡斯纳兹仍旧一事无成。“所有人都告诉我，做点什么吧，”她说，“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与卡斯纳兹不一样，30岁的杰奎琳·布比恩回到父母家，是为了“保住”她的工作。梦想成为电影导演的布比恩获得了一份音乐视频导演工作，她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问题在于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为了追求事业，只能回家。

为何美国年轻一代“啃老族”陡然增多？美国《纽约时报》分析称，因为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美国年轻人经历了“不幸的经济发展趋势”，他们大学毕业时正值房地产和金融体系遭受经济危机，导致他们负的债比以往毕业生都多。2014年，近45%的25岁年轻人有未偿还的贷款，平均数额超过2万美元。2014年左右毕业的大学生，半数以上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

　　巴西 “经济不景气，我也没办法”

“对于罗德里戈，我真是非常非常头痛。”一向开朗爱笑的塞尔吉奥与《环球时报》记者谈起他的小儿子时止不住地叹气。这位年过70岁的巴西老汉不停地用手指揉搓太阳穴，似乎是想揉去烦恼。

塞尔吉奥年轻时在通信公司工作，收入颇丰，现居住在里约热内卢的巴哈区，是这个国家中产阶层的缩影。大儿子供职于巴西石油公司，二儿子是公务员，子女很少让他操心，直到三儿子罗德里戈毕业。罗德里戈曾在里约热内卢一所私立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十分不巧的是，毕业那年正赶上了巴西严重的经济危机。自2015年以来，罗德里戈一直在家“啃老”。他将目前的窘境归结于社会背景：“现在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都在裁员，我所知道的‘啃老族’不在少数，真是没有办法。我准备继续读书，充实自己的简历。”

罗德里戈并不十分在意自己“啃老”的现状，这一点让他父亲十分忧虑。“为了帮儿子找到工作我想尽一切办法，动用关系，都没有结果，我自己也很内疚。但现在罗德里戈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他没有那种必须找到工作的决心，甚至放弃找工作，真的让我很痛心，而且有时候说多了也不好。”塞尔吉奥告诉记者，“罗德里戈曾跟我说工作也可以找到，但是收入太低了。我心想，能找到工作保持与外界沟通的状态也不错，何必在乎工资高低呢。”即便如此，塞尔吉奥坦言，儿子在家“啃老”的日子没有给家庭氛围带来太多负面影响。

像罗德里戈这样的青年在巴西还有很多。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巴西15岁到29岁年龄段的青年共有4850万，其中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校学习或参加技术、职业培训的“双无”群体有1120万，约占该年龄段青年总数的23%。

2015年至2016年，巴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业市场遭受重创。该国虽然2017年重回经济增长轨道，但正规就业岗位数继续呈现负增长，失业人口创近5年新高。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底，近30%的巴西青年没有工作，这一比例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近27年来的最高值。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研究院学者布鲁诺·奥托尼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双无”群体数量长期增长将给巴西经济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不仅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年轻人的生产力，同时这些人在未来将更加难有作为，因为他们掌握的知识将变得愈发过时。

专家对于在短期内扭转“双无”群体增长的局面持悲观态度：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当前巴西政府仍面临不小的财政危机，可能无法给“双无”群体提供更多的资金。奥托尼认为：“必须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以便国家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改善这一群体的生活，同时为私营部门创造空间以帮助他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学校。或者通过建立临时工中介机制，帮助年轻人从无业向就业过渡。”

　　德国 年轻人的“青春期”延长了

21岁的本尼是慕尼黑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生，每天在学校完成学习任务后，他开车40分钟左右，回到35公里外的小城格隆，回到他的父母家。

“两年前高中毕业后，我曾经试着找公寓。但后来我放弃了出去住的想法，一是房租太贵，二是合租公寓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本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家里不同，这里很干净，冰箱永远满满当当，妈妈每天都为他准备饭菜。“我每周也都会做家务，帮忙修修草坪。在家里我能享受生活，也能安心学习。”本尼告诉记者，他的女友和很多朋友也都是与父母住在一起。

本尼的母亲克劳迪娅是一名公务员。她告诉记者，自己18岁上大学时搬出父母家，而她丈夫在16岁时就独立了。“时代不同了，我们会给孩子更多时间。如果硬要本尼搬出家，我们也担心会对他的心理造成打击。”克劳迪娅说。

“以前，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就从父母家搬出去了。但是近十多年来，德国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德国汉堡大学青少年研究学者马努拉·海因茨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德国年轻人的“青春期”延长了，他们的“自我发现”阶段持续需要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他们更想待在家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海因茨说，经济也是重要因素，在慕尼黑、汉堡等大城市，一套60多平方米的公寓房租为每月800欧元左右。对学生、刚进入职场或根本没有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房租太贵了。

在德国，“啃老族”被称为“妈妈酒店”(Hotel Mama)。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显示，约62%年龄介于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选择不离家。25岁人群中，仍然有1/3待在家中。

不过，柏林家庭咨询专家克里斯蒂娜·林德尔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现象。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许多父母也乐在其中，因为这意味着为家庭成员构筑了一个安全网，告诉他们“一直有人在你身边”。

事实上，即便搬出家，大部分德国年轻人也会选择距离父母家不远的住所。一项调查显示，3/4的德国年轻人的住所距离父母家不超过2个小时。

“这是一个欧洲问题。”德新社5月的一篇报道称，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该地区35岁以下与父母住在一起的群体的比例达到40%以上。还有很多人是搬出去又回家的“归巢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