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名失踪男子:每天被迫工作至少12小时,迟到并被殴打吐血
纸,纸
本报记者朱元祥
孙海达,黑龙江省易安县人,被救后被迫打工五年,住在哥哥家里。本报记者朱元祥
在与家人失去联系的五年里,孙海达90年后的这段时间:每天至少努力工作12个小时,甚至工作两三个晚上;没有一分钱工资,就无法接触外界;你喊不累,也逃不掉。任何时候给他准备的都是主管的拳头、棍子、铁钩。
28岁的孙海达来自黑龙江省易安县。和他一样,还有另外51个男人。他们被四个犯罪团伙控制,被带到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建筑工地、林场和工厂从事体力劳动,直到2018年4月底被警方解救。
2019年1月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系列刑事判决书显示,4个团伙的13名罪犯因犯有强迫劳动罪,被一审法院判处1至6年有期徒刑。在这四起强迫劳动案件的52名受害者中,许多是智障、聋哑、文盲和无家可归者。被欺骗、被拘留、被殴打后,被罪犯控制,失去自由和尊严,多年来不得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近日,本报(www.thepaper.cn)赴黑龙江、辽宁等地采访受害者,探寻事发现场,揭开这些“老奴”的苦楚。
《老奴》:一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有的人累了休息,被打得吐血
周刚,辽宁省法库县人,被迫工作了4年。本报记者朱元祥
孙海达36岁的工人周刚住在距沈阳80公里的法库县。2018年4月回家后,周刚呆在家里,偶尔和父亲一起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他的家人不能忘记他失踪四年后回来的样子: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看起来比他60多岁的父亲还要老。
“我现在哪儿也不敢去。”周刚带着挥之不去的恐惧说道。
在过去的四年里,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和一些工人去黑河市北安粮库“扛麻袋”——卸粮、运粮,在哈尔滨几个工地打拼,在大兴安岭采金银花,在内蒙古盖牛棚、锯木头,还去哈尔滨延寿县、双城区化肥厂。
黑龙江部分强迫劳动案件受害者,曾经在化肥厂打拼。他们不得不爬上一堆十几米高的原料,把一袋袋的肥料原料搬下来。本报记者朱元祥
对于周刚和孙海达来说,黑龙江和内蒙古之间的旅程留下了屈辱和痛苦的记忆。
“天天工作,元旦都没休息。”孙海达说,白天,他们除了每餐半小时,几乎没有休息。他们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或十二点,有时甚至要通宵工作。
孙海达记得,在哈尔滨双城区的化肥厂,他和他的工人连续工作最长的时间是两天两夜。周刚记得,在北安粮库搬运麻袋时,他和一些工人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
孙海达因为工作太辛苦,有一次卸货时没注意到从车上掉下来的铁块。他被送到医院一个多月了。到现在,他的背上有明显的疤痕和沟壑。
超重的体力劳动使工人痛苦不堪。但是大家都不敢反抗——他们怕工头和监工的拳头,也怕他们手里的棍子和铲子。
裁判文书显示,多名受害者证实,工头的监工窦一坤用一种名为“炉钩”的铁制工具殴打工人杨和沈,造成两人受伤流血;刘振华等人控制的工人“老穆”曾被“打得吐血”;从工地逃到养老院的唐锁(化名),被打掉了三颗牙,头上有五六处伤疤,脚上有水泡。
在五年的强迫劳动中,孙海达经常被殴打。他第一次挨打是因为提着一袋粮食几个小时后累得坐在地上休息。工头刘振华冲过去踢他,又踢又骂。孙海达说,几乎每个工地都有人打他,被打的原因是“没干好”。
记得自己第一次被张主管打是因为起床晚了几分钟。在他的印象中,另一个监工王佑,打了一个“老派”人,有一次打得他流鼻血,躺在地上抽搐。
周刚的第一次痉挛是在他在建筑工地上砌砖的时候。他突然摔倒在地上,浑身发抖。后来可能是身体疲惫,精神恐惧疲劳,又受了六次打击。每次工头都会让他休息一两天,他从来不送他去医院。
由于恶劣的环境和过度劳累,许多工人生病了,但没有药物只能变得僵硬。
孙海达和十多名工人在哈尔滨双城化肥厂工作时,住在工厂附近的一所私人房子里。孙海达说,2018年春节前的一天早上,一位20岁的同事在宿舍因病去世。刘振华要求他和几名同事把死者抬进一辆货车,然后把他运走。
和孙海达都证实,在化肥厂工作时,一位名叫王(音)的工人,50多岁,被送往医院治疗,一天后死亡。“我把他抬上车。不知道是生病还是煤烟中毒。”周刚说。
然而,该报发现,刘振华案的刑事判决书中并未提及周刚和孙海达声称的两名工人的死亡。
工作陷阱:“有吃有住的艰苦工作”
当他们离家去寻找“苦役”时,周刚等人没想到会成为“劳动奴隶”。
来自辽宁农村的周刚生活压力很大。2008年,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住院42天后才醒来。“从那以后,他的脑子就有点迟钝了。”她的堂妹告诉报纸,周刚的妻子离开了家,抚养老人和孩子的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除了做农活,他还经常在淡季出去工作。
2014年4月16日,周刚前往沈阳长白劳务市场寻找“苦力”。四年后,他没有回家,也没有联系家人。他的父母动员亲戚朋友四处看看,在电视上播放寻找你的节目。但在那四年里,周刚就像从无到有一样,再也没有音讯。
他被一个“老板”带走了。根据周刚的回忆,他在沈阳长白劳动力市场呆了几天,像其他“站在大岗位上”的农民工一样,在路边等着做苦力。一天,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来到他们中间。后来他才知道“老板”叫刘振华。
“他说工地上有人,有吃有住,一天140元,还有月薪。”周刚提出一年回家两次——他不信任家里的父母和7岁的女儿,刘振华欣然同意。于是,周刚和其他10名农民工随刘振华坐火车去了哈尔滨。他和四个同事被分配到郊区的一个建筑工地。半个月后,他们被刘振华带到黑河市北安的一个粮库。
在哈尔滨人才市场附近的抚顺街,每天都有数百名农民工在等着“辛苦”。刘振华等人来这里“招聘”了不少工人。本报记者朱元祥
在粮库的工地上,周刚遇到了在这里工作了半年的孙海达。孙海达,小8比周刚大,在农场和油压机工作了两年,才被骗来工地。他没有工资,所以他不得不离开去找另一份工作。
孙海达为了另谋高就,在哈尔滨火车站呆了五天。他说当时没钱,只好在车站附近乞讨。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向他搭讪,给他买了盒饭吃,让他“有饭吃,有房住,有工资”去工地上班。孙海达和她一起去了。
没过多久,他就被“调走”给了一个中年人,这个人就是刘振华的“老板”。孙海达被直接带到黑河市北安粮库,和其他工人一起“扛麻袋”。
后来,孙海达和周刚一起搬到了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几个工地,成了“他是我哥哥”。通常有一二十个工人和他们一起工作,都是体力劳动。
这些在一起工作的工人,像大川的周刚和孙海达,都是被劳动力市场、火车站等地的犯罪团伙所欺骗。
比如牙齿被敲碎后逃出来的唐锁,原本在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的一家养老院生活了20多年。2016年3月29日,他从养老院请假去亲戚家,与他失去了联系。庭审中,刘振华供认在加大齐火车站骗走了汤锁。
根据判决文件,共有52名受害者被包括刘振华在内的四个犯罪团伙控制和强迫劳动。
事实上,在他们被带到工地后不久,孙海达和周刚就发现所谓的“辛苦”完全是一场骗局——他们的工资根本没有希望。
在几十名工人中,周刚应该得到最多的“报酬”。他工作努力,开叉车,受到领班刘振华的高度重视。四年,他第一个月领了3000元的工资,然后陆续领了2000元的零花钱。其他工人,有的拿了30元50元,有的拿了几百元,更多的人没拿过钱。
“我已经工作五年了,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孙海达说,“老板”刘振华一开始以各种借口拒绝发工资,后来干脆不解释了。
在这一系列的强迫劳动案件中,52名受害者大多来自东北三省,也有来自江苏、天津等地的,也有智障、聋哑、文盲或无家可归的。比如刘振华一案,19名劳动者中,有3名聋哑人。这些工人被迫工作长达五六年,短则两三个月。周刚和孙海达都证实,和他们一起工作的黑龙江人田海江已经在工地工作了六年。
周刚告诉本报记者,在一起工作的19人中,他和孙海达是“最健康、最清醒的”。孙海达虽然有车祸导致的二级残疾,但几乎是文盲——只读“三个一年级”。
逃避和命运:失去自由和尊严的一天
周刚、孙海达和他们的同事拿不到工资,让他们绝望的是他们失去了自由。
在刘振华等人的控制下,工人们无法与外界保持联系,只能日复一日地工作。很多劳动者想逃跑,但首先要摆脱工头的监视。
被骗的工人到了工地,刘振华会在附近租私房,让十几个工人睡一个房间。他安排张和王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铁门是锁着的,钥匙由他们保管。
工人们工作的时候,刘振华和他的监督人员会在那里监督。工厂的铁门通常是锁着的,工人很难逃离现场。
有一年,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安排工人采集金银花、挖山药。周刚认为他找到了逃跑的机会。
那天,周刚和另一个工人在山里挖野菜。主管没注意的时候,他和工友往山下跑了四十多里。周刚说,当时为了收路费,他提着一袋药材,估计卖300元。他和他的工友们在山脚下卖药时被“举报”。刘振华等人开车过来,把他们带走了。
被带回建筑工地的周刚遭到殴打。他记得张的上司曾经用铁锹打过他,导致他腰伤,长时间疼痛。
大约半年后,在化肥厂工作的周刚再次试图逃跑。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工厂,疯狂地跑着。但是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后面开车的主管抓了回来。
性格比较懦弱的孙海达也逃了一次。当时他在双城的一家化肥厂工作。因为没干好,被刘振华用木棍打了。几天后,他抓住机会,溜出了化肥厂。他跑了大半天,来到哈尔滨市。
当时天快黑了,孙海达又累又渴,正坐在路边休息。后面开车的刘振华发现了他,把他抓了回来。
孙海达说有几个工人成功逃脱,但他“运气不好”。他记得被骗到工地后不久,刘振华等人以“保险”为由,拿走了他和工友们的身份证。每个人都没有身份证,没有钱,只能被推来推去,日复一日重复着三件事:工作,吃饭,睡觉。
刘振华会安排人给工人做饭,但是饭菜很差。孙海达记得米饭可以“填饱”,但是菜不好,几乎都是白菜茄子之类的蔬菜,很难看出肉腥,“跟喂猪一样”。
“一个月吃一次肉,大家都吃一块。”孙海达把拇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小圆圈,划了一下。他说后期一月一餐没有猪肉,两个月换成烤鸭一餐,“两个月一次,两个人一顿”。
刘振华偶尔会给工人带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子,但很少给他们买日用品。孙海达说,那四五年,刘振华只买了两条毛巾,和19个工人共用。每个人都没有牙刷和牙膏,“用水漱口就好”。
这群工人在黑龙江或者内蒙古工作,那里气温很低。但是工人没有热水洗澡。在孙海达的印象中,很多工人好几年没洗澡了。由于卫生条件差,工人生虱子很常见。
孙海达记得,大家都觉得痒痒的,有时候会脱下衣服,拿到煤炉上烤。"一些虱子从衣服上跳到炉子里,吱吱地燃烧起来。"。
有一年,周刚非常痒,他跑到建筑工地附近的一个水库,脱光衣服跳进刺骨的冷水里。他说这是他四年来唯一一次洗澡。
劳务业务:派遣劳动力到施工现场进行强迫劳动,部分工人成为监工
周刚和孙海达的苦难背后,是刘振华等四帮的“劳工生意”。
刘振华,1976年出生,黑龙江省克东县人。他因介绍卖淫和协助组织卖淫被判刑两次。他于2008年出狱。大约从2013年开始,刘振华和别人一起“创业”,强迫工人打工,挣血汗钱。
判决文件显示,2013年至2018年4月,刘振华与他人合作,在哈尔滨劳动力市场、火车站等地以欺骗手段招用工人,并以扣留身份证、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聚集王佑、张等19名受害人,强迫、田海江、孙海达等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工作,拒不支付报酬,从而获得赃款30余万元。
2017年7月至2018年4月,另一团伙主犯李运刚将9名被骗劳动者交给窦义坤,窦义坤强迫其在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打工。其中7人在事发前被马德泰安排到化肥厂工作。本案中,李运刚等人非法获利13万余元。
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被告人辛天武与金、辛广强等人强迫12名被害人劳动,获得赃款30余万元。
2014年至2018年5月,被告人王艳与郝广杰、赵、等强迫12名劳动者从事超负荷体力劳动,并获得赃款10万元以上。
在上述四个团伙中,前三个团伙已经安排工人到哈尔滨双城区的化肥厂,这是周刚、孙海达等人被迫工作的最后一个地点,距离哈尔滨市区约70公里。
沈阳双城区的化肥厂是周刚和孙海达被迫工作的最后一个地方。本报记者朱元祥
2019年1月7日,本报记者来到哈尔滨中哈高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哈高新)。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该私营企业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100万元。据官方网站介绍,该公司是一家集R&D化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化肥企业。
本报记者在工厂看到,一些工人爬上一堆十几米高的原材料,把一袋袋的原材料搬下来,用叉车运到车间加工。这正是周刚和孙海达之前所做的。
中哈高新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12月,化肥厂将劳务承包给了承包商邢。“我们按市场价承包,不欠任何钱。”。
事实上,邢不仅自己带了一些工人来工作,还分别承包了刘振华和马达的部分劳务。“工资发给他们,半个月发一次。”邢说,他是在事发后才得知刘振华和马德泰非法控制工人并不支付工资的。
根据案卷,犯罪团伙有时会根据就业需要,以每人几百元或几千元的价格“买卖”工人。
在强迫劳动者劳动的过程中,这些犯罪团伙限制人身自由是常见的手段。王艳、郝光杰等犯罪团伙曾将十多名劳动者带到宾县、齐齐哈尔的私宅,将其关起来,限制人身自由30多天。、
参与这一系列强迫劳动案件的犯罪团伙都被法院认定为“恶势力”:他们在劳动就业行业形成了邪恶的组织,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劳动力市场、火车站等场所以欺骗手段招用劳动者,以暴力、威胁、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强迫他人劳动,构成强迫劳动罪。
十三名被告,包括主犯刘振华、李运刚、辛天武和王岩,分别被判处一至六年徒刑和罚款。其中,王岩、刘振华、李运刚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四年、三年零六个月。
在这一系列案件中,九名共犯中有四名曾经是强迫工人,后来在工头的胁迫和引诱下成为监工或打手。例如,长春人马静在工作时被机器切掉了小指,两根手指骨折,导致10级残疾。后来他成了王彦雇的主管,经常打同事。
在审判过程中,公诉人指出,马静等人成了主犯的“可悲”帮凶:“我得了伤疤忘了痛。”
回家:52名受害者脱离了痛苦,有些人忘记了自己是谁。
这四个犯罪团伙在黑龙江省的强迫劳动案件浮出水面只是因为一名工人逃跑。
2018年4月底的一个下午,正在工作的孙海达看到几辆警车开进化肥厂工地。一些警察鸣喇叭,要求停止生产,配合调查。
孙海达、周刚等人被奴役,他们终于走到了尽头。
“救”大家的是一个叫沈的工人。沈,52岁,江苏人,和一些工人被工头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2018年3月27日,他逃离化肥厂现场,沿着铁路逃跑。幸好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双堡派出所民警发现。
同年4月24日,经黑龙江省公安厅指定,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查处了这一系列强迫劳动案件,被称为“4月24日强迫劳动案”。随后,一系列强迫劳动案件中的四个团伙的13名成员被绳之以法,他们来自黑龙江和吉林。同年12月初,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四起强迫劳动案件。当月月底,法院陆续做出一审判决。
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人刘振华、王佑、张在哈尔滨铁路运输法院受审。试用视频截图
奴役工人的罪犯受到惩罚。此外,周刚、孙海达等人被迫工作的最后一个建筑工地——中哈高新,在事故发生后停止生产进行调查,现已恢复生产。该公司的投资者张力维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吸取了教训,使用了正规劳动公司的工人。”
但是对于苦难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的。
52名工人被警方解救后,部分智障和聋哑人无法说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警方只好采集指纹和比对DNA来确定身份。此后,一些受害者被家人带回家,一些人通过救援站被送回原籍。
2018年4月26日,失踪4年的周刚回到位于沈阳法库的家中。母亲抱着他痛哭,11岁的女儿却不认识他。父母认为周刚已经死了,当时他们正在为他的女儿申请一张孤儿卡。
周刚的母亲记得,当时回家的周刚衣衫褴褛,身材瘦削,“胡子拉碴,衣冠不整,看上去比他父亲还老”。
周刚的父亲告诉《南华早报》,周刚在回家后出现了三次抽搐,“每次抽上三四个小时,他都会口吐白沫”。据周刚的父亲说,医生认为周刚的大脑受到了刺激,需要慢慢恢复。
2018年5月24日,孙海达被送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义安县救助站,被叔叔接回了农村老家。孙海达已经被强制工作五年了,再加上出去工作前两年,已经七年没有回国了。
在采访中,孙海达和周刚的家人都表示,他们想请律师起诉刘振华等人,追回被克扣了几年的劳动工资。
“太吃亏了。他现在说起这个经常会流泪。”孙海达的嫂子邵朱梅说,当他弟弟回家时,他记不起自己的名字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二十五岁。"。
孙海达告诉本报,“二十五”应该是他这些年在工地的工号。然而,据周刚说,他们没有工作号码。“老板说他不识字,有点傻,就叫他二十五。后来大家都这么叫他。”
2013年至2018年,孙海达在与外界失去联系的五年里几乎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慢慢的,他只记得“二十五”。
日照关注编辑: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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