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从何而来，将往何去？

大家好，我房哥。

关于温州模式的兴亡盛衰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各个角度可以做各种解读，今天哥就从散讲的角度来说说，总共6句话，不一定对，随时恭候大家拍砖吐槽~

第一句话

“温州模式”的历史渊源和“永嘉学派”没啥关系。

”

“温州模式”孕育于温州这一方地域土壤，如果给温州地域商业文明的渊源找一个“靠山”，许多人的答案是“永嘉学派”。

▲瑞安叶氏宗亲建起了叶适纪念馆作为永久纪念。图据温州日报

诞生于宋代的“永嘉学派”，主要是来自温州的一群知识分子（以叶适为代表）的主张，他们反对形而上的理论空谈，强调解决实际问题。

宋代由于纸币（交子）的发明，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这直接促成了有宋一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文明。儒家从来鄙视和忽视商业经营活动，但永嘉学派主张“事功之学”，理论联系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他们提出了“义利兼合”、主张“通商惠工”，这都是着眼于当时社会实际的基本浅显道理。

永嘉学派提出“义利”学说，是宋代发达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使然，而不是因为温州有什么地域商业文明特色的小环境。

如果要问温州为什么会有诞生“永嘉学派”的土壤？我想应该和宋朝温州读书人多、而温州人普遍比较穷有关系。

看叶适出仕前的经历，家里屡遭水灾，漂泊居无定所，半工半读，见多世间冷暖和底层真相。当时的温州读书人，不像“鱼米之乡”的同行那样可以闭门“一心只读圣贤书”。为稻粱谋生计、“晴耕雨读”，才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这样的读书人群体所开创的学派，“务实不务虚”自然是情理中的事。

温州在建国以前的历史上，没有独具地域特色的商业文明记载，也没有历代传承的优良经商传统，所以“温州模式”也就很难和老祖宗特别是“永嘉学派”攀上什么关系。

第二句话

建国后，温州避开了计划体制对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全方位改造，这是“温州模式”萌芽的契机。

”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私有制被消灭，城市企业国有化，农村粮食统销统购，市场绝迹、商人绝迹。商业文明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改造越彻底。国家投入越多的地方，人人靠体制吃公粮。

反倒是温州，地处台海前线，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搞建设有顾忌也有难度。国家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少了，计划体制对传统社会的消解力度也小了很多。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仍然遍布在城镇乡村的毛细血管里。山高皇帝远，力量相对薄弱的政府也管不住担货郎、摆地摊、黑市、走私、投机倒把这些最原始的交易活动。

▲1978年，永嘉联产承包大会现场。图据网络。

交易逐利是人的天性，它不需要文明的教化和文化的土壤，它自然而然可以在心头扎根。

“温州模式”萌芽的契机就是：当其它地方的人们圈养在体制几十年，捧着“铁饭碗”，早已经忘记了市场为何物的时候，地少人多相对贫穷的温州人还要靠自己吃饭，暗地里搞着最原始的交易来补贴家用。

坚冰暗流涌动，

春来新绿萌芽，

遇到星星之火，

可呈燎原之势。

第三句话

1980年代，“温州模式”在云端的日子……

”

“秩序像自然界的气压一样，由秩序高地流向秩序洼地。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刚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的这片大陆，还是一片没有商业秩序的洼地。改革开放拧开隔绝商业的气阀之后，保存着最朴素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带着最初级的商业秩序迅速流向这个洼地的四面八方。”

话说那个什么都短缺的年代，温州人发现只要能搞到货，就能赚钱。于是80年代开始，全国遍地是温州人倒买倒卖的身影。比如桥头镇那些在六七十年代敲着“拨浪鼓”穿村走巷、从事针线纽扣等日用小商品交换的“担货郎”，在80年代搞起了倒腾纽扣的生意，他们只要从外地搞到纽扣一运回温州，就被一抢而空。很快，通过宗族和熟人社会的提携帮带，整个桥头镇都搞起了纽扣。

▲桥头纽扣交易市场演变。图据网络

不久，温州人又发现，与其冒着投机倒把罪（计划价从体制内拿货，市场价出售，利用当时价格双轨制的差价赚钱）的风险，还不如搞几台机器、叫几个人、房前屋后搭个棚自己生产，这又不是啥难事！于是商人们又风风火火搞起了生产，乐清的电器、永嘉的阀门、龙湾的紧固件、瓯海的皮革…

就这样，到1985年温州有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数以万计的销购员奔波全国各地，成就了轰轰烈烈的“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终于横空出世-------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发消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为这则消息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正是这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温州模式”作为新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当年的温州模式有多风光，看看下面这一组数据就知道了----

“1986年9月至10月，由于全国各地到温州考察参观的官员太多，导致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关于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年取得的成就，以张维迎、许小年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普遍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废除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放松了对民间的控制，让民众在市场上自由发挥创造力。而林毅夫则在“有效市场”之外，更强调“有为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

80年代温州模式的风光，似乎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自由派学者的上述观点切中问题的关键。

第四句话

世纪之交，温州在“县域竞争”中全面落后，“温州模式”没有进化出更高版本。

”

1980到1990年代，“温州模式”让温州人取得了搞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温州人的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各地，赚得满钵而归。但是这种先发优势，并没有让温州这座城市在之后的工业化城市化当中保持领先优势。

▲1980年12月11日，温州人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从此拉开了“温州模式”30年发展的序幕。

商业网络的建立靠人，但是商品生产运输和企业经营要依赖土地、交通、基础设施、政商环境等。基于我国工业化初期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轻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低廉的成本。

打着“温州模式”烙印的“小狗经济”、“块状经济”虽然有着产业集中、专业分工精细、配套链完善和规模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但土地成本和物流成本高居全国前列，温州政府作为公共品的提供者，相对长三角兄弟城市，执行力明显较差，加上温州资源禀赋的先天弱势，导致基础设施硬软件方面建设的全面落后。

比如桥头纽扣市场的衰落和义务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温州当时对外交通太差，物流成本太高，不具备发展小商品集散地的核心要素。

这其中，制约企业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土地问题！

90年代后，温州的家庭工业已经完全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扩大生产过程中，因为许多个体私营企业主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厂房，导致城乡结合部村村巷巷有违章、拆也拆不完。

造成温州工业用地供应紧缺无法满足企业需求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温州“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资源禀赋条件不好。

----城市化工业化加速时期，政府规划的前瞻性和实施力度都有问题，城市框架没拉开，往往“铺地毯式”搞建设，螺丝壳里做道场。

----“民强政弱”，政府土地征收整合能力较差，土地征收成本高，供应量和供应速度跟不上。

工业土地资源“僧多粥少”，怎么办？

政府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两个：

01

行政配置：

控制地价，优选企业；

02

市场配置：

拍卖竞买，价高者得。

政府选择了第一种方案，设立准入和筛选门槛，以成本价卖地给企业。这出发点本来没错，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硬约束条件，决定企业筛选的官员自由裁量权很大。在土地供小于求的情况下，企业能否拿到地皮很大程度上往往取决于政商关系，而不是企业本身的好坏和发展潜力。

记得本世纪初的那几年，扶贫开发区（现浙南科技城）政府卖地的价格是18万/亩，南郊工业区30余万/亩，温州近郊的一级市场工业地价普遍在15—40万/亩的区间。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没有价格管制的工业厂房二级市场的转让价格基本在100万以上，有的甚至高达300万/亩。

▲温州扶贫开发区旧貌。图据网络。

这意味着，只要你有本事从政府那里拿到工业地皮，转手的利润率在200%以上，比搞房地产和炒房的利润要高很多。

一、二级市场这个巨大的价差，吸引了许多人挤破头也想从政府那里拿“地皮”，不管自己有用没用，也不管自己能用到多少，反正是拿得越多越好！许多人办厂一辈子，也抵不上炒地皮赚的差价。

投机投资的介入，人为急剧放大了需求，本来供应就紧张的工业用地，让许多有急迫发展需要的企业更加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用地资源错配严重，炒地皮之风盛行，也埋下了之后温州制造业进一步“脱实向虚”的祸根。

没有办法企业只好另谋出路。彼时长三角许多兄弟城市，不缺土地资源，地价便宜、招商条件优厚、政府执行力度强，各种硬软件基础设施条件都要优于温州……

于是温州优秀企业成规模外流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就在不久前，大名鼎鼎的飞科电器上市了，300多亿的市值仅次于正泰，关于这家生于温州长于温州的企业为啥搬去上海，江湖上流行的传说就是飞科老板李**为了企业扩大生产拿地皮的事儿，不想受窝囊气而出走。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指出，中国各地地方政府，作为行使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通过掌握出售土地、税收优惠，以此招商引资，争抢企业在本地入驻，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充分的竞争关系，正是这种富有效率的竞争关系，促使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

地方政府通过统征统售来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当然有其诸多的弊端。征地，是带有强制性质的集中交易模式，它无法满足每个被征地人的效用偏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这种高效的集中交易模式，强行克服了私人所有制带来的外部性，让这一轮城市化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如果一个地方先天的资源禀赋处于劣势，又没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无疑会在这场“县域竞争”中败下阵来。80年代政府放松管制“无为而治”是优势，到了90年代后，激烈的“县域竞争”则更需要“有为政府”。

自由派学者对中国的问题往往无法对症下药，是因为在这样的转型和发展阶段，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博弈，制度有其内生性的演变逻辑，不可能存在一个现成的、完美的、成熟的环境，去镶嵌一个自由纯粹的市场，让它在一夜间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第五句话

“温州模式”与生俱来的宿命：成也投机、败也投机。

”

投机是指利用市场的价差进行买卖从中获利的行为。投机也分好的投机和坏的投机：

----稳定性投机在价格低谷买入（市场供大于求时），在价格高峰卖出（供小于求时），投机者在赚取差价的同时，把商品从边际效用低的时间或空间点搬运到边际效用高的时空点，起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也熨平了市场价格的波动。

----相反，比如房产类的投机由于存在特有的市场失灵现象，投机者常常追涨杀跌，导致市场价格大涨大跌，最终甚至以崩盘为结局。

“温州模式”正是以投机起势，因为做的是“稳定性投机”，利人终究利己，才成就了1980年代的辉煌。

但是，以 “投机”起家、从产品短缺年代积累的赚钱经历，让没有多少墨水的第一代温州有钱人固化在原有的思维体系中，“家族企业”形成代际锁定，导致后来的转型升级步履艰辛。

2008年前后，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进入瓶颈阶段，“刘易斯拐点”隐隐显现，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温州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之后的美国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资本逐利，从无利可图的实体制造业大量流向房地产等领域。而温州商人基于“投机起家”的历史优良传统，更是乘着“四万亿”的东风，利用各种融资平台，炒煤炒矿炒地炒房，在资产泡沫的盛宴中狂舞……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第六句话

大拆大建，“温州模式”切换成完全不同的新版本。

”

从这两年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温州的经济基本走出了“金融风波”的阴影，被查封资产的拍卖潮已经结束，常住人口在经历几年的净流出之后，在2016年出现一定的回流现象。

但温州目前还没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工业化城市化都已近尾声。

更让人担忧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对专业分工和资源再分配的深远影响，将加速促成未来不同城市“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局面！温州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制造业城市，很难摆脱“被虹吸”的命运。

在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政府想用“强力之手”扭转局面，大拆大整势如破竹地推进，温州模式已经切换成面目完全不同的新版本，一直以来温州“政府无为”的短板，这回要被“大建大美”扔到九霄云外。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经济增长乏力而政府掌握越来越多资源配置主导权的当下，更须要防范“有为政府”变成“乱为政府”。

值此万众一心之际，哥不愿多泼冷水扫兴，毕竟未来充满各种想象，比如有个传说：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地步，就有可能发生“企业办在北上广、生活在温州”的“去地域化”现象，到那时，好山好水好环境好气候会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