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如何解决校园欺凌问题,但此类事件似乎从未停止过。近日,四川彭州、山东临清发生校园霸凌事件。霸凌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对霸凌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双方达成谅解。但是如果没有霸凌视频或者视频没有曝光,学校霸凌事件会得到解决吗?受害者面临什么样的情况?

“我遇到学校欺负人的事情,跟班主任说了,但是班主任并没有打算真的惩罚他们,只是说我可以给个大分。对那些人没用。我该怎么惩罚他们?如果不合理,请给我一个合理的惩罚。

“惩罚”这个词让倪安微在看这个微信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写微信的只是一个初一的女生,字里行间却有愤怒甚至绝望。”北京许多学校的校外心理学家倪安微向《法制日报》记者解释了这一点。

倪安微处理过很多校园欺凌事件。她总结了这两个问题:

一些教育工作者不愿意对学生的身体或精神伤害做出判断,而只是以“没有国家标准”作为回应。俗话说,浑;

即使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伤害,但长大后还是选择了遗忘或者淡忘,用沉默来掩饰痛苦。

无论是目击者还是相关业内人士都对记者做出了这样的声明:“对学校欺凌的漠视,是比欺凌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不被重视”的莫莫

我在食堂门口被20个人打了,学校处理的结果是停课几个学生。最让她感到无力的一句话,是一个学校领导说的——“他们为什么不打别人,但一定要打你”?

“这可能也是大多数老师的心理。这也是大多数被欺负的学生最无奈最无力的一句话。”这个“她”就是倪安微。正因为如此,她也更加关注那些遭遇学校欺凌的孩子。

对于我过去的经历,倪安微是这样描述的:拳打脚踢,起侮辱性的绰号,对几乎所有人说我的坏话,“各种不好听的话,甚至有人掀我的裙子,男生女生。虽然做这种事的大部分都是男生,但是女生渐渐忽略了我,因为施暴者中有女生。

“老师的态度是那种‘他们怎么不欺负别人欺负你’,让我从自己身上多找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倪安微开始自虐。“可笑的是,我妈因为怕父母发现,直到两年后才知道我在自虐。”。但我当时已经习惯了扭曲的生活,成绩也比较理想,所以第一反应就是不要虐待自己,于是被教训了一顿。

倪安微撞墙自虐。

之后,倪安微在选拔三好学生的时候被打败了,她的老师很不解——“为什么她没有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倪安微很“淡定”,“因为我的同学都习惯了肇事者对我的评价”。

“现在人们问我,‘你在校园里暴力过吗?完全看不出来。我一般都是微笑着路过。表面上可以说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心里自然有阴影,很大的阴影。“倪安微说,他选择心理学专业的原因是他也希望能够自愈。

在倪接触的校园霸凌事件中,很多被欺负的人都觉得自己“不被重视”,甚至遭遇“极端莫莫”。

在倪的帮助下,记者通过微信视频认识了曾经的恶霸小玲。

“我被同桌欺负过。后来我跟我爸妈说了这件事,我爸妈跟我老师谈过,但是班主任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学生欺负我,毕竟她没见过。在父母的坚持下,班主任找我谈话,问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跟她说,希望我能一个人坐着,不要有同桌,希望她能警告同学不要欺负我。”小玲说:“我记得当时班主任很惊讶。她说你同桌是班上脾气最好最小的男生。他会欺负你吗?我直截了当地说“是”,但她最终没有改变我的立场。结果同桌男生愈演愈烈。”

小玲没有停止求助。她的方式是“既然老师看不到我被欺负,我就让老师看到我”。每次被欺负她都会哭着跑去办公室。只要别人对她有过分的表现,她就会让父母找老师,老师就去校长办公室。

“我不服气,我为什么要被欺负?我没做错什么。”在小玲的坚持下,事情有所好转。“但老师们都认为我有很多事要做,但没关系。我不会和老师过一辈子,所以他们怎么看我都无所谓。在无数的日子里,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回到童年。我想对着我的恶霸扔椅子,对着我的老师骂人,给教育局写匿名信。我知道我心里的伤口还没有愈合,可能已经结痂了,但是伤疤还在,有时候一件不经意的事情就会撕裂伤口,让我陷入之前的痛苦。

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小玲的眉头已经锁死了。

“天地之差”的结果

在记者的走访中,除了少数严重事件外,很多时候,校园霸凌都达不到违法犯罪的标准。

倪安微说,例如,在一个班里,几个有魅力的孩子联合起来禁止其他学生与李同学交往。这些孩子犯法了吗?让我们用一个丑陋的昵称来称呼李同学。这些孩子有没有犯罪?每个人都偷偷撕毁了李同学的作业和课本,让李同学很难反驳,甚至被老师骂。这些孩子违法犯罪了吗?每个人都在李同学的衣服上画乌龟,传播关于李同学的愚蠢谣言,画李同学的丑陋漫画。这些孩子犯法了吗?

答案显然是“不”。然而,这些都是倪安微接触过的被欺负的人的真实经历。

“虽然这一切会让李同学痛苦,生不如死,感觉就像生活在一个没有支撑的地狱里,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孩子犯了错误。校长和老师的态度也不止一个,但可以忽略。只是防止孩子在学校跳楼自杀。”倪安微分析道,“结果那些被宠坏的熊海子越来越无所畏惧。他们会觉得反正没人管。撕毁李同学的教科书没关系,孤立地嘲笑李同学没关系,往李同学的杯子里扔粉笔也没关系。然后,带李同学出去吃饭,让她吃泥巴和头发。大概没关系。”

如果回应不是MoMo而是关心呢?结果可能很不一样。

“他们随意撕我的作业本,围拢过来,做出向我扔凳子的动作,只希望听到我恐惧的尖叫。我用衣服擦他们踩过的脏东西,甚至放学后叫我打我,所以每次放学回家都要担心自行车...太可怕了。”目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陈然,在回忆中学时遇到的校园欺凌事件时,一直很淡定。

在陈然看来,这种来自顽童的恶意是最恐怖的,因为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戏谑,什么是残忍。“我当时觉得自己不可能幸福,因为我知道即使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父母和老师,他们能给的也只是警告和一些没用的惩罚。这些结果只让欺负我的同学对我的伤害更大。当我面对人格尊严的伤害时,我能做的只有等待。我想过用刀和他们搏斗,但我很清楚,我的人生真的会毁了;我确实割腕自杀了,但是后来挠了几下就放弃了。

幸好陈然遇到了好老师。“那时候我还没有心思学习,理科可以说是极差。在很注重升学率的学校里,我应该是被抛弃了,但是老师没有忽视我。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先找到那些同学的家长,告诉他们事情的严重性,并给他们警告。然后我被调到学习委员,开始管理班上的一些事情,这让我在那些学生面前觉得老师很信任我,他们对我的态度开始慢慢改变。”。

两年后,陈然就要毕业当老师了。“我会尽力成为一名好老师。我会像以前的班主任一样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说点听起来官方的——拒绝校园暴力,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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