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曾经是陆军第41军158医院的护士。
1969年12月,16岁生日过后,我穿上军装,进入军营,开始军旅生涯,直到退休。
我是一个非常想家的人。当时没有条件打电话,只能写信。我每周给父母写一封信,也收到父母的来信。
就在我还在想着自己的家和下一次家访的时候,12月13日,我们医院接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要成立外地办事处。
军令如山,刻不容缓。部队要打了!1978年12月14日,野外站成立,成员健壮。首选人群多为尚未结婚的单身男女。我自然被列入第一批成员名单。
野战研究所成立后,召开了组织动员、思想动员、讨论发言、情况汇报等各种会议,使大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思想到认识的高度统一,增强了积极参战的信心和决心。
1978年12月16日,医院接到上级指示,我们野外站随时准备出发。
那天晚上,行动开始了。这是一片追逐月夜的乌云,冬夜的寒风特别刺骨。
医院的大操场上,十多辆解放牌卡车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两侧。我们现场办公室的所有成员都精力充沛,服从命令,准备出发。
操场周围都是来给我们送行的同事、家人、孩子,还有能在医院走路的病人。
12月17日零时,我们的车队停在柳州的一个路口,等待即将到来的大部队。
戴着我们从未接触过的防毒面具,我们的女兵被眼前的情况逗乐了!
凌晨3点,伴随着车轮强大的滚动声从远及近冲破寂静的黑夜,我们的车队跟随41军部、府、后方,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向广西南部推进,正式拉开了中国军队“两个调头”行动的序幕。
02
我们野外站的84人中,有40多人是未婚女姓。
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谈恋爱,很多人都计划在1979年过年的时候结婚。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工作生活多年的医院,踏上了通往边境的道路,走向了热血沸腾的战场。
没有人能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
一路上的颠簸,车内漫长的平淡时光,让我们感到焦躁不安。
根据具体情况,部队要有计划地安排必要的休息,但每次午睡时间只有5分钟左右,最多不超过10分钟。
对于我们女兵来说,最难的是解决个人紧急问题。
在短暂休息的路上,部队在释放自然召唤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规定男的在车前,女的在车后。
但指挥官没想到的是,每辆车上都有男人和女人。下车后,男人和女人会见面,让每个人都很尴尬。
后来上级把规定改成男左女右,结果又出现了新问题。队伍右侧倒车时,女战士离车太近;当车队左侧倒车时,右侧往往是开阔地带。
在蜿蜒的道路上,到处都是长长的队伍和军队。
在休息的时候,士兵们分散在山里。对于我们来说,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地方来隐藏自己的羞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左顾右盼,前面管不了。
大部队不等人的时候,车队被说服就动,女兵真的很难。
03
经过三天两夜,我们于12月19日下午16: 15到达靖西县。
我们的场站被安排在靖西县的工会研究所驻扎。
县工会,坐落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和传统的居民楼没有太大区别。
1979年1月14日,上级又下命令,要求158医院紧急成立另一个野战救护中心,命名为二院。
这样我们原来的外地办事处自然就叫一个。
两家医院都是82人,所以我们158家医院有近170人。
和我们研究所不同的是,它的成员大多是有家室的人。
二院成立不久,他们就踏上了征途,直奔一个叫莉莉的边境小镇。
在第四十一军调查部,有一个参谋叫卢。他的未婚妻是郭一菲,我们158医院的护士,她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战前,鲁的参谋曾多次率领侦察队,化装调查敌人在边境地区的情况。
因为他对我们医院的人很好,每次走之前都会来我们家和我们握手。
在他的第七次探险中,他再次来到我们这里。
这一次,他伪装成当地的农民。
他穿着粗糙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一张黝黑的脸和浓密的胡子,这让我们几乎认不出他。
在这次探险中,他的队员不幸踩到了越南军队在边境埋设的地雷。
为了保护他的战友,他在轰炸中受了重伤。
04
“卢被地雷炸伤”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研究所,我们都感到震惊。
当我们看着被推出手术室的鲁的工作人员,他的脸上布满了创伤和严重烧伤的皮肤,他的左小腿沾满了血纱布和绷带,我们的心非常沉重。
我们无法相信眼前的场景是真的。一个男人怎么会这样回来?
在这次创伤中,鲁的右眼完全失明,左手掌被炸掉。
当时,陆的工作人员的未婚妻郭奕飞正在江西九江的一家医院实习。因此,我们的战友对她隐瞒了鲁受重伤的消息。
2月15日接到上级指示,命令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精干的一线作业应急小组,跟随一线作业。
我是这个小团队的一员。
战争就在眼前。我们紧张有序地备战,人员、车辆、器械、药品全部到位。
运营团队有三辆大车。
一个装有奶粉、蛋黄粉和备用的伤员床板,还有一套新的烈士军装和一个装烈士遗体的深绿色塑料袋。
另外两辆车上装载着各种手术器械和药物,以及压缩饼干、水果罐头、肉类罐头和队员的个人物品。
真的要打仗了。这对于从小没吃过苦,从小生活环境优越的女兵来说,是无法形容的。
尤其是看到楼的工作人员流血受伤后,我们真的很震惊。
临行前,我偷偷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我牺牲了,请设法把我的遗体运回祖国。”
写完后,我把纸条折叠成一个小三角形,塞进制服口袋。
这张小纸条在越南日夜陪伴着我。
到目前为止,我还保留着。
05
女兵们很开心,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2月16日早上5: 30,我们出发了。
途中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车队要从这里分开。
我们手术组的三辆车会往念经方向开。
屋内其他车辆应转入另一个路口,向北斗方向行驶。
同志们正要分手。这时,大家都跳下车,握手,拥抱,敬礼。
2月18日,我们面前总有一个地方,车辆的噪音不断上升。由于某种原因,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停在泥泞的土路上。
经过询问,我意识到前面的路被堵住了。
因为这条路是战前用推土机推出来的,本身没有坚实的路基,下了几场雨,被各种坦克、装甲车、炮艇、弹药车、运兵车反复碾压,不堪重负的道路彻底坍塌。
2月19日,前面的路还没有开通。
穿插的部队已经上去了,前面的士兵一直在冲锋,但是后续的增援和弹药物资却运不上来。这是生命线!
你看看滞留在路上的士兵,他们的补给都成了问题。除了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士兵们开始喝裂缝中或石头根部下的雨水。
前方有战争,士兵在流血,奄奄一息,我们却只能原地踏步,无奈的心情真的很难受。
尽管时间很紧,主任还是来看我们了。
2月24日凌晨4点30分,我们收拾好行囊,拆除帐篷,离开念经,跟随穿插部队,开始向越南高平纵深推进。
06
毫无疑问,战争是残酷的。战场上,尸体的恶臭不时飘散。
有狗、牛、马、猪等。
有些尸体腐烂程度很高,甚至爬满了蛆。
腐尸气,随着我们的呼吸,直入肺部深处,甚至让我们感觉腐尸气正在通过我们的毛孔,渗透到体内,直到进入血液。
恶臭让我们连续三天感到浮肿和反胃。
眼前的一切,青山不再美,田野不再生机勃勃。
在我们的心里,有着前所未见的阵阵恐惧和悲伤。
烈士遗体基本完整的,就装上,运回国内;如果已经被炸飞或者高度腐烂,难以捡拾的话就就地焚化,然后再将一些骨灰包裹起来带回祖国。
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从越南撤军。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2月24日9点15分起,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去了越南,说是跟随部队前面的指挥官。然而,我们从未在军队面前见过指挥官,也看不到前线办公室的内部。我们只能看到无头无尾的浩浩荡荡的车队,伴随着我们自己搭建的简陋窝棚。
在窝棚里,我们能做的只有每天偷听收音机;在窝棚外,我们能看到的是战斗后的血腥痕迹。
我们每天谈论的是我们会不会死在越南。会不会被越南人俘虏?非要拔枪自杀怎么办?
还是关键时刻大家挤在一起吹响手雷之类的。
这十天来,每天都忍不住去感受军用口袋里的小纸条。
幸运的是,我们都活着。
07
3月9日,我们跟随军队,再次行动。
早上八点半,我们带着大部队出发;9点48分,我们经过了河安县;10点35分,我们经过高平市;13: 30,我们到了茶陵。
3月14日9点05分,我们带着大部队从龙港进入,18天后回到了我亲爱的祖国。
在我们出国的18天里,我们的外科团队没有接到任何伤员任务。一群年轻的未婚中国女兵穿着在潮湿寒冷的环境中从未改变的制服,没有洗漱、穿衣、洗澡、刷牙,也没有任何生理周期卫生的保护,从而在漫长的一天又一天中挣扎求生。
在这18天里,我们虽然没有像广大一线指挥员那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在炮火下冲锋,在地面作战。
然而,我们大多数在军营中快乐成长的娇娇妇女,实际上感受到了战场上血与火、生与死的残酷场面,并明白战争给人们身心带来的创伤可能一辈子也无法愈合。
我们看到了战争中对生命的漠视,听到了伤员的无助,感受到了亲人失去血肉的痛苦。
这些都将是我此生永远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
我们在战场上有过很多很多的经历。也许我会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慢慢的揭示出来。
但在先天的优雅、含蓄的思考和天性下,我们女性更喜欢把一切都放在肚子里,这可能就是“十月怀胎,一次分娩”的原因吧!
用女性敏感的眼神看战场,用女性细腻的感情欣赏战争,用女性的心灵搅动残酷的目光。我们可以使用的传统语言和词汇似乎总是很弱。
女兵们看到一只一动不动的蟑螂,吓得大叫、跳、流泪。但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日子里,我们都坚强地活了下来,走到了一场跨国大战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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