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请问全国叫郝文的有多少

你好郝文，名字查询系统显示，全国 郝文 同名同姓者共3552人，名字很好，重名者相对较多，详细省份地址以及性别无法查询，（网络数据不保证%100准确.希望楼主能够理解）如果满意还望楼主及时采纳，谢谢。

龚建平到底怎么死的

龚建平，生于1960年，死于2004年。因为从小喜欢足球，成年后成为一名裁判，他最终以戴罪之身，死在保外就医期间。作为中国唯一因受贿获刑的足球裁判，龚建平至死，也未能改变自己曾是黑哨的事实。当然，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其他事实：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老师、好朋友，甚至在不少人看来，他是个好人。
2001年12月，绿城、吉利两家俱乐部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封绿城收到的匿名忏悔信，署名是“还有良知的裁判”，还随信退还了4万元人民币的贿款。
2002年1月15日，上海电视台公布了所谓的涉嫌黑哨8人名单：张建军、龚建平、孙葆洁、陈国强、郝文、张宝华、吴志东、周伟新，但据称真正的名单在新华社和央视手中。
2002月3月15日，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看守所。几天后，绿城老板宋卫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证实，写信退钱的正是龚建平。
2002年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
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判决书中写道：2000年至2001年，龚建平在担任甲A、甲B联赛主裁判期间，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
2003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龚建平的上诉，维持原判。
2003年10月，龚建平因病获准保外就医，在家接受医治疗。
2004年7月11日，龚建平因患血癌并感染肺炎医治无效在北京304医院去世。
2004年7月13日，龚建平病故之后的第三天，数百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其中除了妻女、亲人、好友，还有他在首都体育学院、石油学院附中的学生。
从龚建平事发，到两年后辞世，再到五年过后的今天，他的悲剧，仍然是很多人不愿触碰的话题，几乎每个接近龚建平人都欲言又止，其中包括他的妻子索玉华。
七年前，宋卫平还是个意气风发、舍得一身剐要把黑哨拉下马的反黑斗士，现在，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这名行贿者，坐拥浙江省规模、产值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他这次没有回复网易的短信，杭州的同行说，最近几年宋卫平非常低调，对扫黑一事只字不提。
七年前，陈培德还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他曾指着央视的镜头说：“那些收黑钱的裁判，我看到你们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位退休的老人还是中国最富正义感的厅级干部。但现在，陈培德在短信中告诉网易：“我不想再说了，我想说的话，都写在《该我说了》这本书里，需要的话可以寄一本给你。”
七年前，45岁的杨明走在打假反黑的最前端。如今只能在足球之外的赛事中，才可能找他的身影。接到网易的电话时，杨明很纳闷：“反黑？龚建平？你怎么会想起来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呢？”随后听到解释，龚建平一案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应有特殊意义，杨明同意这一看法，接受了晚辈的采访。
有一种观点是，龚建平就是让宋卫平、陈培德、杨明这些人给送进监狱的。
“我和龚建平有过一次面谈，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杨明告诉网易，“内心对他始终有一点怜悯和同情，得知他的死讯时，觉得很意外、很可惜，他再怎么做过错事，也不该连重新做人的机会也没有。”对于整个扫黑行动，杨明的看法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其中龚建平成为“彻头彻尾的一个悲剧”。杨明说：“七年过后，我现在一想起这件事来，心里总是觉得不轻松、不满意。”
据杨明回忆，他在杭州出差时，主动联系了龚建平，一开始对方拒绝了采访，态度带有一些敌意。但因为可以杨明也是运动员出身，后来到北师大读书，他的一些队友和同学和龚建平不仅有来往，关系还处得不错。“可以说，我算是龚建平朋友的朋友。”后来，龚建平通过朋友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主动给杨明打了一个电话，很热情地说：“哥们儿，原来你也认识谁谁谁呀，咱们都北京的，有什么都好说呀……”随后就约了先到人民大学校门口，见面后再找地方聊。“这个电话来得突然，我想我不能不去。当时我爱人还挺担心，叮嘱我保持手机开机，她自己又另外打了一辆车跟着。”
到了人大门口，杨明的那位朋友和龚建平都在，三人就近找了一个小歌厅，要了间包厢，点了茶水，坐着聊了很久。那次接触中，龚建平没有承认自己吹黑哨，还说自己现在说不清楚，但是以后肯定有地方可以说清楚。那次会面，龚建平主要回忆自己的裁判生涯，觉得自己很不容易，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还想起年轻时，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北京的东边骑到西边，到处吹比赛，冬天冻得直哆嗦……龚建平最后还说：“你可以把我吹过的所有比赛录像拿出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偏袒谁？可以找专家、媒体一块来分析。”
杨明说，他当时就比较同情龚建平，后来也是。“他是有罪，他自己承认了两个赛季一共受贿37万元。但他罪不当死，而且死于外界过大的压力、以及内心极大的委屈，他是在内外交困中死去的。”
在扫黑行动难以为继的时候，杨明以公民的身份，带着自己收集的材料来到了北京市检查院，这一次他才了解到，贪污案件的审理是非常严谨的，行受贿双方的证词必须完整，双方说的话得严丝合缝地对起来，“对不上的话，罪名就不成立”。
在杨明看来，龚建平是一个既可悲，又可怜的人物。可悲的是，在那个大环境里，裁判员要做到洁身自好太难了，他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没有龚建平，还会有王建平、李建平、张建平；可怜的是，龚建平收受贿赂时，并没有第三人在场，他没给中间人写过收条，但正因为他有悔改之心，他才自己承认了受贿的事实。“不承认还只能放了他，”杨明说，“他是栽在自己手里。”
杨明说，最让他感到悲凉、难过的是，这件事可能让很多人记住了八个字：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打假扫黑是对事不对人的，如果花最小的代价，抓住了一个黑哨，就威摄了所有的裁判，这我也能理解，”他说，“可最怕的是可能起反作用，会让有的人觉得，你看他交代了吧，傻了吧，拒不交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据杨明透露，龚建平是因涉嫌“企业人员受贿”被抓捕的，但最后以“受贿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企业人员”这个前缀的省略，也就意味着裁判的身份被定性为“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改变使他的刑期从五年变为十年，增加了整整一倍。原因可能是司法部门的“重视和严厉”。
如果说认错的勇气就能毁了自己，一个向善的念头会让人陷身囹圄，那么，还有人愿意认错吗？这可能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如果说龚为全体黑哨和腐败官员当了替罪羊，那么他自己受贿的事实是否就可以忽略了呢？这应该不是法律所考虑的问题，而是人心在挣扎。
如果说龚生前饱受指责，死后却换得同情，这种感情倾向的截然对立又说明了什么呢？仅仅是尊重逝者吗？仅仅是同情逝者的家属吗？很多人对此无语。
如果说，龚生前认错的勇气，是出于内心的良知，那么在狱中积郁成疾的日子里，良心又是否容许他悔恨不该认罪呢？无人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