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生方会后悔?王安石是这么说的。“尽我的意思,但做不到的人可以不后悔。(莎士比亚)。



隐居金陵大概有七八年了吧。

自从离开朝堂,没有了无休止的争斗,山间的日子过得尤其慢。

每日骑着驴看看景、看看云,有时和老农谈谈,闲云野鹤般的日子,看起来很令人艳羡。

有时,连王安石也觉得自己已经万般皆放下了。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但近来听到几个消息,还是免不了怔了怔。

听说,子固(曾巩,字子固)死了。

他们曾是最好的朋友,年少相识。后来,子固入了欧阳修门下,把他也推荐给了欧阳修,成了他们小有名气的开始。

可是,等他当上了宰相,推行新法,子固不顾几十年的交情,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两人自此疏远。

听说,司马十二(司马光,排行十二)终于快要修完他的史书。

他们曾互引对方为平生知己,经常相约谈心,抵足而眠。

可是,也是从推行新法开始,两人势同水火。司马十二宁愿回家修史,也不愿与他同朝为官。

听说,苏子瞻(苏轼,字子瞻)要离开黄州了。

虽说他不杀伯仁,伯仁当初却差点因他而死,新党炮制的“乌台诗案”,让这个大才子吃尽了苦头。

新上任的地方要经过金陵,“眼中无一不是好人”的苏子瞻会过来看他这个失势的老头吗?

听说,新法又被废了一条。

百姓们欢呼地像在过节。

……

从金陵城传出的消息很多,只是他多是听别人说,自己很少从城里过。

他的弟弟王安礼是金陵太守,曾经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也在新法推行后变成了见面就吵,还是不见的好。

王安石感觉自己真的老了。

曾经说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时,是何等的绝决?

而今,竟也逃不过回忆从前,开始反思“是不是真的错了”。


坚持自己的选择,错了吗?

庆历二年(1042年),21岁的王安石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而他本来是第一名。

因卷子里有句“孺子其朋”,让三十多岁的皇帝(宋仁宗)觉得这是大人对小孩说话的口气而不爽,便被调换了名次。

当时,第二、三名有职务在身,不能调;第四名杨寘(zhì)恰巧一路考来都是第一,很有锦鲤潜质,于是被钦定第一,皆大欢喜。

王安石倒也没有在意,他更在乎的是他拿到了进入朝堂的通行证,终于可以开始逐步推进自己的梦想了。

他要变法革新,让大宋国富民强,让大宋再不受辽国和西夏的掣肘,恢复到汉唐旧貌,或许还能实现传说中的“尧舜之治”。

可没多久,他就意识到,仁宗可能更愿意维持原样,京城也没有他的用武之地。

当时天下承平日久,利益盘根错节,内里虽已“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让国家不堪重负、财政紧张,但只要不挑破,依然可以维持表面繁荣的假象。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为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庆历三年(1043年)发起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

结果阻力重重,一年多点就草草收场,范仲淹、欧阳修们被贬出京。

| 庆历六年,范仲淹写下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


还是官场新人的王安石,默默围观了整个过程。

“君非不明,臣非不贤,惜乎未得良机也。”

有仁宗这样的明君,有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名臣,还是被迫妥协的结果。

既然时机未到,不如在地方上做些实事,积累工作经验。

此后,王安石连续当了16年的地方官,多次推辞回京的征召。

其中有次还是到皇帝身边修《起居注》,然而成为天子近臣的这个机会,被他推辞了七八次,还躲到茅厕过。



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

因政绩突出和一次次的拒绝而名满天下的他,最终被留下。

知制诰,起草诏令;三司度支判官,审查京城刑狱案件。

自觉不再人微言轻的他,终于有了底气给仁宗皇帝上了封《万言书》。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

大宋问题多多。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财用足。”

应该如此如此。

仁宗看了后,只是笑了笑,没有答复。

王安石心灰意冷。

既然不得圣意,那就等着再一次的机会吧。

1063年,仁宗驾崩,同年王安石的母亲也去世。

继任的英宗,身体不好,曹太后垂帘听政。

很明显,英宗绝非他的同路人。

于是英宗一朝,王安石借为母守孝,隐居乡间,授徒讲学,未踏入京城一步。

四年后,英宗病逝,神宗即位。

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年帝王,一即位就迅速征求了诸位重臣的意见,表明了振兴大宋的决心。

但朝中大臣却不以为然,觉得安稳才是第一位。

受挫的神宗,就这样想起了王安石,二人目标一致一拍即合。

1069年,48岁的王安石入朝任参知政事(有实权的副相),正式主持变法。

那些他酝酿已久的想法,迅速变成一条条法案。

青苗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官府借钱,利息少,不用怕高利贷了;均输法:改革死板的实物赋税,歉收的地方收钱,丰收的地方收实物;市易法:由国家出面,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衡物价;免役法:不愿服差役的人,交钱就可以免役;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好坏收田赋;……


王安石以为,这样百姓可以得到实惠,国家也能增加收入。

可是,新法一公布,收获的却是满朝反对之声。

韩琦、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富弼、苏轼、曾巩……还有他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这么说吧,这个时期属得着的文人名士,就没几个支持的。

这些人,不怕被贬,不怕免官,一根筋地跟他对打擂台。

看着一个个同僚、朋友、兄弟站在他的对面,王安石没有丝毫地动摇,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时间会给他证明。

反对他的人却认为,疾风骤雨式的改革很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神宗和王安石已完全听不进其他意见。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到最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名臣儒吏们或自请或被贬,集体退出朝堂。

但新法还是得有人去执行,于是,给了一些小人上位的机会。



做人,一定要八面玲珑吗?

王安石知道,自己并不是个讨喜的人。

初入官场时,他在韩琦手下任职。

当时韩琦被贬出朝,任扬州知州,王安石为扬州签判。

两代名相能以这样的缘份相交,按理说,该成就一段佳话。

他们两个却相处的不那么愉快。

王安石这人喜欢读书,还经常通宵达旦地读。通宵的结果大家都知道,第二天肯定不能神采奕奕。

再加上为了上班不迟到,王安石很多时候脸也不洗、头也不梳就跑衙门去了。

韩琦见他如此神貌,就断定他纵情声色,从不给好脸色。

有一次,直接告诫王安石,年轻人还是上进点好。

王安石见上司这样直接武断下结论,脾气也上来了,毫不解释,只回一句“知道了”,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他从不把时间浪费在征求别人的认可上,别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被攻击最狠的一次,是变法初期老苏(苏辙父亲苏洵)一篇文章的广传于世。(也有人说是保守派为反对新法,假托苏洵之名)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


《辩奸论》洋洋洒洒数百言,以他不通人情为攻击点,将他比作是竖刁、易牙、开方这样的奸佞小人。

(这三人为讨好齐桓公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自宫、一个杀自己亲儿子、一个连自己国家的王位都不要,最后祸乱齐国)

确实,王安石是个连吃饭、洗澡都觉得浪费时间的人。

吃东西只求温饱,不谈喜好。一次他吃多了鹿肉,仆人以为终于发现他有喜欢吃的了。结果夫人说:下次把鹿肉放远点,你再看看。

果不其然,王安石只是把手边的菜吃完,鹿肉碰都没碰。

至于个人卫生问题,王安石是有名的邋遢。《宋史》明文记载:“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不换衣服不洗脸,洗澡的次数更是少之又少。就算是被迫洗了,如果没人准备好干净衣服,他还是会穿着脏衣服。

一心只为搞事业,甚至放弃生活,这样的人确实比较容易成功。

但王安石好像还是忘了,这世道是由人创造的,我们都是社会人。



可是,他是真的不近人情吗?

为三司判官时,开封府有一个小伙因自己心爱的鹌鹑被同伴抢,继而怒火中烧猛踢了同伴几脚,不料正中要害,对方当场死亡。

开封府尹受理此案,判杀人偿命。

王安石据理力争,认为这属于正当防卫,一直与人争执到宋仁宗面前,无奈最后还是被认定是错的一方。

按照惯例,王安石需要向开封府赔礼道歉,但他就是不认“这壶酒钱”,也不承认自己有错,皇帝也无可奈何。

王安石的妻子吴氏,曾私下替王安石买了一个貌美而又善解人意的小妾。

但当他知道这小妾是因为家有变故,被用来抵债卖掉的。

当天就命人将其前夫找到,还让小妾随人回去了。

王安石独子王雱(pāng),年少时就是有名的神童,仕途也是一帆风顺,但随着新法的开展,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攻讦,还是不免让他有些敏感而又患得患失。

在家里就是和妻子庞氏争吵不休,有时甚至怀疑自己的儿子都不是亲生的。庞氏苦不堪言。

见如此,王安石便作主让两人和离,还亲自给庞氏选了个新的夫婿,让她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而且王安石对金钱也从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王安石)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


是的,所有的道理王安石都懂,却还是选择了一意孤行。

成功了,就功在社稷;失败了,也不过是以身为祭。

比起江山永固、百姓富足,个人的悲喜实在微不足道。

但他忘了,当一个人走得太快,沿途发生了什么就不会看得太清。


1073年,也是变法的第四年。

皇宫里出现一张图,图上是宫里人从未见过的惨象:有骨瘦如柴的老者,伤心哭泣的大汉,蓬头垢面的村姑,吞吃垃圾的儿童……人人形如饿鬼。

两宫太后看后直接泪流满面,指责王安石乱天下,皇帝有负社稷。

宋神宗无言以对。

很快,消息传到了宰相府,王安石听后一声长叹。

他知道,神宗动摇了。他自己,可能也将面临功亏一篑的结局。

但当手下建议将献图的人抓起来问罪时,他还是摇了摇头。

可惜,吕惠卿等人瞒着他,还是将人投入大牢并以擅调驿马的罪名严刑逼供。

然后,也是吕惠卿等人,趁皇帝与王安石心结已生之际,将王安石当初为行事方便私传的一些指令性质的信件交予了皇帝,神宗动怒。

也正是在这样的众判亲离之下,王安石罢相。

虽然不久又复相,但变法的层层受阻,新旧政敌内外夹击,再加上儿子的突然病逝,终是让他筋疲力竭,两年不到便再次辞去相位,隐居金陵(保留了一些名誉职位),再没入朝。


也是后来,他才完整的知道:

执行过程中,很多人想的不是变法的结果,而是不要影响自己的前程。

所以看似执行地很好,内里早已是怨声载道。

比如,青苗和免役钱,如果原定是二分,他们可以征个三分甚至五分,名之曰:宽剩钱。理由是预防碰到灾荒时节百姓交不上。

他从无害人之心,却让更多人流离失所;

他一生谋国不谋家,终于落得孤家寡人一个。



故事回到文章的开头。

隐居金陵的王安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

作为一个失势的老头,看望他的人实在不多。

然而有一天,他迎来了一个客人,这人就是刚刚离开黄州的苏轼。

“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一身布衣的苏轼向王安石长揖而礼。

“礼岂是为我辈设?”

已是闲云野鹤的王安石向苏轼拱手而笑。

此后,两人结伴共游,谈禅谈诗谈学术,也谈政治得失。

就好像苏轼的一路坎坷,从未与新法与王安石有关;就好像王安石的隐退,也只是时也、命者,与苏轼归属的旧党也无关。

苏轼记得,乌台诗案连旧党都在观望时,是远离朝堂的王安石上书皇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懂得,旧党上位对新法全盘否定时,觉得新法也有可取之处的苏轼,冒着仕途再添坎坷的风险,又没有选择主流意见。

王安石就劝苏轼:“要不你也在钟山盖个房子,我们做个邻居吧?”

那时苏轼对红尘还充满着无限热情,虽然十分感动,但还是拒绝了他。

一个月后,苏轼离开。

临走之前,他送给王安石一首诗: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很遗憾,他与王安石还是相识太晚。

王安石也遗憾,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也不该盲目推开所有人。

但是,如果再来一次,他还是会选择变法。

两年后,王安石去世。

荒陂上,再不见那个孤身骑驴的身影。


世人总喜欢唯结果论。

结果最终成功了,大家会说他够“坚持”;要是失败了,大家会说他太“固执”。

很不幸,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最大标签就是固执。

却很少人记得,他也曾作风流语: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


有人曾为人生总结出两大意义,一是为快乐,一是为信仰。

王安石原也可潇洒快乐地活着,却依然选择了做自己梦想的牺牲者。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这是王安石信仰。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这就是无悔的人生。

吾辈虽不能至,但仍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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