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资本论我想说「21世纪资本论」得到解读

《21世纪资本论》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从19世纪到现在西方国家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贫富差距与经济不平等，一直是人类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20世纪，贫富差距矛盾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进入21世纪，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也日益突出。观察家指出，像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等事件背后，都体现出了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尖锐对立，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贫富分化。

这就带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争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底会缩小贫富分化，还是会加剧贫富分化？

一方面，由于技术和知识的扩散，以及所谓的“涓滴效应”，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存在另一股强大力量，把一个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重新变得不平等。这就是今天欧美国家正在发生的现象。

这股神秘的力量是什么呢？本书作者皮凯蒂用一个不等式来表达，就是r>g。其中，r指的是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等资本收入，g指的是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如果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就意味着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比社会总产出的增长快，那么，过去的财富不平等将自动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皮凯蒂在书中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系统梳理，以表明，r>g这个不等式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如果没有外力阻断，比如战争、社会运动、政府干预等等，那么贫富分化就会不断加剧。

《21世纪资本论》出版以后，在全球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议。经济学家们分裂成两派：一派以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他盛赞这本书是最近1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另一派学者则集中火力批评皮凯蒂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比如数据不够严谨，他对资本的定义过于简单，也没有考虑政府的转移支付等等，他们认为皮凯蒂的结论并不可信。

对于这些争议，本书的中文版译者、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21世纪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其实是重新提出了关于财富分配与社会公平这个重要问题。特别是，中国在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贫富分化问题也开始显现。

怎样妥善处理社会公平与效率，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总之，我们有必要在了解了《21世纪资本论》的论证方法和研究结论后，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

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详细讲述，皮凯蒂指出的经济不平等趋势。

第一，20世纪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趋势呈明显的U型曲线：从一战起迅速下降，而到1970年代以后又迅速上升。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二，为什么说“r>g”这个不等式是财富分化的核心力量？

第三，有人认为，虽然都造成了贫富分化，但21世纪比19世纪更加公平合理。真的是这样吗？

第一部分

好，下面就先来说第一个重点，20世纪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趋势，为什么会呈现为一个明显的U型曲线？

我们先从冷战时一个著名的经济理论说起。1955年，当时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库兹涅茨公开发表了，他对于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最新研究结果。库兹涅茨发现，1913—1948年，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突然明显降低了。

在这段时期，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年收入总额，在全国年收入总额中占到的比重，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这个跌幅基本相当于美国最穷50%人口总收入的一半。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社会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后期，二战后美国跃升为第一经济强国。

所以库兹涅茨的结论是什么呢？他提出，在工业化的早期，贫富差距可能会加剧；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进入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红利就能自动扩展到底层民众，贫富差距就会自然而然地缩小。也就是说，持续的工业化发展，会让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呈倒U型曲线，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可以想见，“库兹涅茨曲线”给冷战时的西方阵营打了一剂强心针：它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可以克服它的内在矛盾，能够最终实现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的。

你肯定发现了，“库兹涅茨曲线”与皮凯蒂的理论刚好相反。皮凯蒂指出，20世纪西方国家贫富分化趋势的真实曲线是正U型而不是倒U型。那么，在皮凯蒂看来，库兹尼茨到底错在哪里呢？

皮凯蒂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库兹涅茨用来分析的时间段太短了。如果光看美国在1913—1948年这短短35年间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确是向着贫富差距缩小的方向演化的；但是，如果把时间段一直延续到2010年，就会发现，美国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在1970年代之后戛然而止，然后陡然上升。这显然是库兹涅茨曲线无法解释的。

此外，在皮凯蒂看来，库兹涅茨把美国的特殊经验推广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也是有问题的。库兹涅茨观察到，在美国的工业化早期，也就是19世纪，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从低到高的攀升过程，所以他得出结论：工业化早期可能加剧贫富分化。但是，如果对比了欧洲的情况，就会发现这样的规律并不存在。欧洲在1913年之前的整个工业化过程中，贫富分化的程度都很高，并没有经历明显的从低到高的过程。

实际上，美国的贫富分化在19世纪呈现从低到高的趋势，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大部分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携带很多资产，所以他们的起步是平等的。但是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到19世纪末，美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就已经接近了欧洲的水平。

所以，从整个西方国家的历史数据来看，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进入工业革命之后，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一直很高。只是在1913—1950年之间，贫富分化程度突然明显下降了，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之后又重新回归到高位。这就是皮凯蒂观察到的正U型曲线。

我们都知道，1913—1950年之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中间的大萧条，这些事件极大降低了西方社会的财富水平。皮凯蒂用了一个指标来代表社会财富的积累水平，这个指标就是资本/收入比。那什么叫资本/收入比呢？就是社会总资本与国民总收入之比。数据显示，欧洲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在18、19世纪长期稳定在 6~7的水平，也就是社会总资本是国民总收入的6~7倍。然而在1913—1950年，这个指标锐减到2~3倍的水平，缩水了一半以上。

这对西方社会来说当然是巨大灾难。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大大减少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因为当时西方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富人手里。1910年，西方国家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财富总量的80%~90%，而最穷的一半人口仅仅占有财富总量的5%，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那也就没什么可损失的。很显然，社会总财富缩水，富人遭受的损失比穷人要大得多。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这一时期贫富差距的下降，那就是税收政策的变化。在1910年之前，西方主要国家的税率都非常低，一般不超过5%。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为了应对经济冲击，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都大幅提高了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最高税率。比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就把所得税最高税率提升到了惊人的79%，并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维持在81%的平均税率。在同一时期，美国的遗产税最高税率也维持在70%~80%的水平。等到1980年代里根政府税改之后，美国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才从70%锐减到了28%。

不过，战争、大萧条与超高税率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些事件冲击带来的贫富分化缩小，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事实上，当这些极端事件的影响力消退了，西方社会开始重新积累财富。欧洲国家的资本/收入比，就从1950年的2~3倍回升到了2010年的4~6倍，未来还很可能回归到6~7倍的历史高位。这些新增的财富积累当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重新扩大了财富不平等的程度。

好，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20世纪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趋势呈明显的U型曲线。1913—1950年之间，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冲击下，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在这些事件的影响力消退之后，贫富差距又迅速扩大。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内部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能够不断扩大贫富差距。这股力量在20世纪上半叶遭到了一系列极端事件的阻断，之后又卷土重来。这股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重点。

第二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了，资本/收入比，就是社会总资本与国民总收入之比。这里要强调一下，由于西方国家的公共资本数量很少，基本等于公共债务的数量，正负相抵后，公共净资本约等于零。所以，这里的社会总资本就等同于私人资本，收益都归私人所有。资本/收入比这个指标的高低，就直接决定了国民总收入中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重。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里，皮凯蒂提出了他的“资本主义第一定律”，这个定律的意思是，用资本/收入比去乘资本收益率，就等于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这个定律的具体推演过程，我放在文稿里了，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资本/收入比=社会总资本/国民总收入

资本/收入比*资本收益率=社会总资本*资本收益率/国民总收入=资本收入/国民总收入

假如资本/收入比是6倍，资本的平均收益率是5%，那么，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等于6×5%，也就是30%，剩下的70%是劳动收入。如果把资本/收入比提高到7倍，而资本的平均收益率仍然是5%，那么资本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等于7×5%，也就是35%，剩下的65%是劳动收入。

那这个定律说明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在资本收益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收入比越高，资本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分得的份额就越大，而留给劳动收入的份额就越小。这对穷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无论是在1910年还是2010年，西方最穷的一半人口都只占有社会总资本的5%，根本没有什么资本收入，完全依赖劳动收入过活。所以皮凯蒂说，一个社会的资本/收入比越高，贫富差距往往就越大。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一个社会的资本/收入比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皮凯蒂又给出了第二个公式：资本/收入比=储蓄率/经济增长率。他把这个公式叫作“资本主义第二定律”。比如，日本在1970—2010年这40年间，年均储蓄率是15%，而经济增长率只有2%，所以日本的长期资本/收入比应该是15%除以2%，即7.5倍，这与日本的实际情况也是吻合的。

那这个资本主义第二定律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一个社会的储蓄率保持稳定，那么经济增长率越低，它的资本/收入比就越高，也就是说，资本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的份额就越大。这正是19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发生的情况。19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普遍结束了战后的高增长，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阶段。

1970—2010年，全球最富裕的8个国家人均增长率都在1.6%~2.0%之间，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明显区别。只不过，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移民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较高，是欧洲和日本的两倍以上，所以这些移民国家的总体增长率要高于欧洲和日本。

但是，主要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在未来很可能会呈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就算人均增长率能保持不变，总体增长率还是会进一步走低。这样一来，资本/收入比的进一步攀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获得的资本收益，将在未来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越来越大的份额。

皮凯蒂认为，一旦资本/收入比上升到6~7倍，财富高度集中，就会出现一种严重的社会倒退：在18、19世纪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世袭资本主义”，将在21世纪卷土重来。“世袭资本主义”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继承了大量财富的人成为食利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不用工作，光是靠资本收益获得的收入，就比普通人辛苦劳动获得的收入要高得多。更关键的是，这些财富还在不知疲倦地不断自我增值，增值的速度要远远高于国民总收入的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这里，皮凯蒂提出了全书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r>g这个公式，也就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过去的财富不平等将自动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皮凯蒂认为，这就是财富分化的核心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r>g并不是一个理论公式，而是皮凯蒂对历史经济数据的统计结果。从全球范围看，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经济增长率都非常低，年均增长率从未长时间超过0.1%~0.2%。主要以农地形式存在的资本收益率一般都在4%~5%，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即使是到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全球增长率提升到了1.5%，但是这跟4%~5%的资本收益率相比还是很低。到了20世纪，资本存量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严重冲击，所以，资本收益率在扣除了资本损失和税收之后，显著下降到2.5%，同时全球增长率提升到了3%。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资本收益率。根据皮凯蒂的计算，21世纪的资本收益率将重新回归4%~5%，而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回落到3%以下。到时候，r>g的魔咒就会重新显灵。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根据皮凯蒂提出的两个定律，资本/收入比越高，社会往往就越不平等，最终导致“世袭资本主义”的重演。其中造成财富分化的核心力量，就是r>g这个不等式，也就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不过，皮凯蒂也注意到，资本/收入比在1970年代以后的上升趋势，在欧洲国家非常显著，但是在美国就比较平缓。由于美国的储蓄率较低而总体增长率较高，资本/收入比到2010年只上升到了4倍左右，而英国和法国是5~6倍。按理说，资本/收入比比较低，意味着财富分化的力量还比较小，社会相对平等。但是，如果看实际收入情况，却会发现，美国当前的不平等程度要比欧洲国家大得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三个重点。

第三部分

前面我们分析了，由于r>g这个不等式的分化力量，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劳动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这个不等式导致了国民收入在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的不公平分配。但是要注意，这个不等式并不是造成贫富分化的唯一力量。实际上，如果我们光看资本收入，或者光看劳动收入，它们在人群中也是不平等分配的。

我们先来看资本收入。皮凯蒂研究发现，资产的规模越大，投资收益率就越高；而资产的规模越小，收益率就越低。道理很简单，如果资产规模非常大，那么就能聘请顶级投资团队来专门管理财富，投资收益率就能明显高于平均收益率；相对小规模的资金，只能求助于普通的投资顾问；如果手里只有零星资金，那就只能存在银行，利息还跑不赢通胀。所以说，资本规模的大小决定了收益率的高低，这是资本收入在不同投资人之间的不平等分配。

再来看劳动收入。比起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劳动收入在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异要大得多。19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成了贫富分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个叫作“超级经理人”的小群体，他们的薪酬水平在1970年之后呈现出了暴涨的趋势。在1973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工人的20倍；而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变成257倍，其中，上市公司CEO的平均薪酬高达1050万美元。

我们知道，仅仅是劳动收入的差距，也可以引发巨大的不平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资本/收入比并不高，贫富差距却比欧洲国家更大。2010年，美国最富1%人群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将近20%，是欧洲国家的2倍左右。如果仅从收入增长的部分看，1977—2007年这30年间，美国最富1%人群独占了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而底层90%人群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不足0.5%。中下层的购买力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借债度日。皮凯蒂认为，这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

也许有人会说，虽然同样都造成了严重不平等，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超级经理人社会”，要比18、19世纪欧洲国家的“食利者社会”合理得多。毕竟，超级经理人的薪酬是由市场决定的，是对他们工作贡献的合理回报。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我们提到过，1970—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增长率都差不多，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别。这说明，美国的“超级经理人”群体虽然有超高薪酬的激励，但是并没有推动美国增长率的明显提升。其次，研究发现，“超级经理人”的薪酬变动更多取决于公司外部因素，比如经济周期、行业景气不景气等，而与公司内部因素的关联较小。这说明，“超级经理人”的薪酬跟他们的个人贡献没有多大关系，可以更多地归结于“运气”。

实际上，想要在一个大型公司里精确测定某个高管的个人贡献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现实中，公司最高层的收入其实是由高管自己，或者由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决定。薪酬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享有公司高管层的薪酬待遇，可以说是利益群体之间的“官官相护”，与所谓的“市场价格”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说来，所有公司的高管层都有能力不断推高自己的收入。那为什么高管薪酬飙升的现象在美国和英国特别突出，在欧洲国家和日本却不太明显呢？皮凯蒂发现，高管薪酬的飙升程度和一个指标高度相关，就是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的削减程度。

我们知道，19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同时推进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大幅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比如，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就从1980年的70%锐减到了1986年的28%，同时期英国的降幅也差不多。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

显然，当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到70%的时候，公司高管是没有太大动力去争取超高薪酬的，因为大部分增加的薪水都会上缴政府。当最高税率大幅下降，高管层当然就有了极大的动力，去游说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给自己加薪。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显著回报。

此外，皮凯蒂还指出了这背后的一种隐秘社会因素。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有一种将贫富差距合理化的迫切需求。所以，这些西方社会要将一些企业家和超级经理人树立为“典型形象”，这些人白手起家，靠个人能力脱颖而出。通过给予他们超高回报的奖励，来体现社会的机会公平。

不过，皮凯蒂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幻觉。无论是墨西哥的电信大亨，还是比尔·盖茨或者扎克伯格，本质上都是通过垄断获得了超额利润。更何况，任何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当他积累的财富超出了一定程度，r>g这个不等式的力量就会充分显现，创业者及其子女也将变成为食利者。就像比尔·盖茨，在他退休多年之后，他的财富总量仍然保持高速增长。

皮凯蒂认为，在资本占有不平等与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共同作用下，21世纪将成为一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纪。想要扭转这种局面，就必须在全球征收累进资本税。如果只在某个国家征收累进资本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就会马上逃离。只有全球政府共同联手，才可能实现。当然，皮凯蒂自己也承认，这个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在可预见的未来是难以实现的。

好了，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三个重点，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也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力量。美国“超级经理人”的超高薪酬与个人贡献无关，并不公平合理。而且，过高的收入也会让创业者蜕变成食利阶层。

总结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给你讲到这儿，下面为你简单总结一下，皮凯蒂关于经济不平等的研究结论。

第一，20世纪西方国家的贫富分化趋势呈明显的U型曲线。1913—1950年之间，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冲击下，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在这些事件的影响力消退之后，贫富差距又迅速扩大。

第二，根据资本主义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资本/收入比越高，社会往往就越不平等，最终导致“世袭资本主义”的重演。造成财富分化的核心力量，就是r>g这个不等式，也就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

第三，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也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力量。美国“超级经理人”的超高薪酬与个人贡献无关，并不公平合理。而且，过高的收入也会让创业者蜕变成食利阶层。

此外，还要强调一点。关于皮凯蒂使用的数据、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学术界至今还存在很多争议，并无定论。

比如，得到《薛兆丰的经济学课》的主理人薛兆丰老师就认为，皮凯蒂只看到了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正在加剧的事实，却并没有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这正好说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缩小。经济学家何帆也在得到课程里多次点评过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