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正版九宫禁一肖专题之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全文

《书林清话》附件《书林余话》是中国近代论古籍版本目录的专著。

共10卷，叶德辉撰。1920年叶氏观古堂刻三次修改本，1935年其子启倬编入《郋园先生全书》，又据此版重印。叶德辉（1864～1927），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学、喜藏书、编书，以刻书闻名，他的名言是“老婆不借、书不借”。叶德辉曾编纂了《观古堂书目丛刻》、《书林清话》、《古今夏时表》，并校刊《元朝秘史》，《书林清话》算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有系统的书籍史，用笔记体写成，叙述唐宋以来刻板、活板、套色各种印刷方法。梁启超曾评价《书林清话》“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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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清话》以笔记体裁系统地介绍了有关中国历代雕版印刷书籍的各项专门知识。从书籍和版本的各种名称宋、元以来历代官刻、私刻、坊刻的源流，各时代突出的著名刻本，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历代刻书的规格，所用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潢、鉴别、保存的方法，乃至有关刻书、抄书、藏书、卖书的遗闻掌故，皆有论述。此书材料丰富，取材于历代诸家目录、题跋，兼及前代史书、笔记、文集诸书，自加按语，是研究版本目录学的入门之作。

跋（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古人著书，多以一时采辑未广，积久闻见又多，于是有补、续、余、闰之作。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乃至于五笔；王明清《挥麈前录》，亦有《后录》、《三录》相继；次则沈括《梦溪笔谈》，皆其先例也。大伯父文选君，昔年既撰《书林清话》，播传宇内，已为当世士大夫所推重。

惟是此书杀青以来，间有历代刻书掌故、琐记为前书所无者，阅时年余，又成此《余话》上下两卷。正待编为巨册，不欲亟付梓民，而客岁以不幸罹难，至是竟成绝笔矣。人亡国瘁，痛哉言乎。启崟兄弟丁兹丧乱，重惧遗稿散失，遂乃携入行笥，悉数来沪，以待他日授之剞劂。会刘师澹园有印书馆之设，亟用活字排印五百部，同时并印《郋园读书志》，数亦如之。

是役也，历百余日而蒇事。其校雠讹夺，刘师命启崟及其家子弟分任之。

师盖大伯父入室弟子，故其沆瀣相承，快睹斯书之流布也。启崟于家学毫无所得，有愧前修，展读兹编，惝然若失者殆累 日已。此外遗稿，尚有《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说文籀文考证》、《经学通诂》、《郋园学行记》、《星命真原》、《自订年谱》等书，将渐次编校刊行，庶无负于大伯父一生精力所系，得以长留天地间。然则是书之成，固非嚆矢欤。大伯父耳顺方强，使其健在，岂仅如王、如洪、如沈之撰述已哉！戊辰四月，从子启崟谨志。

书林余话序（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余撰《书林清话》刻成后，以前所采宋、元、明人及近今诸儒说部、笔记涉于刻书之事者，未得编次收入。又已所论述为前所遗者，拉杂存之书簏。

其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资谈助，既不忍割弃，又不成条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名曰《余话》。谓不足以续前话也。癸亥初秋记。

书林余话卷上（来源：古籍公众号 ID：weiguji）

宋无撰人《爱日斋丛钞》一云：“《通鉴》：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又云：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

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版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定《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后周广顺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此言宰相请校正《九经》印卖，当是前长兴三年事，至是二十余载始办。田敏为汉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经》遗高从诲。意其广顺以前，《五经》先成。王仲言《挥麝录》云：‘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

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版于国子监，为监中印书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今史云三年。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又他书记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则非李锷书。仿蜀制作，或别本也。《金石录》又云：‘李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版，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鹗，即锷也。《猗觉寮杂记》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版为正。见两朝国史。’此则印书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版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印，遂以为始于蜀也。当五季乱离之际，经籍方有托而流布于四方，天之不绝斯文信矣。”

宋邵伯温《闻见录》十六云：“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二十云：“东坡倅钱唐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宋邵博《闻见后录》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家伯寅公菉竹堂残钞本作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论》云：“昔时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手自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刊版印卖。朝廷从之。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宋苏轼《仇池笔记》上云：“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贱之人，好恶多同，从而和之，遂使古书日就舛讹。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女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见南山，境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盖灭没于烟波间。而宋敏求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宋邵博《闻见后录》十九云：“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刻本无求字，曹倦圃藏钞本有求字。今据补。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春醪’为‘香醪’也。”

宋周辉《清波杂志》云：“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耳。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辉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舛错，‘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

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七云：“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 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

又五云：“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宋车若水《脚气集》云：“张主一有《春秋集注》、《集传》，予未尝见。忽得本于瑞州守董华翁，盖其刻在瑞州。见惠新本也。”宋费衮《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刚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功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籽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疆汉，雪渭川之耻，尚陋有唐’。亦皆涂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 柔远’，改作‘来远’。”

宋朱弁《曲洧旧闻》四云：“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一作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四云：“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 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钞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辈多用此法。予性嘉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宋洪迈《夷坚丙志》十二云：“绍兴十六年淮南转运司刊《太平圣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数十辈，置局于学。日饮酒喧哗，士人以为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诸城南癸门楼上，命怀宁令甄倚监督之。七月十七日，门傍小佛塔高丈五尺，无故倾摧。明旦，天色廓清。至午，黑云倏起西边，罩覆楼上，迅风暴雨随之。时群匠及市民卖物者百余人，震雷一击，其八十人随声而仆，余亦惊慑失魄。良久，楼下飞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琉黄气。经一时顷，仆者复苏。作头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眠。内五匠，曰蕲州周亮、建州叶浚、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同声大叫，踣而死，遍体伤破。寻询其罪，盖此五人尤嗜酒懒惰，急于版成，将字书点画[寡]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以误人，故受此谴。”

宋王明清《投辖录》云：“近岁淮西路漕司下诸州分开《圣惠方》，而舒州刊匠以佐食钱不以时得，不胜忿躁。凡用药物，故意令误，不如本方。忽大雷电，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两都、吴、越，皆余足[迹]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往识其姓名，聊纪梗概于后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又云：“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诸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此盖海内皆然。楚、蜀交通便道，所摧间得新异。关、洛、燕、秦，仕宦橐装所挟，往往寄鬻市中。省试之岁，甚可观也。”

又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钜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勿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籍籍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

又云：“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 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又云：“凡徙，非徙其书肆也。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 架而书置焉，若棋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 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地可罗雀矣。”

又云：“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 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又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就李、吴兴，皆间值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 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又云：“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 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 屑也。”

又云：“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顺昌废不售矣。”

又云：“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纸，理粗庞，质拥肿 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

又云：“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高丽茧绝佳，纯白滑腻，如舒雪，如匀粉，如铺玉，惟印记用之。”

又云：“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

又云：“凡本，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

又云：“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 中五不当燕中三，此以地论，即吴、越、闽书之至燕者，非燕 中刻也。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 以其印其装为差。又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凡版漶灭，则以初印之本为优。凡装，有绫者，有锦者，有绢者；有护以函者，有标以号者。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闽多不装。又云：“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漶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夫不适于时者遇，遇则重；不适于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又云：“叶少蕴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 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书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 也。’此论宋世诚然，在今则甚相反。盖当代版本盛行，刻者工 直重钜，必精加雠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钞录之本，往往非读者所急，好事家以备多闻，束之高阁而已，以故谬误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钞本价十倍。刻本一出，则钞本咸废而不售矣。”今书贵宋本，以 无讹字故。观叶氏论，则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当又 讹于宋邪？余所见宋本讹者不少，以非所习不论。又云：“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叶以闽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时义亦用白杨木，他方或以乌桕版，皆易就之故也。又云：“叶少蕴云：世言雕版始自冯道。此不然，但监本始冯道耳。《柳玭训序》言其在 蜀时，尝阅书肆，所鬻字书小学率雕版。则唐固有之。陆子渊《豫章漫钞》引《挥麝录》云：毋昭裔贫时，尝借《文选》不得，发愤云 ‘异日若贵，当版镂之以遗学者’。后至宰相，遂践其言。子渊以为与冯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载阅 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据斯说，则印书实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冯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版矣，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活板始宋毕升，以药泥为之。见沈氏《笔谈》十八卷甚详。又云：“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时，刻本尚希。苏长公《李氏山房记》，谓国初荐绅，即《史》、《汉》二书不人有。《挥麝录》谓当时仕宦多传录诸书。他可见矣。”

又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笔谈》云：‘版印书籍，唐人尚不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版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一铁范置铁版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版，待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版案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版，一版印刷，一版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版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版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不沾污。升死后，药印为其群从所得，至宝藏之。’右俱《笔谈》所载，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

又云：“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帙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 四善具焉。逆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士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隶与今楷书，书工亦有难易也。又云：“洪景卢云：‘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版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能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此论未然。《太平御览》盖因袭唐诸类书，《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书目，非必宋初尽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世往往迭出者，又以钞拾类书得之。此皆余所目验，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华，或未晓此曲折。诸家亦鲜论及，漫而识之。”

又云：“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沉湎青箱，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 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

又云：“王长公小酉馆，在弇州园凉风堂后，藏书凡三万卷二典不与，构藏经阁贮焉，尔雅楼度宋刻书皆绝精。余每读九友歌，辄泠然作天际真人想。”

又云：“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马，尽出堂中，并诸古帖画卷列左右，坐客应接不暇，司马谓此山阴道上行也。司马公尤好古，汇刻《坟》、《雅》诸书，今盛传于世云。”

又云：“邺下宗正灌父，最蓄书，饶著述，宾客倾四方。尝饷余秘籍数种，并五言八韵寄余。余时尚十五六，今廿载余，愧不能万一副也。顷闻已逝，因录其诗，志余感云。”“北郡词林冠，申阳艺苑英。斯人谁继美，之子独成名。气掇香山秀，才如濲水清。铿然同谢朓，貌矣迈阴铿。绮丽风应远，沉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数，大历讵堪评。著作千秋事，流传四海名。吾惭下里调，焉敢应同声。”

又云：“黎惟敬博雅好古，尝罄秘书俸入刻《刘梦得集》。中多是正，较他传本为精。余有元人陈君采、柳文肃二集，黎过濲水，并携去，约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漶灭，因举赠，俾完此举。不三载，惟敬下世，遂并二书失之。”

又云：“龙邱童子鸣家，藏书二万五千卷。余尝得其目，颇多秘帙，而猥杂亦十三四，至诸大类书则尽缺焉。盖当时未有雕本，而钞帙故非韦布所办，且亦不易遇也。”

又云：“里中友人祝鸣皋，束发与余同志，书无弗窥。每燕中朔望日，拉余往书市，竞录所无。卖文钱悉输贾人，诸子啼号冻馁罔顾。惜年仅四十而夭，每念辄损神也。”

又云：“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箧所藏，往往与互易者。今相率游岱，故稍记其略，以识余怀。自余交亲中，雅尚甚众，幸俱健匕箸，未敢概及云。”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永乐中，命胡广、王洪等辑《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 目录六十卷。其表文载《蟫精隽》中，盖古今创见书也。惜卷 帙繁重未传云。”

明陆容《菽园杂记》十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 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 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 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 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 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 厚欤。”

蔡澄《鸡窗丛话》云：“国朝着作家，其考订之精确，自顾亭林、阎百诗两先生外，当以钱遵王、何义门为冠。盖钱、何二公俱能购宋元善本及前辈雠校之本，亲自钞录勘对。即一字之亥豕，必遍阅群书，互相引证。故其评定诸书，俱为学者所宗。钱有《读书敏求记》四册，秘不示人。时竹垞方著《经义考》，欲假其《敏求记》而不肯。竹垞乃以白金银鼠裘赂其侍书窃出，预备书人二十辈，一日夕录毕。竹垞之好学，古今所未有也。惜义门无著述流传，其所评选《制艺》、《行远》诸集，风行海内。”按：《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四库全书》著录，澄殆未见耳。《义门读书》，《敏求记》跋云：“绛云未烬之先，藏书至三千九百余部，而钱遵王所记凡六百有一种，皆纪宋版元钞及书之次第完阙、古今不同。手披目览，类而载之，遵王 毕生之精华萃于斯矣。书既成，扃之枕中，出入每自携。灵踪 微露，竹垞谋之甚力，终不可见。既应召，后二年典试江左。遵王会于白下，竹垞故令客置酒高宴，约遵王与偕。私以黄金翠裘与侍书小史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