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鲁迅】专题鲁迅：追寻光明而宽阔的人生境界

从今年年初开始，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大受欢迎，引起了很多话题。

这部电视剧反映中国社会由几千年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夜，文化思想如何萌动，进而逐步聚拢力量，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和决定了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革命。这部作品还聚焦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如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文化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因为剧中塑造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多位现代作家形象，总有朋友愿意与我探讨剧中人物塑造，以及故事叙述究竟如何等话题。在我看来，以最简约的方法评价，剧名中的“觉醒”二字，抓住了五四前夜和五四高潮中先进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是一个非常恰切的概括。

鲁迅无疑是一位觉醒者，“觉醒”也多次出现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1919年11月，五四运动当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其中写道:“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如何理解鲁迅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革命家，我以为，他对“觉醒”概念的矛盾的、纠结的、复杂多重的理论阐释和文学表达，即是例证。

1918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从1906年决定“弃医从文”开始，积累、涌动长达12年，文学家鲁迅终于真正爆发，站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起点，并“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是什么让鲁迅经历了一个仿佛无所事事的漫长等待期，终于迎来一次彻底的呐喊?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觉醒的迟疑，他深知觉醒者必然历经痛苦，一旦觉醒并发出呐喊，则必须要有义无反顾的坚定意志。在《〈呐喊〉自序》一文中，鲁迅讲述了他在绍兴会馆抄古碑时，与《新青年》编者钱玄同的对话。他深知对方促使自己创作的用意，是要为文学革命添一把火。然而，他是迟疑的，他正在思考着一旦因为自己的笔让更多的人觉醒，那会怎样。于是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给了他坚定的答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种观念上的对接，让鲁迅说出了他自己业已思考成熟的思想:“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鲁迅深知，一旦觉醒之后，必须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始终不渝的坚持，也深知这一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痛苦。为了也许自己并不能看到的将来，“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的人生曲折复杂，鲁迅的创作广阔深厚，他的人生和创作可以从无数个方向进行无尽的探索。但站在今天的历史方位，回望鲁迅140年前开启的生命历程，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也是始终在处理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却要放别人“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的求索历程。其中的纠缠、矛盾、痛苦，信念、执着、坚守，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先锋，也成为苦苦求索的穿越古今的哲人，同时，其复杂丰富的思想艺术，使得他的文学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1.以隐忍的态度面对、思索、探求一切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这个当时人口已近10万、城内大小桥梁已达200多座的城市，多次出现在鲁迅后来的作品中，并被称之为故乡。故乡，这是个多么亲切的称呼，它蕴含着思念的感情，意味着回归的冲动。鲁迅也的确多次表达过对故乡的思念之情。

然而，另一方面，故乡在鲁迅那里，又是个沉重的词语。这里没有他想要的梦想，鲜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于是在父亲去世两年后，他18岁出门远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南京求学时，仍然写下“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的念旧诗句。但故乡注定无法再真正回去了。

就像对故乡的感情一方面时在心间，另一方面又急欲离开，充满了矛盾，鲁迅的人生总是在自我矛盾与纠葛中，始终在自我情感冲突与痛苦中思索并且写作。处在那样一个风雨如磐的旧时代，最先从思想和观念上觉醒的人们，既有看到希望曙光的兴奋，也有前路茫茫的困惑。鲁迅留学日本并选择学医，为的是用现代医学救治像他父亲一样的国人。他做出“弃医从文”的选择，是因为他意识到精神“立人”才是根本。在之后的漫长求索中，他一直在寻找前行的道路，为自己，更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但他也深知，苦难深重、积重难返的人心无法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所以小说开头前还有个“附记”，精神上清醒的狂人仿佛像个战士，但生理一旦“清醒”，却又去做候补官员了。鲁迅所生活的年代，他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和情感上的折磨。他对故乡既怀念又远离，对家族也是在叛逆中含着隐忍。即使他已经决定要通过文艺为中国人的精神提供光与火，同时又接受母亲的要求，回国与一字不识、缠了小脚的朱安结婚。为了兄弟的生活有经济上的保障，他不得已回国谋生，包括回到绍兴教书。他对周作人、周建人可谓有着长兄如父般的感情，但又因琐事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他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但又反对只挂着招牌当“革命文学家”。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做成事，但同时反对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因为这种种矛盾、纠葛，因为每每需要辩驳、反击，鲁迅在世时经受了太多怀疑、误解甚至攻击，他甚至被人说成是一个“世故老人”。时至今日，那些关于鲁迅的八卦，那些所谓的“好玩”式解读，其实正是因为鲁迅总以隐忍的态度面对、思索、探求着一切。“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在他那里是个巨大的隐喻。这个隐喻，在1919年写下的寓言故事《古城》里，在散文诗集《野草》的《死火》《颓败线的颤动》里，在致友人的书信里，都有过隐晦的描述和真切的表达。鲁迅说，觉醒者对于后人的态度，“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其次才是“指导”和“解放”。正是出于尽可能的理解，现实中的鲁迅，可以说是以隐忍、牺牲的态度，面对他在笔下所批判的许多人和事。而世人只关注他的一个都不宽恕，而忽略了他的另一面。

2.对希望永存信念，对理想保持从未停歇的追求

鲁迅写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稿费帮助了太多的青年，又与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新书局主办者李小峰打了一场官司。然而即使在官司之后，他仍然把自己的作品交由李小峰出版，因为他相信李小峰仍然是一个愿意做事的青年。他主张当时的青年参与社会革命，又不愿他们付出无谓牺牲，同时又反对那些指责学生参与爱国行动的言论。“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的热情也许不是仪式感的、程式化的、规范式的，但他自有他的温情，世人多知他的冷峻，也应或更应感知他的热诚。

体现在创作上，匕首投枪是鲁迅杂文的突出特征，深刻揭示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小说最集中的主题，表达内心世界的矛盾甚至悲凉是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给人的直接印象。然而，我们更应当体会他文字背后的热情，对希望永存信念，对理想保持从未停歇的追求。《狂人日记》的结尾，发出的是“救救孩子”的呼声。《药》的结尾，在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平添的花环”，意味着理想的火种并未熄灭。对阿Q和孔乙己，他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中怀着促其觉醒的愿望。《故乡》的结尾，即使在心境已经满是悲凉的情形下，他仍然不忘表达，希望就如地上的路，坚持走下去，就可以由无变有。他知道闯出一条这样的路何其艰难，但他依然不畏惧来自敌手的锋刃，自己承受冷箭、暗流，而要放别人尤其是青年“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

散文诗集《野草》，看上去都是虚无、黑暗、悲哀、绝望的字眼，真正深读下去，方可知它其实代表了鲁迅性格最突出的特征:火的冰。冷峻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热烈的心。《死火》里的那块潜存于冰谷里的石头，愿意以最后的燃烧带给别人希望。《希望》里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在这缠绕的句式背后，真正表达的是希望的不可能灭绝。

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评人论事，绝不是从个人恩怨和利益出发，他对青年，总是怀着亲切的关爱和深沉的呵护。他记念学生刘和珍，不但写出她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也写出她始终微笑、和蔼的表情。她自费订阅《莽原》杂志的行为也让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他在《一觉》里描述当时的青年诗人冯至，“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而就在这“默默”中，鲁迅说他“懂得了许多话”。这许多，其实就是他因此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正在青年的手中传递。他希望所有觉醒了的革命者都能坚持到底，并十分强调从小事做起，一分一分地努力，而不要做口头上的革命者。他对柔石、殷夫等青年作家的欣赏，重在他们的一腔热血和踏实做事的作风。对自己的恩师章太炎，鲁迅强调他对革命的贡献比对学术的贡献更大，且认为他晚年与时代隔绝而专心于学问，是逐渐被人淡忘的原因。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不同时期的论述和表达中，兼有这样一种对称的、对等的、不变的坚持，那就是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这是他心中不变的意象，更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乃至不惜牺牲的目标。鲁迅精神，尤其是富有韧性的战斗精神、富有无私品格的牺牲精神，都通过他所塑造的大禹、宴之敖者等形象彰显出来了。谈鲁迅的人生与创作对今天有何启示，这种在隐忍中付出的自我要求，对别人尤其是青年可以获得光明、宽阔人生境界的期许，为此愿意在与误解、攻击的斗争中努力坚持的人格力量，或许最值得通过阅读、理解，而尊崇、敬仰，进而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