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古地图情缘

▌全职的中国古地图交易人

“第一次看到中国古地图时，和我想像得很不一样。”澳大利亚人文思·恩格瑞（Vince Ungvary）说道，“那时我还在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我的专业是中国当代历史。我记得有一天当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到了这一幅《扬州府图说》。我又看了几幅，我仔细地观察它们，觉得它们很相似，由图、书法以及一些诗文组成，像一幅山水画，而不是我传统概念里的地图。”

《扬州府图说》江都县

“《扬州府图说》是一本画册，里边共有12幅画，分别描绘了扬州全府以及江都、瓜州、仪征、泰兴、高邮等11个都的风貌。每幅画边上，都还附有一篇文章，介绍所绘各都的历史。著画的年代，可能在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它的测绘比例并不准确，但这不是它的特点，它很美，很隽永，有点抽象。但反过来，现在不少城市的手绘地图，追求的正是这种精美的写意效果。”

“作为比照，我们可以看看16世纪当时欧洲的手绘地图。无疑，它的比例更加准确，采用了经纬系统，具有更直接的地理参照意义。”

16世纪欧洲地图

毕业以后，这位澳大利亚人就开始了亚洲古地图的收藏生涯，至今已经有20多年。目前，恩格瑞收藏近800幅古地图，主要集中在16世纪的亚洲和中国地图。他是伦敦国际地图收藏协会（IMCOS）的会员，客户主要包括澳大利亚各大博物馆。

▌“女人国”、“小人国”也在中国地图中？——居于天下中心的中国古地图

“中国14世纪的地图，国与国之间没有边界。也不象欧洲，地图可以为贵族、图书院及修道院购买后所用。”恩格瑞解释道，“它显得很秘密，只有天子和少数的大臣才能阅览。”

《大明混一图》

“可以看看更早的《大明混一图》，它是所存最早的中国人绘制的世界地图，具体时间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左右。图中的地理范围，东至日本，西达西欧和非洲西海岸，南括爪哇，北到蒙古。这幅地图中，其他地区与中国的比例有着巨大的差异，很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居于世界中心，并且最大。

“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恩格瑞补充道，“也有理论说是因为地图在中国如同秘密式的存在，万一落到了邻国的手里，被首领知道了边界的所在，怕会引起恐患。”

在自己的收藏中国古地图中，恩格瑞还介绍了由外邦人所创造并流行的中国地图。“比如这一幅18世纪的《天下地图》，尽管是朝鲜王朝时期朝鲜人所绘制的，中国却仍居于天下的中心。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但是同时，地图上还存在着“无肠国”“小人国”这一类《山海经》中想像的国度。”

《天下地图》

“很浪漫。”恩格瑞补充道，“不象真实的地图，而是一种包含了想像以后的心灵地图，体现了他们的世界观。”这幅地图原为恩格瑞所收藏，后来交易给了悉尼博物馆。

朝鲜制地图

这是同一时代朝鲜人所绘制的另外一幅中国地图，也是他的私人藏品，他指着图中一条土黄色的折线解释道，“这是昆仑山的水直接‘飞’向了黄海之边。”

▌天圆地方被打破，古地图渐行精确

1563年开始，传教士开始在中国频繁活动，与中国的上层官员、贵族及皇帝有了密切的来往。他们的到来，对中国传统的地图绘法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当时的中国地图，沿袭罗洪先的“计里画方”的方式，也就是采用网格地图（grid system），来更为精确地表示空间范围。

《舆地图》 罗洪先

而西方地图早以地圆说为基础，采用经纬网的绘制方法。彩色的圆形的地球上，布满了纵横交织的经纬网络。

“这不能说西方的就是科学的精确的，而中国的就是错误的。”恩格瑞解释道，“它是一种更主观的世界观的展示，这就比如西方的占星学，至今还是已经被废黜的地心说为理论基础，是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刻与空间，星空所展示的宏伟星图对我们自己的意义。网格地图有着中国人自古以来“天圆地方”的观念体现，而更早的中国古地图，也是一种以真实为据，主观的世界观的投影。”

利玛窦《中国地图》

利玛窦1602年所绘的中国地图，在采用了西方的经纬网的同时却入乡随俗，悄然把中国放在了世界的中心。这是因为此前当他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从西方带来的世界地图时，士大夫见“中国于地图极东一角，则怒”，为了顺利传教，他重新刻印了地图，把福岛及其零度经线放到了图的左右位置，这样，中国便又处地图的中心了。

“西方的绘图学家在绘制地图时，会把自己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或者大航海时代听来的轶闻同时绘制在地图上。”恩格瑞解释道，“比如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这个荷兰人生前并未远渡中国。他在1606年绘制的《中国地图》的左侧，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地方有一辆风力四轮车，我想是当时的人亲眼所见的，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不过是想像和传说。”

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中国地图》

而地图右侧接近日本处，画着幅一个人被绑在十字架，被赤着上身穿着红色长裤的男人攻击的图画，据恩格瑞介绍，这是1597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传教而遭遇迫害的故事。可能与当年丰臣秀吉在长崎绞死了26名基督徒，也就是日本二十六圣人被处死的事件有关。

“总的而言”，恩格瑞总结道，“传教士是对于从欧洲到中国，以及中国到欧洲地图绘制学最重要的传播者。有点讽刺的是，虽然当时的西方绘图学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们很好地接受，然而，在数世纪以后，这些17，18世纪的西方地图，却经常在当代被视为各国界与海域之争的最关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