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的大功臣：中将参谋长刘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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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重庆战役，1949年11月1日，止30日。这场战役为什么进展得如此神速？除刘邓首长指挥有方、我军将士作战英勇外，国民党军内部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刘宗宽。

刘宗宽将军

刘宗宽，生于1905年，黄埔军校3期。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我二野大军发动入川战役之前，刘给蒋介石在用兵上造成“错误判断”——蒋以为解放军会从川北进攻，先占成都，再下重庆，故决定对北面作重点防御，除配备主力胡宗南部的14个军外，又把另一主力罗广文兵团的3个军也调了上去，这样北面虽得到加强，东南面却露出空档，结果被二野大军钻了进来，造成全线崩溃。

1949年8月29日，歌乐山林园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向众将领提问“共军的主攻方向将在何处？”，会场沉默。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参加会议的有张群、胡宗南、钱大钧、宋希濂、杨森、刘文辉、罗广文、沈策等将领。

半晌，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怯生生说:“从历史上考查，三国时邓艾伐蜀就是由陕入川。历代兵家入川，多从川北而来，当然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险阻，不便用兵。现川陕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军展开。因此，学生以为共军将从川北过来……”

他的这番话引起众将领特别是胡宗南的赞同。蒋介石边听边点头，因为这符合他自己的判断：“川东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且其侧翼的湖北、湖南，尚有白崇禧作屏障。川北虽地形复杂，但自古从中原到西南走的都是这条路，川陕之间有公路干线相连，特别是关中地区，有畅通的铁路线直通，可解决大兵团作战之补给。”

沈策的发言增强了蒋介石的信心，他自以为高明地下结论：“从各方面情况看，川北是共军进攻的重点，防御必须加强，秦岭防线一定要守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后退。另外，必须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一线构筑第二道防线。罗广文兵团应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区，作好向川北机动的准备。”

根据这一错误判断，西南长官公署向各兵团下达命令，“为保卫戡乱基地四川，争取长期持久的防御战略，北面自大巴山、米仓山沿摩天岭之线，利用地形阻歼匪军于境外……”

沈策发言的幕后策划人，是刘宗宽。

刘宗宽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蒋介石由穗飞渝后，长官公署头目张群指定刘作情况判断的汇报。为诱蒋上圈套，刘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为避免蒋介石猜疑及宋希濂等人的反对，刘耍了一个“花招”，让沈策事先阅看这一汇报，因它对胡宗南有利，并让沈策代他发言。果然，汇报即出，胡宗南就大力呼应，得到蒋的首肯。

此时的刘宗宽家，住着二野参谋长李达派来的情报人员。

林园会议后，刘宗宽利用代参谋长的大权，搞了一个川东防御部署，表面上看像铜墙铁壁，层层设防，无隙可钻，实际上他已暗施手脚，有意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开了个大口子。翻开刘宗宽的布防图，名义上在此设有“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所谓“绥靖指挥部”的司令即该地区专员，所辖部队纯系地方保安团队，无国民党正规军，而这一地区看似归“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管辖，但刘在正式文件上故意不加以明确，使宋希濂想管又管不着。

而二野大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从这个空档打进四川。

根据刘宗宽提供的情报，我二野大军从渝东南大山突进四川

刘宗宽把罗广文的15兵团调到川北，未等罗部喘气，他又趁刘邓大军已从秀山、彭水入川，将罗广文部从川北星夜调回川东，使其疲于奔命，丧失了战斗力，继宋希濂之后，在白马山一带遭到解放军痛击。11月下旬，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下令调集800辆汽车入川，接胡宗南第一军主力来守卫重庆。刘宗宽得知后，立即安排二野情报人员持西南长官公署护照，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通过重重防线，将情报送达二野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得报后，加快进军速度，使胡宗南的第一军刚运到重庆，就被击溃。

到11月28日，蒋介石与张群仍不知道刘宗宽的真实身份，将率领西南长官公署官兵往成都撤退的重任交给他。刘命令总务处长率部先走，自己则隐藏起来。30日重庆解放后，刘才公开站出来迎接解放大军。

1924年，19岁的刘宗宽从陕西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因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反对军阀割据，投笔从戎来到杨虎城部下。不久，听说要选送一批青年军官报考黄埔军校，人员已定，刘斗胆去见杨虎城。杨严肃地说:“小伙子，那可是参加国民党啊，要杀头的！”刘大声回答:“我不怕杀头！”杨虎城笑了，答应添上他的名字。

刘考取了黄埔3期。在这里，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了深入理解，对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十分敬佩。1926年1月毕业时，校长蒋介石拟留刘在嫡系部队任职，刘却坚决要求返回杨虎城部。

1934年，杨虎城保送刘到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深造。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南京政府将刘宗宽等西北籍学员作为人质扣押，直到事变和平解决才释放。1937年8月，刘从陆大毕业，成绩名列榜首，被誉为“武状元”。蒋介石任命他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兼驻汤恩伯部联络官，刘宗宽因不满蒋羁押张学良、挤走杨虎城，拒绝受命，回到陕西。

这两次拒绝惹恼了老蒋，从此结下梁子。

1945年，刘先后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接见，敦促他加入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内战打响，重庆行营长官张群任命刘为参谋处处长。刘想辞职，希望到延安解放区工作，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通过内线关系向他转达了意见，要求刘一定要接受任命，潜入敌营，埋伏待命，为人民解放战争当一名特殊战士。

1949年5月，刘宗宽的同乡好友房显志突然来到重庆，原来他是二野派来的联络员。刘与房密切合作，起到了“胜过雄兵十万”的作用。

重庆解放后，二野参谋长李达接见了刘宗宽，代表刘邓首长对他为解放重庆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刘伯承赞扬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刘宗宽在军事上有真才实学，他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身穿黄马褂，头带绿帽子”的人物(黄马褂即黄埔军校，绿帽子即陆军大学)。1950年底，刘伯承请缨创办军事学院，特邀刘宗宽任该院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1956年冬，军事学院掀起了一场旨在批评刘伯承与肖克等人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宗宽被迫改行，转业回川。“文革”开始后，刘宗宽的家庭成为重庆市首批被抄家的，其夫人也在十年浩劫中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为刘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刘宗宽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刘将军育有6个子女，除一个在民国时期因病夭折外，其他5个都在不同领域为人民服务。刘为5个子女取名，在最后一个字上别具匠心，表达了将军热忱的爱国之心——新、中、国、非、凡。长子刘同新现为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黄埔同学会成员。五子刘同凡现为重庆巴蜀中学历史教师。

晚年的刘宗宽身体一直很好，一次跌伤后，身体便每况愈下。住院期间，刘写了多封入党申请书，逝世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他的申请，并派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亲赴病榻前，向老人告知他的入党消息。

1992年7月29日，一代“潜伏”功臣刘宗宽将军在重庆逝世，享年87岁。【来源：重庆晚报 张卫 冉启虎 毕克/文·图整理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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