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员 白岩松：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评论员不是合格的新闻人

编者按：记者、主持人、制片人、新闻评论员……白岩松作为中国电视新闻变革的亲历者，始终和这个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所经历的故事、他所关注的新闻和人，也成了见证中国新闻行业变迁，乃至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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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出生在内蒙古一个边远小城，8岁那年，父亲辞世，母亲独自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白岩松小时候是个淘气包，常常惹妈妈生气，每天至少要挨两次打，要不然，连他自己都会感到奇怪。

由于太贪玩，白岩松小时候的学习成绩很差。一次，全班倒数第二，一着急，竟偷偷把张贴的成绩榜撕了。

在上学阶段虽然“不爱看课本”，然而自打识字起，他就成为了一名热爱读杂书的“狂热分子”。

1980年，在那个“书店里有书也没钱买书”的年代，白岩松拿着母亲的借书证频繁出入当地的图书馆。

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寒的家庭环境磨砺了白岩松坚强性格，白岩松的成绩跟了上来。

高三那年，为了让成绩提高得更快，他把所有学过的课本都找出来装订起来，历史书一共有600多页，地理书一共有700多页，语文书一共有1000多页等等。

白岩松一天看每科30页书，另外还要做数学题。他用了一年的时间，从全班倒数第二冲到了全班前十。

谁也料想不到当初那个贪玩的孩子最终以全班第八名的成绩杀到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专业。

18岁的白岩松在王府井书店买了《朦胧诗选》，听了崔健的《一无所有》，这影响了他的一生，文风以及性格，就是朦胧诗、摇滚乐和古龙武侠小说的影响。

白岩松从一个仅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北方小城考进了北京的大学。

邻桌的女同学问他第一句话：“你从哪里来?”

白岩松说自己从内蒙来的，女同学下意识反应是那你怎么来的，白岩松心想幽默一次：“我骑马来的”。

女同学特认真地扑闪扑闪着大眼睛，那得骑了几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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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白岩松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分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白岩松希望工作岗位离新闻近一点，但最终让他去了《中国广播报》当编辑。

一开始白岩松不大乐意去，感觉是个喝茶看报的地方，可到那不久，就成为一个整版的编辑，既要约稿，也要改稿、起标题、划版样，还要去印刷厂，当时还是铅印。

他还在报纸上写各种评论，得过‘最佳标题’‘最佳版面’‘最佳文章’等等，把该得的奖都得了。

也在报社认识了妻子朱宏钧，刚结婚时，他们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搬了6次家。

每到一个新家，朱宏钧都会精心装饰紧靠床边的墙壁，在上面贴满记录两人往昔岁月的合影。但新家还没住多久，他们就又要为搬家做准备。

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中央电视台有一帮人在筹办《东方时空》，缺个策划。当时崔永元也在广播电台，他有个同学在那个组里，推荐白岩松去。

白岩松去当兼职，做策划。制片人见他思维敏捷、语言犀利，便让他试试做主持人，他当然不愿意出镜。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够狠的，他被赶鸭子上架当采访记者。

第一次出镜时，栏目组要白岩松自己找服装。而他连一套像样的西装都没有，是朱宏钧从朋友那里帮他借了一套高级西装。

白岩松不是学播音出身，主持节目时经常发音不准，读错字。当时，台里有规定，念错一个字罚50元。有一个月，白岩松不仅被罚光了工资，而且还倒欠栏目组几十块钱。

那段时间，白岩松的神经就像拉得满的弓，常常睡不着觉。眼看丈夫种种焦虑不安，朱宏钧对他说：“坚持下来，我会全心全意支持你！”

为了让白岩松尽快进入角色，朱宏钧每天都督促他练习普通话。她从字典里把一些生僻的字和多音字挑出来，注上拼音，让白岩松反复朗读。她还让白岩松在嘴里含一颗石头，练习绕口令。

后来慢慢地像去壳一样，白岩松用两年的时间，从能睡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把心态调整过来。

思维机敏和语言犀利是白岩松的优势，加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终于在栏目组站稳了脚跟。

1995年，白岩松获得了金话筒奖。也就是这一年，他被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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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后，压力接踵而至，白岩松不敢出丝毫差错。

表面上他主持节目时侃侃而谈、镇定自若，其实，他的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节目结束后，背上和手心里全是汗。

每次大型直播前，白岩松都非常紧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食欲不振，人明显消瘦。节目做完后，没有出差错，又兴奋得整夜睡不着。

长年精神紧张和高负荷的工作，以及多愁善感的性格，使白岩松比常人有更多的忧虑，这让朱宏钧十分担忧，因为丈夫的同行有不少患上了抑郁症。

朱宏钧经常开着车，带白岩松沿着中央电视台附近的昆玉河兜风。清凉的河风，霓虹闪烁的夜景，市井中人忙碌的生活画面，让白岩松紧张的情绪渐渐得到了放松。

白岩松由人物访谈，迅速变成直播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员，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是中国电视走到了这一步，需要开疆拓土。

1996年1月，白岩松的一篇论文刊登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报上，题目叫《我们能走多远》。最后结束语是：我急切地期待着新闻直播时代的到来，因为如果没有直播，就可能充满假象。

一年半之后，香港回归开启了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直播时代，白岩松当时负责驻港部队进港的全程报道。

1999年直播澳门回归，请了一位境外嘉宾上直播。台领导有点紧张，直播马上要开始了，他忍了半天，还是跟白岩松说：‘小白啊，直播可得掌握好，这是咱们第一次引进境外嘉宾。

白岩松就说了一句话：“你放心，门开了，我不会让它关上，只会越开越大。”

“在做直播的过程中，这样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我们正面碰到了历史，历史也选择我们这一群人。如果我们把头几次大型直播都做砸了，直播进程一定会减速，那么我们就是罪人。所以，当你碰上了机缘，同时你也有责任把它做好，不能让历史往回走。”

2000年，白岩松直播悉尼奥运会比赛，是他第一次参与直播奥运会。有一项比赛时，他和体育频道主持人宁辛对着镜头足足说了28分钟。

因为赛场的程序不断在变，导播一会儿告诉他：“收嘴，马上颁奖仪式。”刚收嘴，导播快哭了，接着说：“颁奖仪式现在进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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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白岩松从悉尼奥运会回来，自我封闭了一年。

因为那一年太喧哗了，那一年他几乎拿到了所有的东西，各种评选都在获奖，非常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去走。

心里有个声音：“停下来，就会知道。”

那一年的沮丧是难以形容的，但是怕母亲担心，他每天要故意去上班。

每天都在思考，电视是什么？哪些东西是糟糕的，你不能再那么做了。

2003年，白岩松复出后，央视新闻频道成立，白岩松以《时空连线》《中国周刊》《新闻会客厅》三个栏目的制片人身份亮相。

几个月的时间，白岩松把自己担任制片人的栏目都做成了名牌栏目，到处是表扬的声音。

他再次觉得“该停了，否则，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了。

2003年8月19日，他辞掉了全部职务。

曾有记者采访他，你做节目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老领导还是老百姓？

白岩松回答：“真话告诉你，都不考虑，我考虑最多的是这条新闻是什么。”

1959年，英国BBC采访罗素，请罗素针对思想和道德说两句话，作为留给年轻人的财富。没想到罗素的回答是，‘关于思想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先要确定什么才是真正的事实’，这句话对白岩松影响极大。

“我是一个新闻人。可我已经会用制片人的思维去做节目了，这话我不能说，我慢慢地没有锐利了，没有锐气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向圆的方向去走了，我觉得那不是我。”

2004年，《东方时空》由早间改到晚间，白岩松回归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度改成编委会制，民主管理、责任共担，鼓励创新和尝试。

民主管理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才能提升能力，也会更理性地约束自己。其实，越不担责任越容易抱怨，越担责越理性。

白岩松通过《东方时空》给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带来一种新的机制。

也许正是保持着这种不断思考，不断创新，敢于重新出发的姿态，才让白岩松在新闻事业的道路上，保持激情，不忘理想，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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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白岩松在台湾摄制《岩松看台湾》时，恰遇到十二级的台风。

王立明回忆：如果你在150斤以下你很可能找不到人了，你看他们做直播的时候他们都是顶着风，不能顺着风，顺着风就跑了。

面对猛烈的台风，白岩松却非常兴奋，台湾同行疑惑他的反应。

他跟人家讲：“对不起，似乎有点拿灾难当兴奋的感觉。并不是的，因为一个新闻人，从来没有机会遇到过台风，十级风的概念都没有的，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这种挑战和刺激的兴奋度是很高的。”

同年，白岩松主持“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无论是在宣读颁奖辞还是做现场访谈，他的真诚早已超越了主持的技巧。

每当结束一名嘉宾访谈时，他都亲自送嘉宾走下领奖台，并由衷地对每位嘉宾说：“谢谢”。

不仅如此，白岩松大牌主持人的风范还表现在临危不乱：晚会刚开始不久，连接大屏幕的一根线路出现了一点故障，除主持人话筒外，所有音响屏幕处于瘫痪中，现场突然陷入一片沉默。

白岩松急中生智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著名的教授在大学讲课，当讲座进行到一半时，教室里突然停电了，按理说这是让人感到烦恼和尴尬的时候，谁知这位教授却说：‘本来我长得就不够好看，光线再亮，赋予我的脸庞也毫无意义，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从自卑中走出、在黑暗里找到我的全部自信，因为我要讲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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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直播成为电视的常态之后，白岩松开始跟台里的领导不断地讨论，直播成为常态之后，电视该走向哪里？

白岩松说，“观点正在成为新热点，中央电视台这个传媒，不能没有自己的新闻评论。过去也有评论，但不是独立存在，是依附于新闻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创办了《新闻1+1》，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电视评论栏目，白岩松也成了央视第一个评论员，开启了“说话得罪人”的时代。

经常有人跟他说：“你这话说得有点狠呀。”

白岩松反击：“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评论员不是合格的新闻人，如果被所有人喜欢，那是一种悲哀。”

2008年，40岁的白岩松给自己提出了下一站目标，“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从2012年秋天开始，白岩松办起了新闻课堂，他每年都会从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新闻和播音主持专业招收研究生，每届学两年。

因为轮流在传媒大学和北大上课，分别在北京城的东西面，所以将新闻课堂取名为‘东西联大’,校训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白岩松希望学生们在他这儿学几样东西，一是文字要打磨；二是了解历史；三是人生与人性的思考；四是新闻实践业务。

“做一个记者，必须知道你的国家、你的民族从何而来，经历过什么；你要用眼睛去看这个社会，现实永远是经得起长期的推敲和思考的。”

孩子们喊他“师父”，相熟以后就称呼“老白”。

白岩松酷爱运动，每天即使再忙再累，他也要抽出时间来锻炼身体。

他一般也不轻易吃药，而是到运动场练出一身汗，然后冲个温水澡，躺在床上休息一晚，第二天感冒就无影无踪。

平生最大爱好是足球，观球赛是夫妻俩共同的娱乐。

有一次，他故作神秘地说：“你知道为何我与老婆至今未离婚吗？”，“那是因为我俩认识之后，意大利队跟阿根廷队从未在世界杯上遭遇过。我是阿根廷球迷，她是意大利球迷。”

白岩松迷恋摇滚乐，喜欢“清醒”乐队，因为他们“找回了旋律”。他也爱听马勒的交响作品，那乐声让他觉得“老马”还在继续痛苦，而自己过得挺好。

白岩松给人的感觉总是很大男子主义，可这个在央视屏幕上看上去严肃睿智的人却酷爱逛街，“北京很多商场开业的第一天我就去逛。”

白岩松说，中年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跨过不会闲、不敢闲的焦虑，他认为现在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就是闲。

你都没有发呆过，怎么会有千奇百怪的想法？只被眼前和自己同等智商的资讯所占领，你以为拥有资讯就等于拥有了智慧？差远了。

生活中的白岩松，更是环保先行，他长期使用的三样东西是：手绢、地铁卡以及使了十几年的绿色布口袋。

政协开幕白岩松也是坐地铁来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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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白岩松回老家补办一个简单婚礼，坐火车要回北京，等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母亲赶到了，白岩松看着她急匆匆地过来，突然第一次明白：这一次我是真的要离开家了。

原来风筝一直有个线在这儿，母亲拿着摇把，那一天剪断了。

火车刚一开动，白岩松开始嚎啕痛哭。

母亲一个人把他们哥俩带大，有天中午白岩松路过厨房，看了一眼，发现其实母亲在那儿做菜的时候，自己在掉眼泪，但是她一见白岩松，假装没事人一样。

多年以后，白岩松读到一句话：每一次离别都是一次小型的死亡。

2017年，好多朋友和他一起回呼伦贝尔，有一天晚上，他们住到大兴安岭里。

仰望星空，满天的繁星，每一个层次都是立体的。

大家都悄无声息，就在那儿仰头去看，草原、森林、星空。

马头琴在傍晚响起来，女主人在蒙古包外，正在点牛粪，去烧火准备做饭，男主人放了一天牧回来，就拉起马头琴。

内蒙音乐的骨子里头是忧伤的，但是这种忧伤不是难过，是任何一个人站在草原上，如果你看着太阳落山，你会觉得自己太小了。

白岩松的儿子在北京长大，可是后来他突然自己选择要去学历史，准备攻蒙古史。

当儿子选择蒙古史的时候，白岩松看到了他在回头。

有人说白岩松过时了？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东西。

尊重规律、尊重时代，更尊重期待。

不一定非得坚持：过去我们说‘坚持就是胜利’，中国足球只要坚持就是黑色三分钟，坚持就是咬牙，没乐趣了，没方法了，就靠坚持了。

活到老学到老：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

请不要把读字那么轻易和阅读划等号：年轻人如果长时间依赖于手机里的圈子，自己将无法得到提升，因为手机里的圈子，多数是同等智商的结集体。

个个都是针砭时弊的醒世恒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