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阵换将 大战前夕，张宗逊为何被解职？（五）

五、临阵换将

西华池战斗，整48旅孤军西进，西野集中4倍于敌的兵力将其突然包围，本来是可以打好打赢的仗，却打成一个消耗战。除了客观上双方的武器装备存在一定差距以外，此役在作战指挥上也暴露出西野当时存在的许多问题：

首先，作为野战军的军事主官，张宗逊在作战指挥上显得呆板，缺乏果断机敏的特质。张宗逊在接到军委敌情通报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原定当晚袭击板桥的计划，对敌迅速撤退的估计不足，所以造成一系列的错误判断和决策。先是不相信第358旅的报告，认为“敌情不明”，错过了在运动中伏击敌人以及乘敌刚进入西华池立足未稳予敌打击的时机。当日晚上的攻击部署，张宗逊亦未能很好地规划，攻击部队过少，留置的预备队过多。此役西野总计九个团参战，当晚只有两个团进入战斗，其余两个团担任警戒，四个团作为预备队，一个团作为第二梯队。第二天即3月4日，经过了一整天，对敌情、地形应该已经查明，但张宗逊仍未能部署妥当。一是对打援事先没有作安排，缺乏准备，直接导致5日的仓促撤兵。另外对进攻部队任务的分配，没有按照兵团建制赋予任务，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某个方向，而是仍按照旅、团的建制各打各的。结果配合方向的部队进展不力，如独1旅，一夜只攻占两处阵地，使敌得以主要火力兵力来应付第358旅的进攻。最糟糕的是，张宗逊在得知整24旅援军到达南义井之后，不能仔细地研究判断敌情，估算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匆忙地做出撤退的决定，放弃了已经唾手可得的胜利。实际上5日拂晓，国民党援军较近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赤城镇赶来的第143团的一个营（第3营），大约早晨8时赶到西华池。另一部分是增援的整24旅，当天拂晓时还在南义井，差不多中午时分（12时左右）才到达西华池，途中（约11点多）遇到从西华池撤出的整48旅残部。从兵力上来说，整24旅援军只有两个团，加上第143团第3营，一共两个团多一点，西野的兵力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如果用第771团加第714团两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将休整了一天多的第8团作为预备队，迟滞援敌半天应该是很有把握的。而国民党军入晚以后即不敢动作，这样至少还可以争取一夜的时间，这一夜的时间应该足够歼灭已成釜底游鱼的整48旅了。新四旅在战后的总结中亦认为：“经过四日的恶战，敌人遭受很大杀伤，其锐气顿减，当晚我亦增两个营进入战斗，已将敌人压缩在两个孤寨内，另外，根据情况敌人在一两日内不可能迅速增援。如果我们再坚持一天战斗，亦有可能将敌全歼”。[1]

黄克诚回忆长征时期湘江之战时提到，红4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师长张宗逊曾因为未接到上级命令，执意不肯撤退，是黄克诚利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才命令他将队伍带下来。黄克诚在回忆中指出“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2]张宗逊的个性较为固执呆板，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指挥的任务。

其次，西野各级指挥员在作战部署和指挥上也欠缺大兵团作战的意识和能力。一线的指挥员，3日晚由于对地形、敌情不了解，多数过于谨慎，兵力使用不当，形成逐次增兵的打法。例如当晚一共两个团进入战斗，担任主攻的第8团只以一个营，营又只以一个连实施进攻。新4旅第16团担任助攻任务，分配第3营担任阻援，第2营留置为团预备队，仅用第1营担任进攻；该营又留第1连作为预备队，用第2、第3连为主攻，该两个连又各留了一个排为预备队，实际上用于战斗的只有四个排的兵力。因此，没有能形成突然猛烈的打击，给了敌人调整部署、组织抵抗的机会。3月4日白天，新4旅第16团突入镇中的四个排受到敌人反复猛攻，而在镇外的预备队由于地形开阔，敌火封锁，无法全部迅速投入战斗，只能以小分队添油式地增援。[3]

另外，部队战术不熟练，对塬地进攻作战的动作不熟悉，对村落战斗如何迅速分割敌人防御体系，也没有经验。每攻占一个院落，部队就开始混乱，只好组织一次攻占一个，不能连续发展。这样不但延误了时间，而且越往里打，敌军越集中，抵抗越顽强，无法迅速解决战斗。

除此之外，野战集团军刚成立，指挥机关不健全，各部协同不密切，[4]也是战斗结果不理想的原因。

西华池战斗，“共歼敌第四十八旅1500余人，击毙其少将旅长何奇”，[5]其中第358旅毙伤敌约500人，俘虏10人；独1旅毙伤敌1100人，俘虏44人。西野损失也较大，第358旅和独1旅损失821人（其中伤亡811人，其它损失10人），[6]新4旅损失317人（其中阵亡50人，负伤267人）。[7]合计损失亦超过千人。

国民党方面认为，“西华池战斗共军虽未达到全歼对手的目标，但也的确对国军进攻陕北的部署造成相当的困扰，亦挫伤了国军大举进攻前的锐气，基本上算是达成了其战略意图”。[8]何奇、黄正诚、沈策、许良玉、李昆岗等均为胡系中之后起之秀，较之“老派”中的李铁军、李文、刘戡、董钊、丁德隆等人，不仅有“黄马褂”（黄埔生）穿，还有“绿帽子”（陆军大学毕业）戴，有的人还有留洋的经历。战前这批人大都担任到旅、团一级干部，平时自视甚高，且野心勃勃，互相攀援，声势颇壮，骎骎然有取老派而代之之势。孰料真正打起仗来，并非像背熟操典那么简单。晋南官雀村一战，“天下第一旅”的黄正诚先就栽了个跟头，此役何奇又蹈前辙，连命也搭上了。这一初战虽并未动摇胡宗南“犁庭扫穴”之决心，但出师不利、折损大将，对士气则有着潜移默化之影响。胡宗南一方面故示潇洒，将此视之为“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另一方面却讳莫如深，尽量淡化该战斗。正好不久后国民党军攻入延安，胡宗南借此大吹大擂，何奇则恰于5月22日被追赠为陆军中将，以致于许多人误以为何奇是在进攻延安的战斗中阵亡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民党史政编译局去采访军中耆宿时，有人居然像模像样地称：“我军第四十九旅（按：此处番号亦错）少将旅长何奇将军于（三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十七分，在金盆湾以东右侧约六百公尺处，不幸阵亡，我军当将尸体移交司令部”云云，[9]这未免滑稽过甚了。

中共一方，3月4日军委作战部统计上报了国民党军准备用来向延安进攻的兵力，关中、陇东、三边和榆林4个区计有正规军7个师、24个旅、52个团，18.4万人；地方团队21个团，1万余人。总计7个师24个旅、73个团，约19.5万人。5日，作战部的《战况汇报》中对国民党军动态作了分析，判定“敌人是决心进攻延安”，“待整编第一、第九十师集结完毕后，进攻即可开始”。[10]这样，西华池战斗实际上带有某种侦察的性质，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决心、兵力以及在初战所显示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对西北野战集团的任务和组织重新进行了调整。一方面提出保卫延安“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11]另一方面准备在内线进行二十天的防御作战。

此战暴露出张宗逊并非西野最高指挥员的合适人选，而贺龙又远在晋绥无法即刻赶回陕北，彭德怀因此主动请缨，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他来指挥陕北的作战，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3月8日，召开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都讲了话。彭德怀在会上宣布，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我来指挥保卫延安的战斗。[12]3月10日和11日，彭德怀视察了金盆湾、茶坊等地的防御准备情况，12日返回延安。大约就在这一天，军委在枣园小礼堂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总结了西华池战斗的经验教训，并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恢复原建制，张宗逊和廖汉生分任第1纵队司令员和政委。[13]3月14日，军委致电张宗逊、习仲勋，要求习仲勋回延安和彭德怀一起主持全局，并于3月16日正式发布命令，以第1、第2纵队、新4旅、教导旅等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14]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临阵换将”之举，是西北国共争战的胜负关键因素之一。正是彭德怀亲自上阵，才导演出延安失守之后“三战三捷”的活剧，奠定了西北扭转战局的基础。（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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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下）”，《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36-37页。该文在编入人民出版社《黄克诚自述》一书中时，删去了上述婉转批评张宗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