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亲戚到家里借住 尼德罗：城里的女主人，为啥不让亲戚来借住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每次进城，都会去舅舅家住。那时候，我觉得进城和去舅舅家住是连在一块的。

舅舅是妈妈的哥哥，是我们在城里最亲的亲戚。他当过兵，后来被招进无线电厂上班，有单位、有房子。进城却不去他家住，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事。

直到某一天，无意中听到母亲抱怨，说舅舅虽然人好，但是舅妈没什么良心，以后我们进城，少去舅舅家。

那时候，我并不懂舅妈到底哪里不好，也许是我太小了，感受不到成人间的矛盾，也许是她只会给大人脸色看，对我一如既往。但因为母亲的抱怨，我也开始觉得舅妈没有那么好了。甚至，我慢慢地发现，似乎身边很多人，都会觉得的舅妈没舅舅好。

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新闻，武汉一位女士在网上发帖，抱怨丈夫家的各种亲戚在途径武汉时，都要来家里蹭住，自己为此很苦恼。这不禁令我想起了自己的舅妈。

如果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舅妈也会像这个武汉女人那样，在网上抱怨吧。因为，我就是那个来蹭住的亲戚之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农村到了城市，从蹭住的亲戚变成被蹭住的亲戚。看完新闻报道里的帖子，我竟然更加倾向于同情这个武汉女人，或者是我的舅妈。

这个武汉女人和我舅妈，她们具有一些共同点：都生活在城市，都是小家庭的女主人，都与丈夫共同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而他们的丈夫也类似，都生长于农村，都在城里谋得了一份还不错的差事，还有了自己的房子。也许，他们的丈夫脾气都还不错，对待老家的亲朋都还算友善。

发帖变成了新闻，自然也引来了热议。而在分析女主人的抱怨时，很多人都指出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没办法，这就是两种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碰撞。

冲突当然是存在的，但传统和现代到底怎样发生冲突，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冲突呢？我总觉得流行的分析，有点太过于先入为主。

这年头，不少农村的变化已经很大，在生活水平上，城市与发达的农村似乎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但二者所持有的观念、生活的社会类型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简单来说，农村依旧是一个熟人社会，而一二线这样的大城市则是陌生人社会。一个生活中北京的人，如果在距离公司10个地铁站距离的地方碰到熟人，那么她会十分惊奇。但假如在农村，你一抬头，全是熟人，哪有气力惊奇。

熟人社会必定是小型社会，而陌生人社会则是大型社会。在小社会里，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祖先、血缘、方言、习俗等等维系着一个共同体。

按照牛津大学教授罗宾·邓巴的发现，传统农业社会中一个家族能够保持最大的人口规模在150人左右，刚好是普通农民家庭五代人口的总和。

这一点，跟传统中国奉行的“五服之内”算亲戚的法则，居然不谋而合。的确，宗族在发展中不断壮大，但真正有可能实现亲密来往的最多能保持在“五服之内”。于是，出了五服就不算亲戚，也就不算一个小共同体了。

五服之内都算亲戚，而亲戚的意义就是利益同盟。在这个利益同盟里，任何人之间也会发展出一套情感说辞、社会礼仪，什么样的情况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都有一套基本规范。

举个例子，科举没有被废除时，一个穷亲戚家的孩子，如果读书有天赋，那么整个家族的人都有义务出钱助他一臂之力。而等到亲戚家的孩子中了举人、进士甚至只是一个秀才，则需要以各种方式回报亲戚。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除了教育的案例，治安也很典型。小时候在农村，不同村之间发生大的争执，整个家族的成年男子都会出来帮忙。原因也许是为了上下游水源的分配，也许是发生了退婚事件，也许是出现别的利益之争。

而在村子里，年轻人之间发生打斗，小家族内的兄弟也会各帮各的。所以农业家庭为什么喜欢生儿子，原因也很简单，劳动力多，暴力资源丰厚，不容易受欺负。

另外，在养老、就业、婚丧嫁娶操办等等方面，家族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小型社会中，家族提供了非常庞大的保障。

所以，一个人一旦走出村落、小镇，进入一个陌生的大型社会，人们最先试图依靠的也还是亲人的庇护。出门远行，如果有亲戚，当然毫不犹豫住亲戚家，况且，亲戚间走动常常也伴随着信息、礼物的流动。

假如到了一个地方没有亲戚，那么同乡会馆就是最优选择，方言的一大作用就是拒绝陌生人搭便车，因为方言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知识体系和世界观。

从时节季节、动植物分类、器物用途到节庆、传说、历史、习俗，小型社会中的特殊知识往往都包含着方言之中。而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局部知识。

生活在小型社会的人，对外部世界的预设是不安全的，充满风险的。只有血缘、婚姻、方言构成的熟人社会，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

即使在近几十年，农村历经市场经济的淘洗，干部进村的变革，但许多农民依旧还是持久这样的观念。这些观念的消逝，靠的是整整一代人或两代人生命的终结，而不是靠更换一本居民户口本。

所以，回到新闻中案例，有评论说亲戚贪小便宜，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这些亲戚大概不会觉得自己是贪小便宜的人。

就像当年我母亲说的，我带了梅梅一年多，每次去不是带鸡蛋就是带冬酱，从没有白吃他们的。在母亲看来，她在舅舅的女儿出生后，专门过去帮了一年多的忙，进城住几晚，这实在太理所应当了。

新闻中的男主人与我舅舅也许很类似，从小生活在村子里、家族内，周围亲戚哪一个没有帮过你呢？随便来个长辈，都可以说出一堆小时候帮你做了一点什么的事情，随便来一个同龄人，那都是一块长大的小伙伴。

也许，男主人上学、就业、买房都是自我奋斗，都没有接受过家族内部的帮助。但是，他没有被帮助，他的父母也少不了被援助。在小型社会，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脱不了干系，每个人都有一份义务。

女主人是武汉人，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型社会。大型社会的基本特点是，生活的框架性支持不需要依靠大家族，而是依靠国家、市场、社会。

例如治安，依靠的是警察、保安，起了冲突则需要上法院打官司。教育，上大学没有钱那就贷款，等工作了再还。至于医疗、养老、就业等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对应的政府或市场机构。即便亲戚会帮忙，但也不是一种绝对的义务。相对而言，每家每户每个人，都会更加独立。

大型社会中，个体所面对的虽然是一个陌生的社会，但却搭载着大型社会的信用体系在生活，比如货币、司法、政府等等。

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权利被置于更高位置，个人的隐私与公共领域之间有着分明的边界，“家”这样的地方，是极为私密的，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另一种延伸。除非是极好的闺蜜、兄弟，否则都不会引入家中。

反过来，在我记忆中，小时候我居然知道隔壁邻居家进门钥匙放在哪。因为关系很要好，所以即使是邻居，也可以互相告知钥匙所藏之处。在去邻居家、朋友家玩耍时，我是可以上床的。

江南的冬天，格外难熬，农村里都有火炉取暖。大人们往往会在农闲时聚集在某一家的卧室内烤火、聊天、吃零食，有时候小孩子就在床上打闹，女主人从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而在城市，我们更多会约在咖啡馆、酒吧，即使在家里，也会待在客厅。

所以，亲戚来了到底能不能住家里，这是两套世界观，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碰撞。两种世界观的不同，隐藏的是一套不同的安全-危险的判断模式。

当然，这样的模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小社会转向大社会的过程中，也在发生过渡。但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样的过渡需要的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时间，旧有的习俗惯性、心理积习并不会像物质生活的迅速丰裕那样，迅速地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对于过渡阶段的这种碰撞、冲突，处在大型社会中的小家庭常常会怎么处理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女主人的抱怨一定是少不了的。因为这事情根本不可持续。即使你试图给人订宾馆，长此以往也吃不消。

而且，熟人社会是非多。上一次舅舅住的宾馆价格是200元/晚，这一次叔叔住的只需要160元/晚。可能只是折扣不同，但亲戚们可不管，彼此闲聊一提起，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嚼舌根”的素材。

同时，面对长期蹭住，男方的爸妈可能也很难处理。一开始结婚买房，男方父母少不了或明或暗地向亲戚吹嘘，房子怎么怎么大，装修怎么怎么好。甚至，他们还有可能邀请对方经过武汉来住。

过了一阵子，老两口被儿子的电话一顿抱怨，心生愧疚，但他们既没能力帮儿子媳妇解决问题，也不好意思得罪亲戚。最终，压力还是会到小夫妻这边。作为女性，此时在自己的闺蜜圈抱怨，甚至上网发个贴，寻求一个虚无的公义，实在也可以理解。

不过，问题的解决似乎在冥冥之中都会通向一条道路。那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小家庭内部最终会演变成年轻的夫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丈夫继续做好人，妻子来做坏人，二人当着亲戚的面子争吵。

最终，为了小夫妻的家庭和谐，蹭住的亲戚也就知趣了。而且，只要有一个亲戚碰上了这出戏，基本上，也就不会再有其他亲戚来蹭住了。

到这里，我母亲口中的“没良心的舅妈”也就出现了。舅舅是好人，舅妈没良心，这样的人设，使得男方还能够维持好亲朋关系，不至于完全切断，而女方则牺牲了自己并不在乎的来自男方家庭的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当初跟随着母亲思考的我，如今算是有了自己的判断。也许是屁股决定脑袋，也许是我真的有了独立判断能力。在我看来，生活在大都市的我们，虽然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孤独。但扪心自问，我们却极度享受这样的“自私”和孤独。

从根本上说，我们不愿意被基于血缘、婚姻和土地的熟人圈所捆绑，而希望在陌生的大型社会中寻找到一个以价值观、兴趣导向的利益共同体。相对于小型社会中的频繁往来，游弋在大型社会中的我们，会觉得这样活着，可以更自由，更畅快，更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