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汉服专指汉代服饰
狭义的汉服专指汉代服饰。“汉服”作为服饰名词不仅明确见于文献且首次出现在汉代文献中。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四四号竹简记载：“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根据墓葬西边箱所出的纪年木牍，墓葬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二月，即公元前168年颛顼历二月。简文表明西汉初年在荆楚故地的长沙国至少存在两种服饰系统——汉服和楚服。这里的汉服当是指以关中京畿地区为代表的服饰系统，体现了来自汉代中央政府的服饰标准化规制，服饰类型、款式、分布地域、发展渊源均与荆楚地区的服饰传统有别。
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的汉服系统中存在长度不等的上衣，但以斜直交领长服为主。根据上衣的厚薄程度又有“襌衣”“袷衣”“複衣”之称。以交领长服为例，其基本特点是服饰整体形态偏于瘦长；领口交叉位置下移，显现出内衣领口凸起的拥颈；腰际线较低，近臀部；小曲裾；下摆前长后短，前部长可及地，后部较短、呈弧形内凹；窄细衣缘。可以看出，这种款式特点与东周时期的华夏服饰体系一脉相承。笔者对东周服饰的研究发现，东周服饰呈现多元化的地域特点，这些特点均参与到西汉初年汉服的构建中，上述汉服的基本特点均可从东周多元化的服饰体系中找到渊源。如汉服中领口独特的拥颈表现形式常见于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下摆后部内凹的款式特点来自战国时期的海岱地区齐文化；小曲裾的裾式特点则明显受到战国时期荆楚文化的影响。此外，以红、黄、青、白四种色系为主的单色服饰作为汉服系统的色彩装饰特点，与战国时期的诸多服饰文化均不相同。因此，以往研究中普遍认为的汉初服饰源于战国时期楚文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实际上，西汉初年不仅汉服系统渊源广泛且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标准化的服饰风格，与当时的楚服存在显著差别，楚服系统自身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与战国时期的楚服风格日渐分离。
汉家礼仪的重要文化标识
西汉中期，汉服持续吸收了楚服的款式特点，自身不断改进，形成了全新的汉服风格。同样作为代表的交领长服的整体形态渐趋宽松适体，具体表现在：领口交叉点逐渐上移，凸起的拥颈渐趋低平；袖口由宽袖或窄袖演变为有着垂胡的阔袖；腰际线不断升高；小曲裾加长，形成细长曲裾；下摆逐渐外撇，后部常见的内凹圆弧逐渐趋平，前后平齐。与此同时，楚服也以同样的节奏对自身进行不断改进，呈现出以上诸多款式特点。自此以后，汉服与楚服的款式差异日渐缩小，彼此吸收融合。
西汉中期不仅是汉代统一的服饰面貌的形成时期，也是又一全新的服饰文化格局的发端期。在这一格局下，除西域诸国和西南滇文化的服饰面貌仍保留着本土特点外，汉王朝统辖的大部分地区的服饰面貌趋于统一，形成以交领右衽为基本特点的汉服体系。汉服体系中礼服、常服、军服、劳作服饰、演艺服饰又具有各自独特的款式特点，功能丰富而又明确。尽管如此，所有服饰均为交领右衽，交领右衽仍是各类型服饰的核心款式特征。在两汉四百年的发展进程中，汉服的类型和款式虽屡有变化，甚至出现背后开合穿着的圆领反闭服，但并未撼动交领右衽服的核心地位，汉服的总体形制始终稳定发展。
史载龟兹国王及夫人自西汉元康元年入汉朝贺后，便“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可见西汉昭宣时期的汉服已非单纯的服饰类型或是对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饰类型的统称，而是汉家礼仪的重要内容，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标识。
汉服传播与汉王朝政治势力拓展几乎同步
西汉早中期的考古发现表明，西南滇地的服饰文化自成系统，普遍流行对襟式外衣、贯头式圆领内衣与短裤或筒裙的搭配。西汉晚期，该地的土著服饰传统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迹象，代之而起的是日益普及的汉文化，这当与滇地在政治上的归属有直接关系。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始首善”，“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汉服对西域地区服饰文化的影响要更晚一些。根据新疆地区出土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服饰实物资料可知，贯头式和对襟式上衣一直是该地的主流服饰。东汉晚期，随着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及由此促成的汉文化在西域地区不断深入的影响，交领式上衣逐渐在此地增多。考古发现表明，楼兰古城、营盘墓地、尼雅遗址等地出土的交领式上衣不仅数量多、款式多，而且采用最华贵的丝绸面料制作成袍服穿在最外层，传统的贯头式上衣则装饰简朴作为内衣穿在里面。与此同时，传统的贯头式和对襟式上衣的款式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贯头式上衣的领口普遍由原来的低平圆领演变为竖起的立领，甚至“V”字形领；对襟式上衣的两襟则由原来的完全对称转变为两襟略有交掩，显示出向交领式上衣转变的过渡特征。这说明汉服的款式、质料、剪裁方法等服饰元素不断被当地所吸收，推动了西域全新服饰文化面貌的形成，并最终促成魏晋至隋唐时期该地服饰与广义汉服的合流。
汉服在西汉中期以后的迅速传播与汉王朝政治势力的不断拓展及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的历史背景几乎同步。《汉书·地理志》载：“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开发和经略客观上促进了汉服的传播。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汉服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一直是在不断交流中兼容并蓄各种服饰元素实现着自身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而这一进程始终伴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过程而展开。就文化传播方式而言，既有汉人的直接迁入，也有当地土著文化对汉文化的直接接纳，汉服在当地的普及正是对后者的深刻诠释。相较于对作为服饰面料的丝绸成品的直接接纳，当地土著居民改良本地传统服饰的款式、全盘接受汉服的全新式样实则体现出从精神层面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可和主动融入。此时的汉服概念已不再是仅有着统一的形态基础的物质文化存在，而是蕴藏着更深厚内涵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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