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工作报告专门分析了1999年至2019年20年间的刑事犯罪变化情况，请问出于什么考虑？
王松苗：工作报告既是重要的司法文件，也是司法政策的风向标；既书写一个时期法治的进步，又记录着整个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社会形势、人民群众要求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刑事犯罪结构与犯罪态势也产生了巨大变化。概括起来就是“有降有升”：20年间，我国的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持续下降，新类型犯罪明显増多。严重暴力犯罪及重刑率下降，反映了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上升，表明社会治理进入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内涵有新的期待。
面对这些变化，司法机关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深刻把握刑事犯罪变化规律，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高度，变革理念和措施，做好检察履职顶层设计。比如，因应刑事犯罪形势变化，调整检察官角色定位。新时代，人民群众要求我们惩治犯罪与保护无辜并重，坚决摒弃偏爱从重从严的传统实践。革新检察理念。当前，在轻微刑事犯罪大幅攀升、占据比例不断抬高的情况下，贯彻谦抑慎刑司法理念则尤显重要，“少捕慎诉”亟待有效落实。推动刑事法治完善。改革开放40年来，刑事立法渐趋宽缓：死刑罪名经过刑法修正案，减少了22个；简易程序1996年入法，2012年又扩大适用范围；速裁程序也于2018年正式入法。从强调“严打”到宽严相济，从疑罪从“挂”到疑罪从无，司法实践也在逐步调整适应。
我们希望，报告中给出的20年的数据变化，能够为司法实践、社会治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也让这份报告更有史料价值和服务功能。
记者：最高检的工作报告强调对涉案民营企业负责人“慎捕、慎诉”，能否深入阐述一下？
王松苗：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事关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怎样在司法实践中同等对待、平等保护民营企业？我们认为，要按照检察机关提出的11条措施，把中央的精神和社会各界对民营企业的扶助全面落实到位。因此，我们鲜明提出“慎捕、慎诉”。当然，保护不是放纵，关护不能盲目。对那些必须捕、必须诉，特别是涉黑涉恶、罪行严重的，我们坚决严厉打击。促进民营企业守法合规经营，本身就是支持和保护。
记者：关于检察公益诉讼职责，此前强调的是“稳妥、积极”拓展办案范围，今天报告中的表述是“积极、稳妥”，用词顺序的调整意味着什么？
王松苗：用词顺序的调整，体现出办案理念的转变。公益诉讼的办案领域范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主要是“4+1”领域。“4”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四个领域，“1”是英烈权益保护领域。“稳妥、积极”也就是说，在“稳妥”前提下做到“积极”。因为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一项全新职能，首先必须把法律明确赋权“4+1”领域的案件办好、办扎实，在此基础上努力尝试办理问题突出的其他领域案件。
最高检将拓展办案范围的原则从“稳妥、积极”调整为“积极、稳妥”，意味着拓展办案范围不能“等米下锅”，坐等法律赋权，而要积极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安全生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为完善立法提供实践依据。
记者：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立足办案引领社会法治观念”，如何实践？
王松苗：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正当防卫。2018年，昆山反杀案引发全民“围观”，最高检指导江苏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提出案件定性意见，支持公安机关撤案，并作为正当防卫典型案例公开发布。2019年，最高检又先后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办理福州赵宇案、涞源反杀案、邢台董民刚案、杭州盛春平案、丽江唐雪案等系列正当防卫案，让正当防卫“挺直了腰杆”，使“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起到了昭彰正义、匡正风气的实际效果。
原题为《昭彰正义 匡正风气——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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