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中学 宁波中学往事：至暗时刻里，他们是中国的星辰

作者：龚晶晶

在那种严峻的环境里，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问自己：活着有什么价值？为什么在前方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自己依然要教书读书？

答案是：为了重建战后的中国。

 

 西南联大师生合影

1937年，中国风雨飘摇。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进步青年或参军到东北加入抗联，或西去延安革命。如果不是电影《无问西东》的热映，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样一群青年和老师，冲出沦陷区，去建造战火纷飞下的另一座校园。

除了声名赫赫的西南联大，中国大地上还曾出现过一批批的战时大学，战时中学和小学。

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无数中国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答道：‘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而这样悲壮的一幕，也在那一年的宁波上演。

为此，笔者走访宁波、金华两地，终于寻访到数位年过九旬的亲历者，历时一个半月，用文字记录下了这段堪比西南联大的动人往事。

01一场堪比西南联大的悲壮迁徙

1937年9月22日，天气阴。

北平到处都是日本人，车站上的难民拥挤不堪。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中年男子，提着一个旧皮箱，躲过日本人的搜查，挤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他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朱自清。

从前他也常坐火车。1925年任教清华前，朱自清曾在经亨颐先生的邀请下同时兼任宁波中学、春晖中学两校教员，当时，春晖中学被经亨颐誉为“山间明月”，而宁波中学被称为“江上清风”。朱自清总和夏丏尊、丰子恺等人搭火车奔波两地，教学任务排得满满当当，还曾自诩“火车教员”。

朱自清先生与长子朱迈先、长女朱釆芷省立四中任教期间在宁波留影

可这一回，当他再次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心境却与当时大不相同。车厢内到处都是巡逻的日本军官，车窗外的北国已是一片肃杀。华北沦陷，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临时大学”，朱自清此行就是为了筹备教学相关事宜。

放眼望去，此时的中国满目疮痍，北平已是故都。“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如是悲叹的朱自清，并不知道，早在一个月前，那个自己曾任教的宁波中学，竟和西南联大一样，开始了一场长达9年的流亡办学之路。宁中在校长沈其达、赵仲苏率领下，从沿海内迁，初迁鄞县胡家坟，二迁嵊县太平村，三迁嵊县玠溪村，四迁磐安大皿，一路颠沛流离。

八年抗战烽火中，上千名宁波中学师生，突破日军包围，在崇山峻岭间，四次迁徙，跋涉千里，图书仪器教具甚至钢琴无一遗失，学校年年如期开学，没停过课、没断过炊，没伤亡一个师生。在如是艰苦的环境中，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被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者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入读的就是朱自清所在的西南联大。

江上清风，始终如他所愿，一路弦歌未绝。

02远走内迁，续我弦歌

1939年春，日军的飞机就像幽灵一般，盘旋在宁波上空。

4月28日，7架日机轰炸灵桥、江厦街一带，昔日最繁华的商业街付之一炬，冲天的火光燃烧了整整12个小时，死亡120余人，毁坏房屋500余间。可仅仅两天后，新一轮轰炸又再次卷土重来……

1939年5月1日，灵桥被炸情形

那一年，胡祖源18岁。只隐约记得5、6月间，日军侵占舟山，切断宁波港对外往来，随时可能进犯宁波。此时杭嘉湖地区的公立学校相继解散，宁波多数学校也已停办。学子无书可读，茫然四顾间，一则宁波中学的招生启示，引起了他的注意。

继续读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彼时的宁波中学，已不在朱自清任教时留下“渺渺银波翻白日，离离弱草映朱颜”诗句的奉化江畔。新来的校长，准备把它迁往嵊县太平村，一个离宁波15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

宁波中学，1898年始建于湖西崇教寺，1904年迁建至奉化江畔。

这不是宁波中学第一次迁校。1937年抗战刚爆发时，宁波时遭日机骚扰。为了保护孩子，前任校长沈其达，租了两艘船，将学校搬到了距市区20多公里外的鄞县胡家坟。

但这一次，是要迁出宁波。

“宁波的最高学府居然要迁到外地去？！”

消息一出，很快遭到了宁波籍师生、家长和地方人士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事，新来的校长赵仲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彼时宁波尚未沦陷，多数民众仍心存侥幸，觉得战局不至如此，主张将学校在宁波范围内流动，反对远迁；更有人怀疑这个东阳来的校长存有私心，企图将宁波名校带往自己家乡。

面对如此情势，赵校长却坚持，长期抗战局势已然明朗，部分国土必将沦为敌手，宁波是滨海港口，久为日军垂涎，实非善地。故力排众议，决意内迁。为此，日夜奔走，甚至起草了类似保证书的《告家长书》，保证一旦战事结束，定将学校璧还宁波……

这些是是非非，胡祖源也是后来才听说的。那阵子，除了专心备考，听到最多的还是日军践我国土，残害同胞的暴行。

考试前一周，母亲告诉他，老家余姚又遭到了日军的轰炸，6枚炸弹，死了不少人，有人被炸得骨肉横飞，残肢散落各处，吓得人不敢出门。

“走吧，去读书，起码能活着。”

胡祖源记得，考试那天天气极好，试卷上，宁波中学入学考试的英文和国文作文题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８月，《时事公报》刊登了当年宁中录取新生的公告：鄞、嵊两地，1600余人参加考试，录取200多人。高中部仅有的15名公费生中，胡祖源以第五名的成绩，位列其中。

1939年，宁波灵桥被炸情形

离开宁波那天，坐着竹筏沿奉化江顺流而下，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回望故土，昔日繁华的宁波城几乎空了，很多人都逃去了乡下，遍地残骸，尽是焦土。

山一程，水一程，告别战火中的亲人去求学，此去一别，不知归期。想起父母，胡祖源偷偷抹了抹眼泪。

03存死的心，走活的路

“竹筏晃晃悠悠漂流到了奉化江口，我们又转汽车至溪口，在蒋氏宗祠住了一夜，然后分批坐车到嵊县的长乐镇，最后是步行到的太平村。”当时的少年已年过耄耋，却依旧清晰地记得去宁中报到时的情形。

抵达已是傍晚时分，学校所在的清风公祠是个新建的祠堂，教室设于大厅两旁的堂屋，课桌椅已摆放得整整齐齐。一楼的小房间里，还放着一架擦得能照出人影的钢琴。

 

清风公祠

原来，为确保如期开学，在他们准备考试期间，赵校长冒着酷暑，组织工人、农民和师生，或肩挑手扛，或动用木船竹筏，在短短两个月内，硬是将学校的全部学籍卷宗、图书仪器、桌椅、床架等校具运到了这里。山水相隔，公路中断，其中险阻，不言而喻。

开学典礼上，胡祖源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赵校长。他长得很高，1米8出头，在一群师生中显得如此出挑，平日里，总穿一身白色的绸缎长衫。多年后，一位成了作家的女同学柴毓珩曾这样形容当时年仅40岁的赵校长：“风仪慑众，气度恢弘。”

70多年前的开学典礼，多数人都已记不大清。只有校长的一句话，至今还被一次次提起。

他说，“存死的心，走活的路。”

台下，乌压压1000多人，鸦雀无声。

1941年冬，一群从上海租界流亡至嵊县的青年学生，找到了位于清风公祠的宁波中学，其中就有年仅十几岁的韩文江。小小年纪的他眼睁睁看着敌机把家乡炸成一片瓦砾，母亲在逃难中罹病身亡，父亲告诉他要继续读书，唯有读书才能改天换命，造一个不受人欺辱的中国。

待韩文江报到时，眼前的宁波中学规模已达内迁时期的鼎盛：除高中、初中外，又试办六年一贯制，已有近三十个班级，约1500人。除宁波、嵊县学子外，学校也向像他这样自沦陷区流亡至此的青年，敞开了读书的大门。

一切都很好，只是读书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能听到远处隔山传来的炮声。1942年元旦，一场轰炸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那天上午10时，全校师生群聚在宗祠内举行新年庆祝会，赵校长正慷慨陈词，痛斥日寇暴行，号召全体学生要团结一致，读书救国。

邢大祠堂内景，当年学生集合处

突然，从东北角出现7架日机，徘徊在会场上空，所有人已来不及撤退。“不许走动！”千钧一发之际，赵校长冲着向外逃跑的孩子们，大声疾呼：“赶快就地卧倒！”

几乎同时，第一颗炸弹已经落了下来！“轰”的一声，韩文江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大家趴在地上，许久才反映过来，如果刚才跑出去让敌人发现目标，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韩文江抬起头，看见漫天的硝烟里，只有赵校长一个人站着，岿然不动，扫视四周，护卫所有学生，就像是话本里立马吴山的盖世英豪。

此次空袭，日军共投弹10余枚，炸死村民11人，宁中教室被炸毁数间，就连校长住所的大门也被炸坏，所幸，所有师生无恙。

赵仲苏一边安慰着受到惊吓的孩子们，一边又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撤退路线，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学生：要按照事先计划好的路线撤退，要相互照顾；万一被敌人冲散，记得要按路线找回学校；要镇定，不要怕，老师一直都在。

韩文江呆呆看着，只觉得兵荒马乱，生如飘萍，何其有幸，他们还有这么一个赵校长。

04轰炸与饥荒

1942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可一切似乎没有变好的迹象，日机时来滋扰，人人草木皆兵。

学校经常漏夜集合，每个学生都必须在5分钟内带好书本、文具和铺盖，还要背足半个月的粮食，列队集合，负重行军。

那一年，胡祖源读高三，作为学长他们还要背一枝步枪和100多发子弹。

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天上课，必须捆好铺盖和灯笼、扁担放在一起，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往深山人迹罕至处疏散。

太平村

在太平的最后一个学期，日军开始从绍兴向嵊县方向进逼，赵仲苏召集全体师生在清风公祠开会。详细地传达每个学生学校的撤退路线，又无比郑重地说；“今后，我们无论到哪里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牢记自己是中国人，一定要忠于自己的祖国。”台下的同学们都听懂了校长话里的意味深长，他是在告诫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不幸落入敌手，绝不能向敌人屈膝低头，要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敌人越来越近，又是一个急行军的清晨，天色微亮，只听得一阵轰鸣。孩子们从山上望去，那个熟悉的清风公祠，在火光中，成了一片废墟。

那年６月，在一次次转移和流亡中，学校甚至没有来得及进行毕业考试，胡祖源他们根据前５个学期的平均成绩毕了业。

回身望去，报到那天被夕阳染成金黄色的清风公祠，已被炸的只剩下一道围墙。来时带的行囊也悉数成了灰烬。但他却如此庆幸，因为每个人都还好好活着，他们的宁中还在。

抗战期间宁中四迁示意图

据韩文江回忆，在宁波中学三迁至玠溪前，他曾和几个同学去赵校长的临时住所求教。当时赵校长正在吃饭，背对着他们，穿一件白色的半袖衫，质地是好的，但已有了4、5个孔洞。背影清瘦极了，架得衣衫空空荡荡，头发又白了不少，看得让人心疼。

“宁波中学在玠溪上课的一年，可能是宁中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年。”在许多同学的记忆中，除了空袭，饥饿，成了所有师生最大的敌人。

玠溪是一个仅有300多农户的小山村，本就地瘠粮缺、物资匮乏。偏偏又时逢浙东旱灾，发生粮荒，绍兴一带甚至出现卖儿鬻女的惨象。本就靠辗转筹措粮食度日的学校，伙食就更成了问题。

1942年夏天最困难的时候，就连霉变的大麦和烂干菜也成了救命粮，有个年幼的同学实在咽不下去，只能吐了再吃。由于缺乏营养，正在发育期的孩子们有不少都患上夜盲症。

条件越来越艰苦，可师生们的意志却是越磨越坚。

清晨，在校旁的小溪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手捧书本的学生，书声琅琅；数九寒天的夜晚，用竹篱笆围隔成的教室三面透风，寒气逼人，孩子们手上的冻疮又红又肿，却还是坚持自习。

 

玠溪村

玠溪距敌占区仅20公里，朝发夕至，敌军时来骚扰，一月数惊。老师们就带着学生昼夜轮流值岗放哨，一旦发现日寇动向，就飞奔传递消息。

宁中师生就这样，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照常上课，高唱着“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我们是中华的儿女，我们全心爱中华……”

05大皿往事

1943年春，日寇西进，长乐沦陷，东阳县及周边重镇亦入敌手，玠溪岌岌可危。赵仲苏心急如焚，爬涉在浙南的崇山峻岭间，苦苦寻找“乐土”。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校长碰到了自己的学生——大皿人羊省三。经他引荐，决定将学校迁移至群山环抱的大皿。

 

羊省三，现年101岁，多年来一直守在赵仲苏故居旁。

大皿村位于磐安县以西，浙东大盘山脉的腹心，从任何一处平原进入该地都需要走上25公里以上的山路。从玠溪到大皿远达75公里，全程都是羊肠小道或险峻山路。快到大皿时还需翻过一座高约1500米的大盘山。

宁中虽然三次迁校,但一切设备,包括课桌凳、床架、办公桌椅、图书、仪器、钢琴,甚至庞大笨重的乒乓桌,都一应俱全。待运设备共计240余箱。

山路难行，只能靠人力搬运。可由于时局变化，宁中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部门联系一度中断，学校有限经费和老师工薪也难以为继，根本无力聘用民工搬运。

师生们大多未等接到学校正式通知，闻讯即互相转告，冒死穿越重重封锁线，从四面八方聚来。

 漆黑的雨夜，是师长们领着近千个半大的孩子，手提肩挑，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山崖边的羊肠小道摸索前行，挺进大皿。盘旋在括苍山脉的大磐山里，迷雾重重，茫如烟海，看似腾云驾雾入仙境，实则却令人喘不过气来。

路的尽头突然有光出现，远远的，一群人正声势浩大地向他们走来……

原来是大皿村民，得知宁波中学从路途遥远的地方搬来，竟自发组织，连夜走了几十里山路，前来大盘接应，帮着师生们，把几百箱笨重物件，搬到了双峰脚下。

 

宁中旧址希揖公祠。

没有校舍，村民们就将自家的祠堂让出来，给宁中当校舍。高中六个班设在羊氏宗祠，初中六个班设在希宠公祠，希揖公祠为六年制学生教室和训育处，孟十二公祠为礼堂、图书馆、仪器室和高中学生宿舍，关帝庙为校医务室和学生疗养室。

没有操场，村民们就让出馒头山脚一片15亩的土地，这块地原本是村民们的菜地和宅基地，老乡们却无偿提供给学校，还帮着砍掉树木，整平地面，为孩子们造出一个操场。

没有住的地方，热情好客的他们又主动将师生们认领回各自家中。

来到大皿前，你很难想象，在距宁波几百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居然会藏着这么一个地方，家家户户，几乎都能说出几段关于宁波中学的往事。

 

羊茂钦，78岁，儿子在宁波工作生活已近30年，与宁波的缘分竟在下一代延续。

羊茂钦出生那年，宁波中学刚迁至大皿，他的父亲羊银昌就曾收住过6名宁中学子。时隔70多年后，笔者在他家还看到了两张保存完好的宁中学子的照片。

老人说，穿着军装的这位叫邱少雄，“他1948年的时候来过一封信，当时他已经从宁波中学毕业，考入四川成都空军学校。”照片上的少年，穿一身白色制服，看不清面容，却依旧英姿飒爽。从前受村人庇佑的孩子，终于长成了大人模样，如愿穿上军装，誓死捍卫国土。

 

另一张照片的主人叫胡兴财，在老人读高中时，曾来信提出想再见恩人一面，可当时老人的父亲已经去世。大皿一别，许多学生都对当年的村民心存感激，世事流转，总想着终能相见，却不想，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能再见。

 

06穿越封锁线

在大皿，韩文江度过了他在宁中求学的最后三个学期。

彼时浙东大部分地区均已沦陷，家在敌占区的同学返校时，要穿越敌我交错、匪特出没的“阴阳地界”，为加速通过，穿着裹垫箬壳的自编草鞋，一天要走上百里路，等走到学校，往往脚上已全是血泡。可只要想到能读书，此间种种，便也值得。

在当年学生的回忆录中，提起大皿，用到最多的词，便是“世外桃源”。因为偏处深山一隅，外头的炮火连天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里的生活依旧艰苦：住祠堂、睡地铺，夜晚，透风的教室里，只能在亮若萤火的桐油灯下自习。一年到头，基本的菜谱就是早餐煮黄豆，午餐和晚餐则是梅干菜煮豆腐、豆腐煮梅干菜。

但所幸远离炮火，宁波中学迎来了内迁时期最安稳的三年。

磐安大皿

大皿村背靠双峰山，一条清溪穿村而过，九曲回环，将偌大的村落分隔成东、西两半。全村不足千人，抬眼望去，看到的学生比村民还多。

小桥、流水、山野、田埂，处处都是读书的少年。莘莘学子满布在这个不大的村落。

生活如歌，大皿时期，由吕漠野老师作词，陈有文老师谱曲的《宁波中学生活组歌》，也将抗日之信心，奋发之精神唱进了宁中学子的心坎。

宁中战时训练课外活动表

让笔者尤为惊叹的是：在流亡办学的艰难岁月，学生宿舍一般都是借用祠堂或民房，条件简陋。可宁中对学生的管理却毫不松懈，内务管理更是实行准军事化。

据1945年入学的孔金良回忆，每个学生起床后必须立刻把被子叠好，一律里被朝外，折成有棱角的四方形，床毯平整，排列成线。在赵校长看来，整理内务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更是一个培养学生性格和人品的大问题。正如《组歌》中“起床歌”所唱的：“棉被摺得平， 放得正，像我们的人品；草席铺得平，掸得清，像我们的良心。”

此外，对于教室、寝室里所有东西的安放也有严格要求，每日早饭后，赵校长都会戴上白手套，率领教官和值周师生逐一检查，亲自探摸窗沿、门框。当日公布检查结果。如果不及格，轻则留级，重则退学。

 赵仲苏故居，依旧保持当初的样子。

由于当时的民居基本都是木板房，校长还特别规定：夜自修结束，所有学生必须赤脚上楼，以免惊扰周围百姓。

在孔金良的印象中，赵校长很少笑，学生们看见他，都像是老鼠见了猫，总忙不迭喊声“校长好”，然后落荒而逃。据说校长的记性好的不得了。但凡是宁中学子，无论毕业多久，只要遇见，他总能第一时间叫出名字。

赵校长有双硬底皮鞋，走起路来阁阁作响，当时其他老师很少穿皮鞋，大伙但凡听见阁阁之声，由远及近，就知道是校长来了。以致于很多学生在毕业多年后，一听到皮鞋声，就像是听到了战斗的号角。马上立正站好，无比恭敬。

可这么一丝不苟的赵校长，也有狼狈的时候。1943年夏天，另一个学生郑明浚就遇上过一回。

某天返校途中，他迎面碰上了“失踪”了一个夏天的赵校长，只见他足踏草鞋，手策小杖，衣衫上汗渍与泥渍混在一处，却浑然不顾，正和一位工友，跨步向前。

后来他才知道，赵校长是“领钞票”去了。那时候，学校经费断绝，教育部门远在浙闵边界的景宁，赵校长为了学校，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奔赴景宁取钱。跋涉何止千里，还几次与日军的巡逻队狭路相逢。

高山峻岭何所惧，千难万险脚下踩。此后，每每赵校长换上草鞋，孩子们都心照不宣，只默默跟在校长身后，送他出村，看他扬长而去，盼着他平安归来。

1945年入学宁中的孔金良和羊周基，都已是92岁高龄。

07“先生”当如是

除了赵校长，让学生们难忘的人还有很多。

走访中，笔者注意到当年的学生都把自己的老师称为“先生”，实际上，他们也的确当得。

这一路，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无论是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先生们”上课的地方，是他们，用文人纤弱的肩膀，于乱世中护学子周全，在战火里守住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让一批批稚气孩童，长成懂事的少年，在恶劣的环境中端正地成长。

宁波中学1943年秋高中毕业师生合影

其中，最让学生们念念不忘的，当属国文教员吕漠野。当年，胡祖源入学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考题，就是他的主意。先生说，用意是让学生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希望，保持生气，争求兴旺发达的明天。

记忆中，吕先生总穿着一身旧旧的、洗的发白的中山装。年少俊逸，步履从容。即便是战时，也带着一把小提琴，每天必定拉上一次。

吕先生的文学造诣深厚，学贯古今，教学时每每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他在讲解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经学史时，把中国博大精深又头绪纷繁的古代哲学思想、经学思想精心绘制成详细的表格，使学生既能有具体的了解，又能有宏观认识。治学精神可见一斑。

在宁中任教前，吕先生已是颇具盛名的诗人、儿童文学家，当时为抗战所作的童话《水的希望》、《一只小公鸡的故事》，风靡一时。

多年后，他的学生赵宇湘还留着他的童话集，90岁的老人用苍老而饱含深情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念：“小公鸡没有笑，按着老鹰的肩头，‘可是，杀人的终究要死在别个的刀锋下，侵犯别个的终究会害了自己。喂，你这路远迢迢到别个的家园乡土来屠杀别个的士兵，明白这意思吗？’‘你这抛掉自己家乡来做刽子手的，不是有个慈爱的母亲吗？你还有个美丽的妻子，你该有几个宝贝孩子了吧？’”一字一句，点燃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热血。

 

宁波中学1944年夏初中毕业师生合影

英文老师王文川是开明书店出版的《英语语法教程》的作者，算得上当时的权威。经他讲解的课文，大家总是印象深刻，无论是林肯在哥德斯堡的讲演，还是歌德的“最后一课”，听完先生的解析，学生们只要认真再读几遍，就能牢记甚至背诵。

他教授的学生中，例如沈光铭、马春祥等人都先后留学美国，分别在美国著名大学担任电子学、畜牧学教授。

王文川先生青年时曾留学日本，在和学生的谈话中猛烈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野蛮侵略，也对日本社会正在成长的进步力量寄以希望。在批判日本民族性的狭隘与虚伪的同时，又指出日本人办事认真、纪律性强，遇事考虑周密的特点值得我辈学习。

厉害的老师还有很多，据后来入学的任明耀回忆，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英语老师方持衡，英文发音纯正，朗读莫泊桑名篇《项链》时抑扬顿挫的语调，简直美妙绝伦。以至任明耀读大学时，也选择了英语系。

国文教师黄云眉，原是开明书店的编辑，古文功力深厚；地理老师俞易晋，能徒手在黑板上画出精确的中国版图和各省的地图；数学老师郦肩时，早年间就参与中学数学教科书编撰；化学老师陈履鳌毕业于北大化工系，授课认真生动，深受学生爱戴……

 

宁波中学1943年毕业师生合影

宁中除正课外，还开设了俄语、德语、世界语之类的第二课堂，任同学选修。老师多是全才，教国文的也会世界语，教英文的也能教俄文。

然而，诚如一位学生所言，最可贵的是：“先生们从不教人要如何如何，讲课文时亦不做课外的言辞，但是做一个善良、正直、有脊梁骨的人，却是先生教育我们的。”

那几年，先生们的生活辛苦且清寒，曾有一位家属致信某老师说：“您教一年书，不如我在家养一头猪。”可幸好，那时的知识分子多有一身傲骨，贫困、险阻都不足以让他们屈服。乱世的寒夜中，他们如同星辰，始终在那，照亮所有孩子的前路。

08做暗夜里的星辰

国难当头，敌骑纵横，宁中始终坚持赵校长所言，“存死的心，走活的路”，“在非常之时期，处非常之境地，始终进行正常教育。”

一切来之不易，学生们愈加发奋苦读，八年间，宁中毕业生报考高等院校录取率年年均为全省前列。其中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大等知名高校录取者比比皆是。1945年的高中毕业班，22人中就有15人考进大学，其中10人考进浙江大学。

宁波中学1945年秋高中毕业师生合影(磐安大皿）

1946年初春，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宁波中学如约回迁，大皿街头人流如潮，村民挥泪相送。宁中师生结束了长达7年的异乡漂泊，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终生难忘的故地。

回望来路，那些曾庇佑宁中师生的村落，早褪去昔日的闭塞，改头换面。知识的力量，在改变寒门学子命运的同时，也悄然影响着这里的一切。

以嵊县为例，宁中迁入前，这里并无高中，上世纪40年代，嵊籍子弟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的，大多受惠于宁波中学，估计数以百计；如含初中，则在千人以上，其中多数都成为了新中国的有用之才。宁中撤离太平时，还留下了部分老师和部分教具，供当地筹建新的中学。

点滴改变，无声无息。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学子走出大山，文明和进步的种子留了下来，生根发芽。

 

当年赵仲苏用过的皮箱。

1946年春，赵仲苏履行了７年前的承诺，省立宁波中学又再次回到了奉化江畔。学生人数从迁出宁波时的不到1000人，增至1000人以上。

18岁的羊周基追随学校，走出大山，来到宁波继续求学，他看见了老师提到的那个被日军轰炸无数次却依旧屹立不倒的灵桥，也看到了奉化江边，那个被炸成一片废墟的宁波中学。

夕阳下，80亩的校园，一片荒凉，大部分校舍已被日军炸毁，只剩下一堆烂砖瓦砾，周围杂草丛生。

可老师说，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教具仪器无恙，所有师生无恙，经过近10年的风雨兼程，他们终于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地回来了。


一年又是一年，回到宁波的孩子们陆续毕业，他们挥泪告别，走向了各自的人生。

有人追随先生足迹，教书育人：比如美国哥伦比亚物理学教授沈光铭；北京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胡积善、杭大中文系教授任明耀、西安交大副教授周宗湘、天津大学博导吕灿仁……

有人成为国之栋梁，发光发热：比如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经济学家胡祖源、著名防化专家商燮尔、节能专家尹锡勋、山西省电力试验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韩文江……

羊周基，因为感恩宁中对于青年学子的照拂，退休后，一直资助村里的贫困学子，其中一位更是成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这群孩子也将继续沿着他的路，成为更多人的光。

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胡祖源，再次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故乡宁波养老。立于奉化江畔，他又一次想到了18岁那年的中考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那道题，他和他的同学们，用了一生的时间来解答。

“赵校长，你看，我们终于走出了这重重炮火，走到了老师课堂里描绘的，那个富强民主的未来。”

在中国的至暗时刻，那些老师是中国的星辰，那些学生是中国的星辰，那些老百姓也是中国的星辰，正因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在光明处相逢。

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你会握着我的手吗?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