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儿太远，人家不来”
“我很傻，所以我来了”
作为中国西北的热门旅游景点，疫情后敦煌旅游的升温速度很快。仅5月24日一天时间，莫高窟的游客人数就达到1098人。
游客再次慨叹于千年文明瑰宝之壮美，与此同时，一位莫高窟背后的老人最近走进了众人的视野。
很多人这才知道，原来在中国西北戈壁，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
从1963年至今，樊锦诗已经在敦煌待了57年了。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这位城里大小姐，在那片美丽却荒芜的土地上，苦了半个世纪。
没有她和无数前辈、同仁的无私奉献，莫高窟千百年的壁画、佛像再精美，也早就化成了沙土。
“我到现在都是个老天真”
从1963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进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当研究员算起，樊锦诗至今已经在敦煌待了整整57年。
为什么会选择考古作为自己的事业，樊锦诗说主要是“好玩儿”，“我们当时跟现在的人不一样，那个时代的人都很单纯，就觉得考古好玩儿嘛，挺有意思的。”
1962年，樊锦诗在学校安排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见识到了这里有多苦。
当时的常书鸿、段文杰等老前辈，住土房睡土炕，屋里没有电灯，只能点油灯和蜡烛照明。爬山进洞窟，用的是树枝搭成的蜈蚣梯。
樊锦诗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在大城市里生活了20多年，哪能吃得了这种苦？她天天失眠，每天三四点就醒来。因为水土不服，进洞工作时腿都是软的，路也走不动。
老师们怕她身体吃不消，让她提前结束实习回北京去了。看到女儿疲惫的样子，樊锦诗父母心疼得不行，她自己也说，实习结束后，就想着再也不要回敦煌了。
不料在毕业之际，敦煌来北大“要人”了，点名要去年那4个实习生，其中就有樊锦诗。
为此，父亲特地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最后樊锦诗没把信交上去。
“家里倒也不是说反对，只是想跟学校说，这个女孩子身体不太好，希望照顾照顾，不要分配到那么苦的地方。”
“我就把信给捏了，因为我已经表过态‘服从国家分配’，真到那个时候怎么能掉链子呢？”
去敦煌前，樊锦诗回了一次上海，度过了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父亲那时候知道了她的决定，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在女儿动身之际说了一句：“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樊锦诗听完泪如雨下。
当时学校跟她说，你先去，三年以后还有毕业的，把你换回来。“谁知道后来几个三年都没人管，于是就一直待在了那里。”
“那时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城里只有两个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糖盐局。”
樊锦诗说，那时的生活确实艰苦，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
当时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衣服晾干后，上面泛着一道道白碱。打上来的井水碱性也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
敦煌的冬天极冷，气温一般在零下20度左右，平房里也没有暖气设备，如何在土屋土炕封火保暖之类的生活常识，樊锦诗作为南方人还要从头学起。
“我到现在还是个老天真，也有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想那么多干啥呀，一天天那么多算计太烦，就这样吧。”
至今，她回忆起初次见到莫高窟的场景，仍然震撼不已。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惊心动魄。”
从那时起，她就下定了决心，用尽毕生来保护这个美丽的人类文明遗产。
02
莫高窟爱情故事
樊锦诗不是没有想过要离开敦煌。
1966年，她和考古学家彭金章在武汉结婚，两人在北大就是同学。结婚后，丈夫在武汉大学任教，创办了考古专业，樊锦诗则继续留在敦煌，两地分居了19年。
在有了孩子之后，樊锦诗犹豫了很长时间，既想留在敦煌，又挂念着异地的家人。1970年代初，老彭带着五六岁的大儿子在武汉，又当爹又当妈；二儿子则是跟着老彭的大姐回了河北农村。
直到1986年，彭金章主动调离武汉，追随妻子的脚步扎根敦煌，一家四口人才真正团聚了一阵。
两个孩子彼时一个念高中一个刚小学毕业，后来都去兰州上了学，樊锦诗至少能出差去兰州，时不时和他们住上几天，“这个家就像个家了”。
“我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欠他们的太多了。”樊锦诗说。
来到敦煌后，彭金章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研究商周转攻佛教考古。在他的帮助下，莫高窟的洞窟编号从492个增加到了735个。
樊锦诗说，这样的丈夫，是提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作了让步。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樊锦诗后来回忆两人的爱情，说当时那代人都很木，不会说我爱你，“我没说过，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
2017年，樊锦诗上了央视文化节目《朗读者》。主持人董卿说，之前节目组请了樊老好几次都不肯来，这次却是她自己提出要来。
后来知道，原来是因为彭金章喜欢看《朗读者》，“他在电视里看见，他会高兴。”
2018年大年三十，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过，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餐桌前，一起吃了年夜饭，还对着照片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丈夫安葬在上海，樊锦诗说那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两口子要一直留在敦煌。”
“我上海话讲不好，普通话也不好”
2011年9月，当时上海艺术节办了一个“甘肃文化周”的展演环节，上海各报社的媒体记者组了个团远赴西北。也是借那次机会，外滩君在敦煌研究院见到了樊锦诗本人。
那时的樊锦诗已经73岁，瘦瘦小小的身型，但不夸张的说，看起来比当场在坐的二三十岁的年轻记者们都精神。
听到我们是上海来的媒体团，少年时期成长在上海的樊老笑得格外亲切。
我们问她上海话还讲得来伐，她就连连摆手，自嘲在西北待了这么多年，“上海话讲不好，普通话也讲不好”。
樊锦诗的普通话的确带有很重的江南口音，说起莫高窟的洞穴和壁画、佛像来她如数家珍，绘声绘色，眼里放光。
就仿佛我们面前坐着的不是一个古稀老人，而是一位用无限热情向你介绍心爱之物的小姑娘。
在敦煌待了几十年，对于这份苦，樊锦诗并没有甘之若饴，“我们这儿太远，人家不来，我这人很傻，所以我来了。”
樊锦诗的步伐极快，这在当年那次采访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据说原本有计划是她亲自带着我们看莫高窟，但因为工作实在排不开只能作罢。我还偷偷问陪同我们的研究员，说樊老都70多了，爬山进洞这么折腾能行？研究员笑了笑说，“没问题的，肯定比你们强。”
这两年，在电视和网络上越来越多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其实和九年前的那次见面相比，她的模样没有太大变化。
2015年3月，77岁的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但仍挂着名誉院长和研究馆员的职衔。
她这才有时间，开始频繁地在各种纪录片、视频演讲、《朗读者》之类的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在央视《开讲啦》这样面对学生的节目舞台上，也能听到樊老颇重的吴语口音。
许多人印象里，敦煌研究院大概也就是研究研究壁画，做做旅游宣传。
但其实它更像是战斗最前线的要塞，莫高窟700多个洞，每一寸壁画的保护都是争分夺秒的战斗，这还只是其职能的一小部分。
04
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
樊锦诗在敦煌主要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研究保护，壁画、佛像经历千百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在大家看到的壁画，就是经过50多年不断修复、抢救的成果。
樊锦诗的底线守得很牢，在她的推动下，甘肃省先后批准实施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把莫高窟当作一位千岁老人，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第二件事，对于当时年近70的樊锦诗来说更为难得——她完全不拘泥于传统保护的路数，而是主张用数字技术，把莫高窟的财富保留下来。
刚出任院长时，正值西部旅游发展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十年间翻了一倍，一年有20万人进窟游览。
有一年夏天，樊锦诗一进洞窟就连连皱眉，洞窟里满是游客留下的香水味和汗味，让她直打喷嚏，“这洞受得了吗？”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能阻挡观众不让看，人们应该享受到这样珍贵接触的文化遗产，光是限制，不讲道理。”
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樊锦诗偶然之下得知，可以用计算机技术，把图像转化成数字永久保存，这让她脑洞大开。
在她主持下，敦煌研究院开始了利用计算机技术保存壁画信息的研究，形成了一套壁画数字化技术流程，每幅壁画、每尊雕塑，都有自己的数字档案。
经过20年的努力，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正式上线，人们通过电脑屏幕就能全景漫游数十个莫高窟经典洞窟。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聊以欣慰的是，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莫高窟尽力了！”
在宕泉河畔，有一片莫高窟人的墓地，那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两位老院长，还有无数敦煌研究院早期的同仁。每年清明，全院上下都会前去扫墓。
樊锦诗说，宕泉河畔的老前辈们大多高寿，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生活条件这么苦还能如此高寿。“我想那时因为他们心无旁骛，守一不移。一辈子只想着一件事，画画就画画，研究就研究，心态自然不一样。”
在这次《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上，白岩松用这样的颁奖词赞颂樊锦诗：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57年坚守敦煌，以留住人类的文明宝藏为己任，对于樊锦诗先生的伟大奉献，我们必须道一声感谢。
文／Cardi C
部分资料来自《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
图片来自敦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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