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那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政权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A.D.55～120年)是古代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2000年前就发现，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规律，被后人命名为“塔西佗陷阱”。

在人类历史上，不少王朝的更迭或整个民族的灭亡，除了政治权争外，都有不同程度的“塔西佗陷阱”的影子。王莽当年是非凡的人物，成功将自己塑造成儒家大圣人，并一举夺得大汉江山，导致西汉灭亡。但他当皇帝后，一方面他的国策出了大问题，一方面人们发现他说话不当话，他过去的善不过是伪善，那尽管王莽新政中有不少合理的东西，人们也不相信了。公元21年，并州、济州等地，相继爆发“绿林赤眉起义”。公元23年，刘玄率义军攻克长安，王莽被杀。

明亡，有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但主要责任却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政府的公信力一失再失。朱由检同志当了17年皇帝。一个国家，要往正路子上走，17年已经足够。像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前后共22年时间，他当政三五年就见了成效。汉代文景之治，前后一共36年，主要是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打下的底子。刘恒开创文景之治事业，不到10年就出现明显成效。到明朝也有过仁宣之治，总共时长仅11年。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也是10年多一点时间就效果明显。到了当代。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虽然仅主要在经济层面，到1990年就全面经济腾飞了。

有人说什么明亡于万历，或亡于嘉靖，或亡于天启，或亡于东林党，各有理由。万历、嘉靖、天启、东林党等，虽然都有些问题，但明亡的真正，就出在朱由检身上。朱由检同志17年里，不仅令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党争搞得朝政紊乱，更主要是他对别人不信任。他一共换了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杀死内阁首辅2人，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多达11人，杀死巡抚11人、逼死1人。1641年（崇祯十四年），被他关押的大臣145人，相当于他的内阁的十分之一。朱由检任用的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恰恰是个政治骗子，可魏藻德却当了4年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擅长辞令，有辩才，可他惟一的政绩只是迎合朱由检的心思，朱皇帝想啥我说啥。朱由检自己近小人，远君子，那就众叛亲离，在李自成大军围城和北方满清的夹击下，没人真正愿意为他效命了。明军缺军饷，他号召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出点钱，可谁也不愿意，只管在他面前哭穷。就是那个魏藻德，在李自成破城后立即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了解到他捞了不少银子，其大将刘宗敏通过夹棍夹指刑，令他交出数万两白银，然后，他与他的儿子被刘宗敏处死。

社会信任，是社会之所以存在的基础。而社会信任，最重要的就是公信力。前苏联的解体，说起来也是很多原因。但坠入塔西佗陷阱之后，这个国家就谁也无能为力了。从195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就开始出现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时，已经积重难返，他的“公开化”与改革再也不能凝聚民心，因为人们不相信了。苏联解体前，曾有有一项调查，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同时，每5人中就有1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前苏联时有很多段子手，写出当时社会的心理状态：

例一：苏联邮政发行历届领导人纪念邮票，发行没1个月，邮政宣布紧急停止使用该邮票。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往哪面吐唾沫。

例二：“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道。“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例三：问：什么在苏联是最常见的？答：暂时的困难。

例四：问：什么国家最富？答：苏联。它已经被偷了五十多年了，但还没有被偷光。

例五：一个男的在报亭买了一份真理报。摊主好奇地问道：“同志，每天早上你都在我这儿买真理报，可连翻都不翻开就扔掉，为什么？”男人答道：“看一眼头版就行。因为只有讣告是真实的。”

与前苏联类似，当年东欧国家也出现类似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时期。1989年，罗马尼亚进入社会动荡期，蒂米什瓦拉、布加勒斯特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活动。老齐还不知道这时候，民众已经根本不信相他了。12月21日上午，老齐夫妇召开万人集会。会议开到一半，民众就开始高呼打倒他，万人集会竟突然之间变成对老齐的声讨大会。其后，局势急转直下，老齐夫妇突然就变成孤家寡人，于次日开始逃亡，并被活捉。12月25日，老齐夫妇被特别军事法庭以“实施种族灭绝，屠杀六万人”、“危害国家”、”破坏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银行有超过10亿美元的秘密存款并企图叛逃国外”等5大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塔西佗陷阱一旦形成，后果就是这样不可预料和可怕。

要避免坠落入塔西佗陷阱，也就是在历史的关健点开始勇敢地改革。（航亿苇）

责任编辑：清风杂志社新媒体中心主任吴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