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弄堂口，有一群裁缝爷叔。
过去，他们是生活的必须。逢年过节，买块布匹，做一身新衣裳。
现在，找上门的常是缝缝补补的活儿。
虽然平常不会想起，但需要的时候可能还得点评上找找。
常德路、顺昌路、南昌路上，四个裁缝带着各自所在街道的气质，一坐几十年。
弄堂裁缝的烦恼
“一般人家要给我拍小照，我不给伊拍喔，拍就赶了跑。”
朱师傅埋头踏着缝纫机，眼镜滑到鼻尖却目光如炬，敏锐地察觉到手机镜头正对着他，轻描淡写地开了句玩笑。
“此地侬手机上查得到的。”他头也不抬，慢悠悠地说道，“我此地有个特点，从早上8点摆到晚上9点。”
身后一块广告牌
罗列了他的各种业务
他的缝纫铺迓在常德路、武定路拐角的弄堂里。果然，网友在大众点评上给他建了个条目：“缝补小店”。
有人评价说：“夫妻老婆店，开了好多年了。一楼进出口放着架老式缝纫机，各种配件、零碎堆放着，承接减裤脚、改大小、缝补、修拉链……”
二十年前，朱师傅夫妇刚来做裁缝时，武定路上是马路菜场。斜对面静安枫景苑那里还是一片老房子，裁缝铺就摆在一楼的门面房里。
“所以我此地多数是老客人。”他说，“有的人搬到老远，浦东、松江、闵行……特地跑过来。”
常德路、武定路口
周边这些年变化很大
城市不断更新，常德路现在是一条车水马龙的六车道大马路。马路对面的工地传来敲打声，相信很快就会有高楼拔地而起。
而武定路上开出了十多家风格各异的酒吧、餐厅，如今是城中的“新老外街”。
外国人路过街角，成了朱师傅的新客户。
“我这里外国人生意大概占20%。”他说，“现在交流也方便，伊拉想讲啥，手机上翻得出中文的。”
此刻，他正在给一只旧布包的肩带拷边，据说是一位外国女士拿过来的。
“伊寻了我两趟了，本来不想帮伊弄的，烦唻。昨天夜里已经弄了一个半钟头了。”他说。
是一位外国女士
拿来缝补的
肩带磨损得厉害，毛毛拉拉地露出了白色的衬里，缝补起来很麻烦。不知为何，包的主人却对它特别钟爱。
早年朱师傅还帮人做衣裳，这两年不做了，专注于缝补修改。
他解释说：“现在做一条裤子一百多块，买条裤子只要三十多块，侬哪能讲？”
成衣便宜了，生活节奏也快了，有些人来改衣裳，竟然就忘记拿回去了。
有次，一位客人请他改条裙子，足足隔了三年才想起过来拿，说是之前出国去了。
时间隔得太久，客人的身材都变了。“伊讲我衣裳改大了。我讲：三年前，侬肯定比现在胖。但是没办法，我只好再改一趟。”
“前后总共改了两趟，收一趟钞票。”他笑笑说。
里面装满了
客人没来拿的衣服
如此健忘的客人还为数不少。朱师傅搬出一个大箩筐，里面全是被遗忘的衣裳。
“喏，这条裙子还是新的，放在此地三四年有了。”
“这件羊毛衫钞票付脱了，一直没来拿。”他一边翻拣，一边回忆衣服的“身世”，“钞票付脱的少，所以这件我记得的。”
缝了个装饰补丁
客人付了钱却没来拿
大多数衣服都是先改后收费。“人家讲：‘我裤子放侬此地，侬怕我跑脱啊？’结果白改了。”
“我仓库里厢还有三只箩筐，衣裳加起来一百件有的，辰光最长的大概有十年了。”
“老讨厌噢。”朱师傅发出感叹，“放了占地方，丢又不好丢。万一人家来拿呢？”
二
每个裁缝都遇到过朱师傅这样的烦恼。
所以每当顾客交代完自己的需求，王贤国都要先说上一句：“钞票先付掉”。
他操着一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讲话声音洪亮急促，给人的初始印象有些凶。
没办法，这些年遇到不少衣服“丢”在这里的情况，因此他改变了规矩。
他的“王记裁缝铺”，在顺昌路的祥顺里开了四十多年了。
虽然只是一方弄堂口的空间，但家当齐全，颇有现在工作室的样子。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吃饭家伙是蝴蝶牌缝纫机、老式拷边机，墙上挂着各色拉链、经营许可证，顶上还吊着一只小风扇。
缝纫机边上的熨烫台，到了晚上就是收纳东西的储物柜。角落里摆放着各种裁剪下来的裤脚管。
墙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4纸，上面写了霸气的六个大个字：“无微信，付现金”。
但原因也有几分无奈。
“我不会弄呀。我现在几岁侬晓得？89唻。”
“我14岁学生意，格辰光还没解放唻。刚刚抗战胜利。”
做裁缝75年了
是名副其实的老裁缝
做裁缝的75年里，王贤国先后做过零工、上门裁缝。改革开放个体经营放开后，他在顺昌路的弄堂口缝补至今。
“后来我去领了只营业执照。格辰光还是卢湾区，第一批7只执照当中我一只，早伐啦？再早没嘞。”他说。
他的两台蝴蝶牌缝纫机都伴随他30年朝上，拷边机也“毛40年了”。
“30年前头，一般工人小青年拿36块工资辰光，新的缝纫机要156块唻。”
“格辰光缝纫机，一般人家就结婚辰光买。”
陪伴王贤国
三十多年了
靠着他脚踩裁缝机，帮家里的四个儿子置办了婚事。
曾经生意兴旺的时候，弄堂口门庭若市。
“来裁衣裳的人多得来，天天早上排队，下半天也排队。”
王贤国就手写了号码牌，发号排队，和现在吃饭等位一样。
“发牌子排队也吵相骂，也不来事。有两个出去兜一圈再回来，好了，挨在后头了。乃末伊急死了。”
祥顺里弄堂口
这条路保留了浓郁的市井气
现在来的顾客也不少，不时排上三两个人。相熟的老顾客不忘打趣他两句。
“侬格生意太好唻，都要寻侬。老实讲，别的地方我不去的。”戴着金丝边墨镜的爷叔，等候裁剪裤腿的时候，倚靠在木柜边说道。
“我顾客多，我哪能会记得牢呐。”王贤国戴着老花眼镜，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回复。
“呦，侬蛮有成就呃。”
裁剪、拷边、熨烫完之后，王贤国把裤子交到爷叔手中，不忘夸上一句“格条裤子着得漂亮呃。”
“我澳门买得来的哦，侬覅讲，买脱我2000多块港币哦。”爷叔不免得意。
见过世面的王贤国，并没有被吓到：“澳门有啥稀奇啦。刚刚一个人裤子，600多块美金。”
收到的现金，他顺手放进上衣口袋。
缝制了一个口袋
方便随手放现金
王贤国专门给自己Polo衫上缝制了一个白色小袋，刚好盖住衣服的logo。
衣服是儿子给他的，世界名牌 Polo Ralph Lauren，不过他也不认得。
“现在我屋里的衣服穿得光啊？穿不光。都伊拉覅穿了，丢我房间里。”
问及什么时候准备退休，王贤国笑了笑：“做到此地房子拆脱，或者人死脱，结束。”
再问也有些无奈：“我没有劳保呀。我哪能退休法子？”
好在开的时间久，附近街坊邻居多，一个月也能赚到四五千元。
“我也不和你讲唻。工作去了。”老裁缝又往缝纫机上缠上了线，准备继续工作了。
三
南昌路278弄门口曾有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两位裁缝师傅各占一边，“演奏”缝纫机双重奏。
记录了两人在弄堂口
踏缝纫机的画面
然而等到我们5月20日过去的时候，缝纫机已经不见了。
两位师傅脖子上各挂着一根皮尺，坐在凳子上等生意。
街坊邻居亲切地叫他们“大裁缝”和“小裁缝”。“老土地”都熟识他俩，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大小裁缝只得
干坐在弄堂口
大小裁缝和街坊关系很好，谈笑风生。但他们俩的关系，却并不那么和谐。
大裁缝说小裁缝是他带出来的徒弟，两个人曾为了争生意“打相打”。
小裁缝说：“帮帮忙哦，我会要伊带？”
他说两人是师兄弟，其实还是亲兄弟，彼此不和并非为了生意，而是为了父亲留下的房子。
中间像有条
隐形的三八线
上海的每个角落都会有这种“老娘舅”节目里的狗血故事。
“一家不知一家事啊。”小裁缝感慨地说。
虽然坐在同一个弄堂门口，但两人之间像划着一道明显的三八线，彼此连一个眼神都不给对方，各自做着老客户的生意。
大裁缝接到一个修改Polo衫的“生活”。由于穿洗了多次，衣服松垮，越变越长。大裁缝把下摆裁掉一条边，把它改短。
“做做要一个钟头，收25块。现在保姆都要35块一个钟头。但是没办法，不做，就一分钱都没有。”他叹息说。
挂了一条皮尺
表明自己裁缝的身份
做了三四十年裁缝，两人经历了这个行业大起大落的历史。
大裁缝说：“埃个辰光上山下乡的人回来了，没衣裳穿，都来做衣裳。裁一条裤子只要6角，帮人家全部做好是15块，人家排队来裁。”
“格辰光我忙得来没空吃香烟。最多一天好赚七八十块，当时工人工资只有36块。”
小裁缝说：“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辰光好做，台子上摆满了布头，我有三个徒弟，夜到都要开夜工。”
裁缝这个行业
经历了大起大落
这个行业衰落得很快。
现在他们俩类似朝八晚五地上班，但生意早就大不如前了。
大裁缝说：“连香烟钞票都混不出来了。”
小裁缝说：“现在连自家也顾不上，不要讲带徒弟了。”
大裁缝今年67岁，他原本计划着过两三年就退休，不过等6月2日我们再去的时候，弄堂口只有小裁缝了。
“大裁缝之前就生毛病了，一直撑着，在地段医院吊盐水。不过伊讲不合算，要到乡下老家去看，那里好报销。”弄堂口的爷叔介绍说。
初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上海凭手艺吃饭的大裁缝，或许会怪自己的这门手艺。
他说过：“这短命手艺，没用场了。”
不知道小裁缝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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