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 2016 年 7 月、2018 年 10 月 22 日
采访人 张渐高、刘权、王道中、张仁军
撰稿人 仲文路、顾园园
父亲的死跟鬼子有很大关系
我出生于 1921 年,按虚岁说我也是百岁的人了。我除了有点膀胱炎,平时需要用导尿管之外,其他一切还行,能活到今天都是党和政府的照顾,我知足了!
我小时候比村里其他小孩强一些,不能称得上识文断字,但也能认识几个字。也记不清是几岁时候的事情了,村里一户有钱人家的小孩叫张渐山,他念书老是念不好,一念不好常会挨先生和他爹妈打,他被打怕了不敢上学堂,但不敢逃学,一旦逃学,先生肯定会去他家告诉他爹,他就想了一个主意,让我替他去上学堂。我哪里有时间替他上学哦,我得去干点活替家里挣一份口粮呢。他就说给我两块钱,我起初佯装不答应,后来他就涨到四块,当时我心跳都加快了,三块钱都能买好几顿肉吃了,正当我想松口答应的时候,他又猛然喊到五块,还说我要是不答应就算了!我吓了一跳,赶紧答应下来!我心里高兴海了,即使不给我钱,其实我也是想上学堂的,不要说还给了我五块钱。
上学堂的事情没瞒住大人多长时间,但是我把五块钱给了我母亲,她买了许多口粮,我们家吃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后来这事还是给他家人发现了,我就捞不到去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知道了自己的名字是怎么写的,知道了读书的意义——为国为民……
在 1940 年,鬼子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家特别穷,家前家后就两间土屋,很多有钱的都拖家带口地逃难去了,我们家没地方逃也没法逃,因为这一年我父亲重病躺在家里,我们兄弟四人一直在照顾他。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天天气不太好,一大群鬼子从村头过来,挨家挨户地搜,也不知道搜什么的,看到吃的拿吃的,看到用的就拿用的,跟土匪一样。当时我父亲得了喘病,现在看可能就是肺结核,本来就不能挪动。但是看着鬼子到处烧杀抢掠,大家都跑反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躲起来,想来想去,我跟我大哥把他抬到家后躲起来,虽然躲过了鬼子,但是我父亲给吓着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生病只能自己熬着,因为病情加重,我父亲自然熬不下去,没有多长时间就走了。那一年他 56 岁,我 19 岁。
为报国仇家恨,主动参军
父亲走了之后,我对日本鬼子的恨意更加深了。那时候正逢征兵,我立即就参加了。我们家本来就应该出一个人去当兵,我虽然是最小的,但是我就是想上战场,就是想打鬼子,其实就想为我爹报仇雪恨!
1940 年,我背着母亲去参军。那天一大早,我就跑出去了,一口气跑到了第四区找到了游击队中队长张锐,跟他说明了情况,他就把我留下来给他做通信员。他知道我家里没有吃喝,而且我母亲不知道我当兵,就给了我一包粮食让我回去跟母亲说一声。我背着粮食下午出发,一直到晚上才到家,敲了半天门,母亲才开门,她看见我背着粮食后立即质问我:“是不是偷人家粮了?赶紧还回去!”我赶紧大声回答道:“这是我去当兵领导给的,他让我拿给你的!”她听后立即就不说话了,对我当兵的事情也没有反对。
第二天,我听母亲交代了一些琐事后便回到了第四区。张队长见我提前回来报到很高兴,他当即给了我一把“王八盒子”,那是我的第一支枪,我欢喜得不得了,整天拿着研究。
1940 年底,日本鬼子又下来扫荡,我们部队在张湾、后河头、麦墩一带打游击,有一次连续打了 8 天,幸亏又有其他部队赶来增援,要不然我们也就全军覆没了。有了增援,我们击溃了敌人。那场战斗打死打伤敌人 40 多人,俘虏敌人 200 多个,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那次,我们尝到了胜利的甜头,把鬼子赶走后,个个很开心。
在游击队的时候,我们部队穷,但是也不能吃一口老百姓的东西,不能违反纪律。记得有一次实在没有吃的了,米糠都吃完了,我们就去找当地的地主要,我们不能动武,就跟他商量:“大爷,有粮食把点给我们吃吃呢?”后来他给了 50 斤黑豆,我们自己推磨做成饼,虽然很饿,但是也不敢多吃,一人也就捞到吃一块。
我打仗最勇敢,冲上前不怕死
1943 年初,鬼子对苏中、苏北等根据地进行“清乡”运动。苏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在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领导下,针对日伪“清乡”的性质和特点,参照苏南军民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在军事、政治、思想、组织和群众发动方面均作了充分准备,周密部署,并确定以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为主,结合其他斗争手段,灵活运用策略,长期坚持斗争。沭阳县的反“军事清乡”斗争在此期间也正式拉开了序幕,新四军决定由三旅三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共同拔除吴前圩这个据点。
记得那时候天特别冷,吴前圩据点周围都是水,还上冻了,据点前面都是一些大车,我们队伍没办法过去,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支由个子比较小的 18名小战士组成的队伍做前锋,准备从底下滑过去打开据点大门。先把这些小战士用棉被裹起来,再浇上许多水,一个一个沿着战壕滑到敌人的据点中去,没想到被敌人识破了,当场砍死了 6 个战友。后来一个体重大约 90 斤的小战士顺利进入据点,这才打开了大门,我们早就红了眼睛,冲锋号响起的时候,我第一个冲了进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鬼子在我眼前杀人,杀的还是我的战友,我的心里恨极了,但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份恨意放在心里面,以后杀敌的时候,我比谁都要拼命。
1943 年底,我成了一名正式党员,从那以后遇到任何战斗,我都会跟团长说:“报告!我参加战斗!我是党员!”
记得打“吴圩线”战斗时,我在四连,我们一个连 120 人,打到最后就剩下 20 多人。剩下来的人都有点怕了!当时,我一拍大腿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带头,我不怕死,你们也不许退后。”最后,我们胜利了,鬼子的据点被拔除了,我们还逮到 8 个日本鬼子。
老百姓知道我们胜利了,就回来了。我看到他们回来后,就向他们招手说:“老乡,来来来!”一开始他们还害怕我,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打日本的,你们不要害怕!”他们听说后,都高兴得直拍手。然后,我把房子分给了老百姓,剩下的一些牛肉罐头、鱼肉罐头我都放到自己布包里了。
后来,我当排长了,至今还保存着一个牛皮挎包,你们看这个包是广东朱芳记出品的,是日本鬼子的东西,也是我的战利品。
我们打仗时候讲究计谋,打不过就跑
1943 年,鬼子派土匪头子张兴中、张汉中、张胜中兄弟三人在沭阳北桑墟筑起了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易守难攻,四周筑有土圩子,圩外有树枝圩子。据点四角有 4 个瞭望炮楼,日夜有人站岗放哨。据点内共有守敌 50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三张”的徒子徒孙。他们经常出来袭扰区、乡政权,逮捕和杀害地方干部群众 ;抢劫老百姓财产,催捐要粮,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周围数十里内的老百姓,惨遭蹂躏。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苏鲁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淮海军分区决心拔除这个据点,粉碎敌人的扫荡。
当时我们也参加了攻打桑墟据点这一战。我们游击队一出发打仗,许多老百姓家的狗就汪汪叫,总是会惊动据点里面的鬼子。于是,我们就动员老百姓杀狗,还把死狗扔进鬼子的圩子里,那时候天气特别得热,死狗臭气熏天,都生蛆了,到处爬,把据点里的鬼子都恶心到生病了。我们一看这个方法好,于是到处打狗,村里面的狗打光了,我们就朝上面部队要,后来,宿迁、沭阳都把狗往我们这边送。
送来的死狗由我们战士往据点里扔,个子大的扛着大狗往里扔,个子小的就扛着小狗。我们队伍里面有个叫周子刚的,个子矮胆子还小,扔死狗扔不过去,拼命扔还扔在了树枝圩子上。我就说:“周子刚,你的任务没完成哦,回去会被杀头的!”他被我一吓,使劲一扔结果被死狗砸断了腿。
因为动静弄得很大,惊动了鬼子,我只能把他背在背上,在地上爬,想爬出据点。结果实在是太累了,我的汗直往下滴,实在没有劲了,又累又饿!巧的是,旁边正好有个瓜园,那瓜还没怎么熟就被我勾一个过来,不敢使劲砸,怕惊动敌人,只能用手抠几块,放嘴里嚼嚼,又有劲了,再往前爬,把人带出来了。
大量的死狗堆积在战壕里,都生蛆了,臭气熏天。据点里面有很多鬼子生病了,枪没法拿,就更别提打仗了。就这样,我们用臭狗阵打赢了这一仗。但是,周子刚的腿被截了,只剩一条腿了。
轻伤不下火线,有口气也要坚持战斗
我印象中最深的事情不是打仗,而是跑步,有时候能跑一整夜不休息。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直跑,一直跑,后来跑到了西圩乡,当时真的是累极了,许多战士直接累瘫了。我是又累又饿,正好看到有炊事兵在烧饭,那个菜特别香,我走近一看,居然是烧猪肉,我也没顾得上旁人,拿起随身带的茶缸就搲,搲了满满一下,来不及嚼几口就咽下去了。
指导员看见后,就问我:“吃什么啊?”我说:“吃猪肉。”他哈哈大笑道:“给我点吃吃。”我赶紧将剩下的半茶缸猪肉递给了他。在西圩没待多久,我们部队转身就打据点了。
1942 年,鬼子带着“黄部队”转移,一路向北,由沭阳向西北,在灌云、响水等地方安设据点,进行疯狂扫荡。鬼子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老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去避难。
有一次,鬼子出动 2000 余人,大多数是“黄部队”,他们分两路南北夹攻,南路从沭阳县城出发向北进攻,强占重要道路,并在沿线的房山、青伊、二兴庄、桑墟、万匹、淀湖、小街、汤圩直到沭阳城一带,安上十几个据点,构筑工事,驻上鬼子和“黄部队”,四处骚扰。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些鬼子到哪里都烧杀抢掠的,为了拿下这些据点,我们部队配合地方部队猛攻小鲍庄、周圩、陈楼等据点,100 多个鬼子被我们打死打伤,剩下的都跑了。
其中打小街据点的时候,我记得比较清楚。小街旁边有一条河,东西流向。我们在河北,鬼子在河南,那个时候我已经升到班长了。我把渔网子绕了绕,都扔到河里,然后扛着机关枪就开枪了,“哒哒哒……”一排子弹打过去后,我就大喊 :“冲!”然后,战士们就随着我一起冲过去,对面的都是一些维持会的,不经打,被我们三下两下就拿下了据点。
1943 年,驻沭阳城的鬼子又出来扫荡了,他们一路向北,走庙头、陈老庄向阴平扫荡。中间有个“三打陈老庄”的故事,陈老庄西边是扎埠,旁边又有岔流河,是个要道。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都穿着便衣,不能穿军装,有一次我们埋伏在麦地里,还有一次怎么打我记不得了,但最后胜利的情况我倒是记得一些。那是夜里,我们从小树林里穿过去,打算悄悄地摸到据点后面,从后面袭击。因为太黑了,许多战士因为看不见都撞树上去了,我也撞到了两下,但我跟大家一样都没吱声,摸着黑跑到了据点附近,鬼子和“黄部队”看着我们从天而降,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陈老庄据点这才被拿下。
1944 年,我的左小腿被打伤,右肩膀也被炸伤,脖子上至今还留着子弹擦伤的痕迹……但那个时候,我们都讲毛主席说的“革命英雄主义”,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到“轻伤不下火线”,所以每次受伤都是顶着疼痛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1945 年,鬼子投降后,我们部队又转战去东北。后来,我跟着黄克诚师长当警卫员。在东北打仗,我还是冲在最前面,因为作战英勇我获得了很多奖章。首长看我打仗勇敢、枪法好,就让我做了警卫排排长。那时候我一人三杆枪:冲锋枪、快慢机、手枪。不打仗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练枪法,对着天上的鸟儿练,说打鸟的头就绝对不打鸟的身体,那时候就连师长都夸我枪法准。有一次,我跟团长打赌我能把天上的鸟儿打下来给他吃,他不相信,我就拿起九九式步枪,摆好姿势,停止呼吸,三线一齐……“啪”的一声,一只正在飞的鸟被我打掉下来了,团长高兴得直拍手!
包里至今还放着十七大文件汇编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至今我还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都记得,还有其他许多歌曲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想想我这一生,打华中、打华南、打华东、打西南、打东北、打华北,整整打了 13 年,也曾获得过许多奖章。1947 年,获得勇敢纪念奖章;1948 年,解放东北纪念章;1949 年,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1950 年,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华北纪念章……
1952 年,我退伍了,回到了家乡。乡里给我分配了工作,我曾干过乡政府政治教导委员工作,后来那个单位没有了,我也没有找党要工作,我就觉得我回家种地也能养活我这一大家子。我现在生病了,得了膀胱炎,每天都要提着尿袋,我感觉我这个病就是那个时候天天跟着部队跑的,有时候一夜能跑 180 里路,还要打 3 次仗。
要不是这病,我可不服老,打日本我还照打。听党话、跟党走、言必行、行必果,这是我对党的誓言,我一直记在心里。我的背包里还收藏着一本《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书本上的字,但我依旧是名共产党员,这份信仰一直放在心中。
摘自《抗战老兵口述实录》,宿迁日报社 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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