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 万滢安丨改革开放以来童书译介出版述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童书译介出版工作日渐受到重视，从稚嫩到成熟，从单一到多元，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实现了稳健高速的质化提升。童书译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线实践中，数量、品种、质量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成为少儿出版体系中不可或缺、引人瞩目的主要门类，突显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童书译介；译介“引进来”；译介“走出去”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童书译介出版活动始于20世纪初期，在这之前大部分中国儿童的生活处境极其悲惨，仅是成人的附庸，基本生活和医疗无法得到保障，也没有专门为儿童提供的精神食粮，中国儿童的“被发现”和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本位观”“儿童观”的建立是随着外国儿童读物的译介而实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和转型也是直接受益于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晚清时期中国才逐渐出现零散译介的儿童读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儿童本位论”，由此激发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高潮，20世纪40—50年代从俄苏译介引进出版的童书占据了主导地位，而60—70年代全国的童书译介出版活动又基本停滞。直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童书译介出版活动才走上了快速发展繁荣的快车道，中国也才真正开始了“为儿童而译”和“为儿童出版”的童书译介出版事业。

1978年以前的童书译介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的童书出版几乎是从零起步，1950年全国共出版图书12153种，总印数27463万册，出版的少儿图书总计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平均17位儿童读者才有一本童书，基本处于无书可读的状态。相较于战争时期的童书译介工作，20世纪50年代对部分苏联儿童作家作品的翻译初具系统的译介意识，如托尔斯泰、班台莱耶夫、盖达尔、比安基、贝洛尔的多种儿童文学作品都得到了广泛译介。50年代的童书出版工作还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译介“走出去”尝试，195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儿童图画选集》英、法、德、印尼四种文字版本，同时还将我国一批优秀的儿童读物，包括叶圣陶的童话、徐光耀的小说、丰子恺的儿童画以及许多民间故事等翻译成英、法、德、意等近20种外国文字出版。1961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农业六十条”后，各领域的调整陆续全面展开，童书译介工作明显放缓，除1961年和196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越南儿童小说选》、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豪夫童话集》外，60年代的中国几乎没有童书译介作品出版问世。1966—1976年全国出版童书共计1336种，年均121种，除马列著作和极少数所谓的外国进步文学还在翻译出版外，其他翻译出版活动几乎停滞，童书翻译出版事业属于重灾区。

 

1951年中国出版重心上海以及江浙共有出版少儿读物的出版机构20家，其中国营出版社2家，公私合营1家，私营17家。1954年全国私营出版业基本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及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童书品种从1950年的27%左右提升至60%，逐步解决了私营出版社市场占比过大、粗制滥造、内容不当等问题。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中央领导的第一家全国性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第二家全国性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56年在北京成立，至1977年全国也仅有这两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

除了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仅南北各一家，缺少专业的童书译介人员是阻碍中国儿童读物译介出版发展的一大障碍。1978年以前中国受过专业翻译训练的译员严重稀缺，仅懂外语但不了解儿童读物的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也不可能很好地完成童书译介工作。童书的译介工作大多是关心儿童成长或对儿童文学感兴趣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或留洋学生的一种自发行为，他们往往兼有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译者双重身份，属于文化性译者的范畴。中国历来有着双线翻译的传统，一种是行政需求产生的译介交流活动，另一种是文人学者自愿参与而生发的翻译行为。改革开放前的童书译介活动缺乏行政力量的有效组织和引导，也没有受到文化精英层的广泛关注，很难进入文化主流，再加上儿童作家和儿童译者的稿酬低，甚至是无稿酬，因此大多不愿意创作儿童作品。

专业童书编辑人员的不足是阻碍中国儿童读物译介出版发展的又一因素。改革开放前，全国两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共有2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200多位少儿出版专业编辑。童书译介工作是翻译、编辑、出版等一系列创造性工作的集合，需要译者高质量的译介，更需要童书专业编辑在有别于源语国家的另一种文化环境和价值观体系中找到平衡点，不仅要尊重和再现者意图，还要兼顾购买者的价值取向和教育理念，更要考虑使用者的阅读趣味，缺少了专业的童书编辑人员就等于童书译介出版工作缺少了领航标和管理员。

因此，改革开放前专业少儿读物出版机构的单一再加上专业童书译者、童书编辑人员的稀缺，必然导致童书译介出版量的不足，市场供应不足自然就会有书价过高的问题，五六十年代一本普通儿童读物要价约一至二毛钱，译介童书更为稀缺，价格是一般儿童读物的四到五倍。

因此，改革开放前儿童译介出版事业面临的三大不利发展因素导致译介童书在市场上遭遇了两种尴尬境地：一是供应量不足，二是购买力不强、接受度不高。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

童书译介出版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童书译介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究竟如何对这40年的童书译介发展进行分期是梳理这个时期童书译介出版活动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有关出版史分期大致有五种形式，分别是出版内容分期法、科学技术分期法、文化出版分期法、图书形式分期法、历史发展分期法。基于童书译介出版内容、中国出版业发展历程和国家出版政策规划的考量，

改革机遇期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对全国各项工作发展而言都是一个极具历史性意义的关键转折点，儿童的“书荒”问题得到多方关注，一系列关于儿童图书出版的会议相继召开，相关支持性文件也陆续出台。1978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召开了“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人民日报》后做了《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专题报道。10月，“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着重讨论了少儿读物和儿童文学的发展规划，时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勇闯禁区，迎接少儿读物繁花似锦的春天》的讲话，会议制定了《1978至1980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11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的社论，呼吁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都来关心少儿读物的创作和出版。12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78]266号文批转了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全国科协等中央单位《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并加了重要批语，督促各级有关部门尽快落实。改革开放第一年全国童书出版种类较前十年平均值增加了约9倍，共计1062种，新出958种，印数255万册。

这一时期党和领导的重视给了童书出版界一个稳定和开放的成长空间，思想上得到解放、更具活力的中国童书出版界逐步意识到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积极探寻国际化拓展路径。1980年3月，我国第一次组团参加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第17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读物展”。1981年2月，叶君健赴挪威皇家科学院讲学，与挪威儿童文学作家交流当代西方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情况。同年3月，“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日本支部代表著名儿童文学家渡边茂男、翻译家君岛久子等为团员的日本儿童文学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的儿童作家和翻译家们举行儿童文学报告会。1986年2月，陈伯吹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印度书籍展览”，宣读了文章《儿童图书出版有何发展前途》。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国际性图书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一系列的国内国际交流活动使得少儿出版工作突破了原先的阻碍和壁垒，少儿出版工作者的热情被重新唤醒。

改革机遇期的本土儿童文学创作急需外国儿童文学的滋养，在内需激励下，童书译介思想得到了解放，童书译介工作逐渐广泛而深入展开。1982年6月23日，中国翻译者协会在北京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委员王震会上指出：“翻译在科学、文化、经济、对外友好关系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译者应该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1986年11月，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委托四川外语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在重庆召开“外国儿童文学座谈会”，重点讨论当今外国儿童文学的新趋向、如何建立和加强我国与外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如何进一步开展外国儿童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工作，少儿读物翻译工作者的思想顾虑一旦被解除，没有了思想的禁锢，就有了更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儿童读物的翻译中去，也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大量儿童读物的译介出版。童书译介出版工作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集中译介苏联作品的局面，译介原本来自几十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也成为译介源本的主要来源国。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成为翻译介绍的主要内容，西方儿童文学史资讯中提及的名作精品，我国1985年左右便已译介引进约7成，译介种类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更为丰富多彩。

改革机遇期的童书译介出版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出版平台的搭建和丰富，这是童书出版事业要发展、童书译介工作要开展的基础。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庐山会议后，少儿译介出版机构迅速增多，出现了几家专业有影响力的儿童译介出版社，在两家少儿出版机构的基础上，增加了新蕾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等，1986年“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谊会”成立，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1987年的第二次联谊座谈会就提议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设立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委员会。第二，中国童书出版业开始具备国际发展眼光，在有组织建构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交流，这是童书译介工作要丰富完善的必要途径。1986年，我国正式宣布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童书业与世界儿童和童书有了联系，有机会接触高文学水准和高艺术水准的儿童读物，中国优秀的童书作品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参选。第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成为译介出版的主要对象，译介种类逐步增多，这是童书译介工作恢复的策略选择。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外国儿童文学丛书”在13年的时间里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86册，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快乐王子》等文学传统经典和《窗边的阿彻》《长袜子皮皮》等新经典。虽然童话和小说依旧是这一时期童书译介的主旋律，但童话译介品种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在过往零星的科幻小说和一般小说译介基础上增添了如西顿和椋鸠十的动物小说、史蒂文森的冒险小说和那须正干的侦探小说等的译介。第四，更多的译者和作家加入儿童文学译介和创作的队伍中来，译者与作者的职业分工更为明晰，这是童书译介工作稳步发展的人才保障。第五，对外译介“走出去”工作有了新发展，参与“走出去”的少儿社在增加，在外文出版社的基础上增加了如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样的专业童书出版机构，合作形式也在创新。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79年与日本贺尔布出版株式会社签订了委托翻译协议，授权了五种图书，包括《宝船》《哪吒》《神笔》《金瓜儿银豆儿》和《渔童》，于1980—1981年在日本出版，印数6万册左右。

发展勃兴期

在发展勃兴期，少儿译介出版事业的国内发展环境更加规范和完善，国际交往和联系更加广泛和深入。199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同年12月29日通过关于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决定。1992年，国务院发布《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儿童为主体、促进儿童发展的国家行动计划。1994年8月，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成员社34家，形成了中国版协领导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读物出版行业协会，每年定期举办会员单位的社长年会、主任会议、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中国少儿出版大事评选等活动，并积极参与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相关活动。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重要决策都给我国儿童发展、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译介创造了一个更有保障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

童书出版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介童书在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和行业国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相关的翻译研讨会和奖项开始举办和设立，这些都是对童书译介工作的肯定和激励。1990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召开翻译研讨会，与会者总结了之前儿童文学翻译出版情况，介绍外国儿童文学发展状况，讨论了提高儿童文学翻译质量的新途径。1990年6月6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章程》，并迅速展开了与IBBY的沟通交流，通过CBBY开启了通向世界儿童读物的童书之门，一些经典外国儿童读物被译介引进，在1990年的第一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评奖中，专门设置了翻译读物奖。1991年5月，“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在成都举行，这是该协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年会，我国译者郭建中获世界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国家版权局还在1990年6月下发了《关于适当提高书籍稿酬的通知》并从7月1日开始实行《书籍稿酬暂行规定》，翻译稿每千字从4—14元提高到8—24元，特别难译和质量优秀的译稿可以适当提高。多层面激励机制下一支专业的儿童文学译者队伍逐渐形成，包括叶君健、任溶溶、倪树根、卫茂平、杨静远、杨武能、杨自伍等著名儿童文学译者，他们的译介作品，如叶君健的《安徒生童话》、杨静远的《彼得·潘》、杨武能的《格林童话全集》等，对90年代儿童读者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  

童成长有了政策保障，童书出版得到了有序导向，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上了新台阶，童书译介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译介门类更广，译介数量更多，出版机构纷纷关注到译介童书的巨大市场潜力，有意识地根据市场需要调整译介出版策略。通过对这一时期童书译介的观察会发现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童书译介作品的引进来源国没有像前一个时期那样迅速扩张，在市场导向作用下从追求数量增长型转向集约型发展，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传统“强国”，如英国、美国、德国、俄苏等，儿童作品是否有广阔的儿童本位视野和较高的艺术品质成为吸引业内关注并译介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出版了约2466种外国儿童文学单行本，译介引进的主要来源国集中在英美，译介童书种类占了1/3多，其次主要集中在德国、俄苏和日本，经济为主导的国家综合实力成为影响书籍译介流动的关键因素。第二，经典童书的复译率较高，因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约束，已过版权期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复译率居高不下，如《爱丽丝梦游仙境》在90年代就增加了约20个版本。第三，童书译介出版显现规模化和系列化特征，著名儿童作家的系列作品和大型儿童文学文库成为各大少儿出版社青睐的对象，这为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理论和儿童文学批评都提供了极为丰泽的养分，比如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完整译介引进的多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和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丛书”。第四，童书译介对外交流观念发生改变，国外优秀儿童读物的译介引进热潮催生了我国童书译介“走出去”作品在内容、装帧设计、印刷质量上的改进，1992年首届北京国际儿童图书博览会上，海外出版社送展的儿童读物装帧设计精美，用巧妙的设计增强了儿童读者的听觉和视觉感受，极富儿童特色，让我国童书从业者找到了差距，更新了观念。除此之外，版权引进的重心从过去传统的百科知识类转向了儿童绘本和文学类童书，译介“走出去”的版权经营模式也开始与国际接轨，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1990年首次对韩国进行《〈史记〉故事精选连环画》的版权输出尝试。

多元发展期

进入21世纪，童书译介出版呈现井喷之势，译介的数量之巨、种类之繁、作品之新、国别之多、体裁之丰富、出版社之众都超越了前期，体现出多元化、精品化和同步化趋势，畅销书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超级畅销书领跑全国童书市场。译介童书在市场的亮眼表现一方面符合了新时代儿童读者和家长的购买需求，就2003年国内童书市场畅销书排名看，前十名全是译介引进版童书，文学风格鲜明和可读性高的译介作品在国内童书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如21世纪初译介引进的绘本《猜猜我有多爱你》上市两年销量成几何数增长，销量多达几万册；2006年上市的《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当年就售出了几万套，成为当当网第一部“终身五星级童书”。另一方面，“儿童阅读”意识的觉醒和家庭收入的增加也促生了译介童书的市场空间，进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提倡“全民阅读，儿童优先”的“阅读时尚”，2007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还将安徒生诞生日设立为“中国儿童阅读日”，儿童的阅读兴趣是译介童书市场发展最大的内驱力。虽然译介童书的价格一直要高于本土童书，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使得家庭收入不断增长，这是购买译介童书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这一时期的童书译介出版呈现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几乎所有出版社都想抢占译介童书的市场，开创性的译介工作不如跟风译介容易，又缺乏足够的海外市场资讯和专业辨识能力，于是复译率仍居高不下，低层次重复出版状况仍未改善。第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语境对中国童书出版界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必须及时了解世界童书出版动向，也必须与国际童书出版步调和节奏基本保持一致，国际畅销童书、精品童书和获奖童书成为少儿出版社译介引进的主要选择对象，如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00年引进出版了“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开了国内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作品的先河。第三，魔幻作品的译介填补了国内童书市场的薄弱地带，形成了新的风景线。2000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争取到“哈利·波特”系列前三部中国出版版权，《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一经问世就引爆了国内童书市场，英国幻想文学刘易斯的《纳尼亚王国传奇》和托尔金的《魔戒》等都颇具影响力。第四，绘本译介的异军突起成为21世纪儿童文学翻译的最大亮点，国内绘本起步很晚，中国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绘本市场，中国经济的增速发展又给译介绘本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比如2004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英国百年品牌图书《彼得兔的世界》、接力出版社同年推出的《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等都受到了儿童读者和家长们的热捧。第五，译介的时效性成为各大少儿出版社追求的新指标，译介速度与源本出版速度的衔接越来越紧凑，有些畅销童书甚至同步引进出版，比如“哈利·波特”第五部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出版时间只相差三个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童书译介出版流程和部门衔接的规范化和国际化。第六，版权贸易意识增强，“哈利·波特”系列版权引进的成功使童书业看到了巨大商机，开展版权贸易较早的少儿社都在版权贸易中获益匪浅，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01年引进的《丁丁历险记》两年间发行55万套，超过千万册，这些成功的案例激发了国内童书界急切向海外寻求畅销书资源的愿望，也发现了我国版权贸易上的差距，如观念陈旧、信息不畅、人才欠缺等，但中国童书业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新世纪的国际书业竞争，开始角逐“大投入—大制作—大产出”的版权项目。

整合发展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就实现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政府招商引资、专业教育交流、民间经贸往来等活动中翻译都成为关键的一环。译介活动越来越得到重视，图书译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童书译介更是其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一环，童书译介出版在少儿图书出版市场表现得相当活跃。

在第四个时期，童书译介出版不再是跟风饥渴式地从国外引进优秀童书，而是从“单向性”译介引进力图向“双向化”译介交流转换，中国的童书出版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引进来”的偏重到“走出去”的平衡，需要打造代表大国形象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文化产业。中国优秀的儿童作品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更充分广泛地融入世界少儿出版圈，这是国家文化出口的重要战略规划之一。参与童书译介出版的出版社也可谓“群雄逐鹿”,中国出版社共有580多家,专业的少儿图书出版社有近30家,而涉足童书译介出版市场的则有520多家，可见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之高。

在新的发展机遇期政府大力推动对外译介工程，大量外国出版机构开始介入中国对外翻译事业，开创了中外协力译介推广中国文化的新局面。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速促使童书译介与国际出版需要更多样更深入的合作模式，整合发展期的童书译介出版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出版业全面“走出去”上升到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层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为出版“走出去”指明了方向，随之《关于加快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业国际布局的实施意见》出台。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图书出版走出去也要围绕这个工作要求展开。2017年，《“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出台，出版“走出去”的具体任务有了系统且明晰的战略部署。第二，中外作家、插画家、译者和顶级出版机构等优质资源的整合，比如2010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启动的“中外出版深度合作项目”，由外国顶级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就同一题材和同一体裁邀请中外优秀作家同步创作，并请两国插画家和翻译家分别为对方国家的作品进行配图和翻译，最后将两部作品装订成一本完整的图书，分别以两个国家的语言在各自国家出版发行，在一本书中实现跨语种、跨国界、跨艺术形式的立体演绎。这种独辟蹊径的跨国合作是在版权贸易之外，对中外文化交流模式的创新。第三，在跨际的人才和平台资源整合之外，童书译介出版还有跨媒出版、跨界运营的新颖业态。2011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不一样的卡梅拉”基础上引进出版三维动画《小鸡来了》，开启了从童书到动画片这一新的引进模式。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借助时代出版传媒集团的强大实力，把动漫电影与玩具图书相结合，精心运作了如美国的《巴菲特神秘俱乐部》、英国的《小鸟3号》、日本的《爆漫王》等动画动漫图书的译介出版。第四，中国少儿出版业更加注重儿童文学创作界、翻译界、出版界和研究界的学术交流，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我国童书企业的身份逐渐从参展国转化为主宾国或主办国，参展或办展规模以及版权贸易成果均不断提升。2013年11月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童书展，其目标是要打造成亚太区童书品牌书展，也被中国童书出版机构视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台阶。2018年的博洛尼亚书展上，中国200多位出版人和50多位学者、作家、插画家组成的主宾国代表团现场对外达成中国童书版权输出意向及协议800多项。第五，中国童书的版权输出范围逐步扩大，区域结构不断优化，之前多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汉文化圈，2010年以后开始逐步进军欧美图书市场。根据2014年OCLC数据库检索，世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儿童图书英译前50种主要是“美猴王”系列、《三国演义》系列、“曼迪和潘迪”系列等。

改革开放40年的童书译介

出版整体特征阐释

童书译介出版的精品化和丛书化

中国童书译介出版活动一直都非常重视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译介，童书译介出版工作者一直都在关注国际的精品出版资讯和国际获奖作品，尤其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特征越来越突显的21世纪，国际出版动向一直都是中国童书出版界高度重视的风向标，这不仅是出于商业市场经营的考量，也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接轨与融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童书译介出版界就尤为重视综合性儿童文学译丛图书的出版，先有早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丛书”等，后有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林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丛书”、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少年励志小说馆”。新蕾出版社更是从2002年起开始策划出版“国际大奖小说系列”，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国际大奖”命名的开放性书系，收纳了数十种国际顶尖儿童文学获奖作品，译介引进了数百种国外优秀童书作品。

如果说国际童书精品和国际获奖图书在中国的译介出版是重视童书译介经典性和代表性的体现，那么综合性精品丛书的译介则是整体性和系列化的策略，出版社制定专业化、系列化、精品化的发展思路可以保证出版内容的高质量，但是在追求精品化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同质化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少儿出版社都出现了追求大部头套书和豪华丛书的苗头，申报选题时“大系”“全集”“集成”等名称超过100种，外国童话丛书的选题重复率颇高，几乎每个少儿社都有，进入21世纪后，魔幻和惊险类系列童书又成为少儿社的跟风对象，这样的重复选题和跟风出版会造成图书出版资源的极大浪费，虽然成系统、大体量的系列丛书有气势、颜值高，但对使用者而言不便于阅读，对购买者而言性价比不高。

童书译介出版的旧译与新译

在中国童书译介出版事业发展的前三十年里，复译率高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之所以用“旧译”与“新译”的概念取代了“复译”这一说法，是因为“复译”似乎早已被打上了负面印象的标签，形成了刻板印象。从逻辑上看，已经有了某一源本的译本而又出现另一译本，则已经存在的便是旧译本，新推出的则是新译本，在童书译介出版史上，再三翻译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如《爱丽丝梦游仙境》《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等，据统计，从1955年11月至2004年10月，少儿出版界共出版安徒生童话图书、传记、研究著作等159个版本及2370万篇，发行量超过6861010册。经常有学者指出童书译介的复译问题，认为这是童书译介出版工作无规划无组织的体现，但其实并非旧译本就能广泛流传，也并非新译本就是无谓重复。

在第一层意义上看，新译本的层出不穷不能简单认为是新译者对旧译者的推翻，其实标志了译者与出版商对于某一译介作品在童书市场权威地位的承认和肯定，译者和出版社不会无故选择一个没有市场价值和流通预期的源本一再译介，每一次译者与出版社推出新译本都是对译介引进作品的一次肯定，“复译”频率高的童书往往都是有经典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就《安徒生童话》的众多版本中就有23个版本荣获22种奖项。

进一步看，出版社和译者之所以会决定重新翻译某些已经译介出版的童书作品，有的是因为找到了更为完善或合适的源本，有的是因为已存译文中的理解或诠释不够达意，翻译效果不够理想，又或是因为出版社或译介出版团队在已存译本的商业市场运作上不成功，基于以上缘由出现新译本取代旧译本之现象自然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新译本的出现不能简单定义为复译，肯定存在着无规划无组织的重复译介作品，但“旧译”与“新译”的界定不会抹杀传播和流通过程中被市场肯定的“复译”，新译究竟是否是无意义和无价值的复译或重译，需要从其影响力和流通量来判断，能够被广泛接受、形成长远影响的新译自然可以取代不够高明的旧译。

译介引进童书的销售火爆与译者活动的被动隐形

21世纪以来，国外精品图书和绘本的引进数量和种类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译介引进为中国童书市场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和精彩纷呈的视觉感受，魔幻小说和绘本的译介成为童书译介出版市场最重要的两大门类，如“哈利·波特”系列、“指环王”系列、“暮光之城”系列等魔幻小说，如“信谊绘本”系列、“蒲蒲兰绘本”系列、“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神奇校车”系列、“彼得兔”系列、“可爱的鼠小弟”系列等绘本。就2016年来说，童书成为整个图书零售市场的第一大门类，占整个图书市场销售码洋的23.51%，译介引进出版的童书则占据了半壁江山。引进版童书的市场魅力是离不开优秀译者的创造性劳动的，改革开放40年的童书译介进程中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译者，如1988年被丹麦政府授予丹麦国旗勋章的翻译家叶君健、1991年获世界科幻协会翻译大奖的郭建中、2005年获得第11届亚太地区出版社协会图书翻译铜奖的彭懿等等。

译介引进的童书在商业市场上颇受追捧，但译者的地位和翻译活动的价值评价是被严重低估的，具体表现在：一是译者的报酬长期低于作者报酬，如1990年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中就写明作者收入平均每千字要高于译者2元到6元；二是翻译活动不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作品作者的劳动才是创造性劳动，翻译不过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甚至翻译作品一度都不被收录进文学作品集；三是译者在业内和市场的接受度和识别度远不如作者，国内翻译奖项的设立远远晚于也少于创作奖、编辑奖和插图奖等，市场销售中也往往只拿知名儿童作家作为营销名片。这与长期以来翻译活动在主体文化语境中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多数人认为翻译活动只是充当了对外交流的介质，在本土文化舞台上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在本土文化自信心不足时，翻译的价值才会大受重视，才会把它拉到舞台中心，可是主流文化最终仍是希望翻译活动不再关键甚至消隐，只有如此才能代表本土文化势力的上升，直到本土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新知来武装自身到不假外求的状态。因此童书译介出版业就呈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译介引进的童书大受追捧，但译者与翻译行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译介引进童书对本土儿童文学的促进作用一直以来都有学者关注，但其阐释也是为了本土儿童作品的提升和本土文学与国际儿童文学的接轨，而忽略了儿童文学译介作品与本土儿童文学本应是儿童文学体系中的两个组成类别，儿童读物的译者应该与儿童读物的作者一样被认可和尊重。

童书译介出版的批评体系缺失

改革开放40年里童书译介出版有了飞速的质化提升，在引进种类和销量不断翻升的同时，却没有建立系统有效的童书译介批评参照体系，这不仅是国外童书译介引进能够规范有序的需要，也是童书译介“走出去”能够理性健康的前提。以惊人速度发展的童书译介市场如果缺少了批评界的监督，就很难保证与发展速度相应的水准和质量，甚至有可能对低幼小读者造成误导和毒害，但是童书译介批评却不能停留在自发主观或推导假设的层面，而应该有严格的方法论参照框架。

首先必须意识到目前的童书译介市场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将成人读物进行改写或删减后译介为儿童读物，这是缺乏儿童本位观的译介思想，不能满足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因此需要严格的批评体系来监督译者是否深刻全面地了解目标读者，是否认识到成人与儿童的区别，需要研究儿童读者的独特审美能力，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随意向儿童读者传播不适宜的译介内容。又如不准确的“误译”与“漏译”现象，童书译介的灵魂和本质要求便是准确，这是源本与译本关联的基础，缺乏准确性的译介很难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作合格的翻译。再如童书译介市场上的伪译版童书，最初的伪译作品可以追溯到伪经现象，后在晚清一度常见，基本可以理解为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假借译本之名获取更高的市场认可和价值，伪译作品以往都不在翻译研究和创作研究的探讨范围，但是在译介童书销售火爆的利益驱使下，伪译童书已成为童书市场的毒瘤，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编编凑凑的内容对儿童读者危害极大。

找到童书译介市场出现的问题后便是思考如何建立严格有效的批评体系：首先，需要建立儿童本位的译介观，对儿童读者的独特审美要求进行考量；其次，需要有合理的翻译标准来对照源本与译本；最后，在文本对比分析批评之外还应该把市场的译介接受效果纳入综合分析和检验的框架。

童书译介之“积极”走出去与“有效”走出去

中国的童书译介出版业在改革发展之初就表现出积极融入国际童书市场的姿态，一直有着积极译介“走出去”的意识，也很清楚中国儿童文学的积极走出去是世界重新看待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和市场价值。如20世纪50年代初，外文出版社就以对外出版中国儿童读物为立社之本，对外译介出版了数千种儿童读物，向国际童书界翻译介绍了许多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前辈，如丰子恺、叶圣陶、严文井、孙幼军等。少年儿童出版社从1979年就与日本曙光株式会社签订了五种图书的委托翻译出版协议，1980年又与中国国际书店达成合作出版《儿童图画故事》英、法文版的协议，并向海外发行，1981年出访前南斯拉夫，就交换书刊、互相翻译出版书籍达成协议。1990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进行了首次版权输出尝试，进入21世纪后版权贸易范围逐渐扩大。2005年国家确立了“走出去”发展战略，提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重视并鼓励童书译介“走出去”，“一带一路”新发展规划提出后，童书译介“走出去”更是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积极”走出去的主观愿景到“有效”走出去的实践操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童书译介实践既需要翻译方法，也需要编辑策略，更需要传播理论的指导。首先，童书编辑应该充分发挥其挖掘优质选题的策划力、开发多形态产品的创造力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推广力。其次，童书译介的翻译质量是有效走出去的关键环节，由谁译、怎么译是保证翻译质量的重中之重，不仅需要国外创作者和译者主动的“输入性翻译”，还需要中国创作者和译者积极的“输出型翻译”，创作内容与翻译策略的完美结合才是童书译介有效走出去的起点，目前中国童书译介“走出去”的重要瓶颈仍是缺少能够打造国际品牌的精品图书。最后，要解决的就是童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接受、影响等问题，童书译介有效走出去的出版传播模式需要根据国际语境和各国国情因地制宜地规划设置，之前大多数译介输出的儿童作品都是由中国本土出版机构进行，但走向国际市场往往遇冷，因此童书译介有效走出去必须在国家有效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海外出版机构的助力，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就率先尝试借助海外优质的出版平台，收购了澳大利亚的新前沿出版社。

中国的童书译介出版行业就改革开放后中国童书进行的译介出版“走出去”实践来看，是遵循了边缘语言文学作品进入中心文学场域而需要的一套“清障机制”，首先通过从中心语言场域大量译介引进的知识和观念来进行本土文学资本的积累，从而获得符号和经济资本，然后借助区域性国际文化中心的认可和翻译，如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等海外出版机构的翻译合作和海外发行活动，来实现在中心文学场域拥有符号资本的执行者参与译介出版过程，最终才能使本土儿童文学逐渐得到中心文学场域的认可。正是因为获得这种“认可”的过程会有抵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童书译介“走出去”虽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暂时还停留在“名社”“名作”“名家”才能保障儿童作品成功出版、有效传播的层面。

结 语

改革开放40年的童书译介出版活动是根植于我国社会发展的脉络之中，依据国家出版政策引导，逐步发展成熟的，对改革开放40年童书译介出版活动的分期梳理和归纳总结可以清晰直观地看清童书译介出版从数量和种类上的提升转向了质量与规模上的飞跃，实现了单向输入向双向交流的过渡转型，形成了目前的规模化和有序化格局。译介童书在本土儿童的现代性塑造、本土儿童文学的创作、现代儿童观的形成上都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译介童书是整个童书出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土童书市场供应不足时它是重要的活水和养分，在世界童书蓬勃发展之际它是中国对外推广的一张重要名片，在如今人工智能和媒介融合的时代，更要将之视为一种积极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活动，在打造精品童书译介作品的同时也要重视文化价值的挖掘及文创产品的开发。改革开放40年的童书译介不仅有外国童书译介“引进来”的兼收并蓄，也有中国童书译介“走出去”的筚路蓝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童书出版大国，要想成为世界性童书出版强国，童书译介“走出去”就成为最必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也是中国童书业未来不可抗拒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