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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在现今的行政区划上,是属于河南省,而在实际的地理状态上,又处在黄河以北和以西,正是在黄河由西向东,转为由南向北之大拐角的内角处。

但是,在古代,她可能不是这样的。

根据文献记载,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之前,黄河在出孟津汇合洛水等支流之后,就由西水东下,改为南水北下,从现在的濮阳之西,向北流入河北省,又汇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陆泽之中,然后分为几支,顺地势高下,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

人们称这条黄河故道,为“禹河”。

而现在的在濮阳东边,流向北方的黄河,在过去,也是一条河流,但不是黄河,而是济水。

在周定王五年以来的26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经历了从北到南,又从南再到北的反复摆动,决口、改道不计其数。

大体上,以孟津为顶点,在北抵天津、南界淮河的这样一个大三角范围内,都是黄河的改道迁徙之处。

周定王五年,黄河发生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洪水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夺河而走,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又与漯川分流,北合漳河,至章武(今河北沧县东北)入海。

这条新河,就在黄河旧河即“禹河”之东。

由于黄河的多次改道和浸淤,黄河东面与她并行向北的济水,在西汉王莽时期,出现旱塞,唐高宗时,又通而复枯。位于山东东平县西南的济水,就这样湮没、不见了;东平县以下的济水,就改称大清河。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黄河又夺大清河今天的东阿县至历城区之间之河段,在历城区东北,脱离济水故道,东北流至今天的利津县入海。

大清河因此而北移变成现在的黄河。

济水下游的故道,经疏浚治理,改称小清河。

史籍记载:伏羲氏“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陈”,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以古代的地理形态,淮阳,不仅是在黄河的南边,也是在济水的南边。

所以,伏羲氏定都淮阳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便于进攻山东,以“东封泰山”。

但是,他“立一百一十一年崩”,应该就是进攻山东,“东封泰山”遭遇失败,导致其“天下”崩溃。

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位于濮阳县城西南隅,面积5万余平方米。

1987年至1988年,文物工作者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开挖探方125个,探沟3条,发掘面积6000平方米。

该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层共分为五层。从上往下,第一层属于周代、或周代以后翻动过的扰土层。第二、三、四层,均为仰韶时期的文化堆积。

而最下面的第五层,就是最引人瞩目的、也是我们心中所指的这个“西水坡遗址”。

它是用蚌壳摆塑而成的三组图案。

第一组图案,直接在仰韶文化第四层之下,穿破了第五层和下面的生土。第二组图案,在第一组的正南20米处。第三组图案,又在第二组图案的正南25米处。三组图案呈南北向一字形排列。

第一组图案是龙、虎和人骨架的组合。

中央墓主头南脚北,而龙、虎在其左右。外面,东、南、西分别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陪葬。

在墓主脚边正北,有用两根人胫骨和蚌壳摆成的勺形图案。这是北斗星的标志。

正是这个北斗星标志,证实了这个墓葬,是一个天盖墓,才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进而奠定了这个遗址的重要地位。

第二组图案是由下而上,以虎、龙、鹿相错并重叠而组成的。虎和鹿头向北,而龙头向南。

第三组图案是北虎南龙,背相对,虎头向西而龙头向东,龙背骑一人。

另外,还有第四组图案,位于第三组图案西南边,蚌砌动物的头、腹,被晚期的文化层所打破,仅残留着脊和尖尾巴,其形象已无法辨认。尾巴的东边,用蚌壳贴砌一圆圈,似日似月。

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进行的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校正,西水坡蚌壳,年代为距今6460(+-135)年。

西水坡的这一考古发现,在国内各报刊报道后,震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瞩目。

由于二、三、四层的文化性质都属于仰韶文化,所以,所有的专家、学者,便一致地想当然,以为这个处于最下面一层的文化,也是属于仰韶文化。

但是,这些专家、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一文化层,除了使用天然的蚌壳做蚌塑图案,以及唯一的一只代表王者身份的大戊外,并没有任何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东西。

那么,能够显示其文化性质的,就只能是由蚌塑图案所表现出来之意识形态的文化归属了。

那么,由这些蚌塑图案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是属于仰韶文化吗?

首先,这个墓葬为天盖墓。

天盖墓的意义,就在于表达一种“天极”观念,就是众星围绕北极转,从而使北极成为众星的中枢。

中枢就是权力中心,它造成一种极权思想,形成一种极权体制。

而仰韶文化中,虽然也有大量的漩涡纹,形成一个个的漩涡中心;但是,仰韶文化中的漩涡纹,没有单个出现的,全部是成双成对的,要么是两个一组,要么是四个一组,或者是更多。

这就是说,仰韶文化中,不存在极权思想和极权体制,仰韶文化是讲究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与平衡的。

所以,这个墓葬,显然不是属于仰韶文化的墓葬。

其次,龙、虎、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是属于仰韶文化吗?

龙、虎、鹿,都属于阳刚之物,它们都是与伏羲氏部族的阳刚性格相匹配的,应该都是来源于燕山之北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

相对地,仰韶文化是阴性的,其主要符号,是鱼、蛙、花,或者漩涡纹。

仰韶文化中,不可能出现龙、虎、鹿等阳刚之物。

除了这个地方,在其它任何地方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发现比这同时代,甚至更早的关于龙、虎、鹿的文化表达吗?

还有,这里面的第四组图案,虽然不完全,但是,在一种动物尾巴的东边,用蚌壳贴砌一圆圈,似日似月。这种图案,是不是在赵宝沟文化遗址之中,似曾相识?

在赵宝沟文化南台地遗址采集到的一件尊形器,其腹部,饰有两只鹿纹,首尾相衔,作凌空腾飞之状。鹿纹的后部似鱼尾。尾上三角处,就有一半圆形图案。半圆形图案的外围,有一圈向心射线,使其尤如一轮金光四射的太阳——。

这样的似曾相识,是不是表明,濮阳西水坡的这第五层文化,更与赵宝沟文化的勾连,要多一些呢?

通过这个比较,我们就知道,仰韶文化与赵宝沟文化,是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就像今天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一个柔、一个刚;一个阴、一个阳。

而濮阳西水坡遗址的第五层文化,显然是属于阳刚性的赵宝沟文化。

这个结论证明了,是赵宝沟文化先于仰韶文化来到濮阳,不过,后来又被仰韶文化覆盖和取代了。

这就证实了史籍中伏羲氏“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的记载,所言非虚。

伏羲氏部族建都淮阳,只一百一十年就崩溃了,他们所带来的赵宝沟文化,当然会随着他们政权的崩溃而被其她文化所覆盖、所取代。

而濮阳在淮阳的北面不远,淮阳陷落,濮阳还能独存吗?

所以,在伏羲氏之王的天盖墓这个赵宝沟文化遗层的上面,又出现仰韶文化的遗存,就不奇怪了。

这个天盖墓的墓主,显然是伏羲氏部族的王。

那么,他是伏羲氏部族什么时期的王呢?为什么他会被安葬在这个地方呢?

《三皇本纪·索隐》记载:伏羲氏“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伏羲氏葬在“南郡”的王,当然就是他们战败逃到湖南之后,死在湖南的王。

而“冢在山阳高平之西”的王呢?

应该就是在山东战死,就地安葬在“山阳高平”之西的王。

那么,“山阳高平”之西,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呢?

山阳与高平,都是现在的山东巨野县地区。

而巨野县西部,是什么地方呢?

正是今天的河南濮阳啊。

所以,这个天盖墓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伏羲氏部族在山东战死,其部队在撤退逃跑途中,就地安葬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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