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泽到底看上了我们这里啥,一直到住院,他的父母都没问出来。
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儿子危在旦夕,却铁了心要在一个小医院安营扎寨。
其实我能看出来,阿泽父母对此很不满意,毕竟他们家境非常好,完全可以负担更好的治疗条件。
阿泽父母是做外贸生意的,总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来到医院,他们直接奔向神经外科 VIP病房:全套家具家电、电动病床、原木陪客床、定制寝具、配套沙发、落地窗。与其说是贵宾房,不如说是高档公寓。
房好,价钱也好,单日价格500元,月租就是15000元。
因为价格的问题,这间病房时常空着。这对中年夫妻仅仅进病房看了3分钟,就大手一挥,VIP病房开张。
有没有钱,对于看病来说很关键,我暗暗替这家子庆幸。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家人都有点怪。
好几次我下班的时候,撞见阿泽父亲在路边停好他的大奔驰,钻进附近的民工排档。
我之前在那家踩过雷,那里的米饭会掺着隔夜的卖,菜又油又咸,硬要说优点就俩:量大、便宜。
阿泽父亲一身笔挺西装,戴着块大金表,每次都是打一份全素套餐,5块钱,挤在一众背心汗衫迷彩服的民工里快速解决,最后仔细地擦净嘴巴,扮出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走进医院大门。
我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只是赶时间,在吃上不讲究。
但接下来我发现,阿泽母亲的行为更可疑:白天拎着一只香奈儿包包走来走去,化着精致妆容一副随时要出席宴会的贵妇模样,晚上却趁着阿泽睡着了,爬起来躲进护士站做手工活,给一大堆商品做包装。
一打听才知道,如今外贸生意难做,货款拖欠已成常态,阿泽父母的工厂资金链断裂,厂子难以为继,可维持工厂运转需要钱,阿泽看病也需要钱,夫妻俩只能咬着牙死撑,私底下恨不得一毛钱掰成两半花。
香车宝马既是为了生意场上装点门面,也是不想让阿泽起疑。夫妻俩商量好了,儿子面前绝不能露怯:钱,你随便花;卡,你随便刷;旅游,想去哪?好吃的,要哪家?
在儿子醒来后的每分每秒,这对夫妻都在称职地扮演着过去的形象,甚至特意装作一副土豪的样子。
但阿泽母亲告诉我,为了给儿子争取时间,这些年攒下的家业已经消耗一空。从治病开始,就已经卖了3处房产,如今手里所剩的筹码不多了。
阿泽才住院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对父母为自己做的那些事,要么不知道,要么根本不在意。
他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天天和父母闹情绪:不吃药不打针不检查,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凭父母如何好脾气地哄,他也不答话,自顾自地看书,书页翻得哗哗响,把病房里的气氛搅地躁动不安。
小护士总对我咬耳朵,“帅是帅,脾气不好也不可爱!”
时间一长,阿泽的性子越来越孤僻。
那天,妈妈怕阿泽寂寞,特意挨家挨户上门请同学过来。结果同学们到了,却被他拒之门外。几个孩子围在病房门口小声地喊,房里的他一声不吭。
阿泽妈妈只能一边点头哈腰跟同学家长们道歉,转头还要哄阿泽,“都是妈妈不好,没照顾好你”。
即便如此,阿泽母亲还是没有怨言,她觉得儿子只是暂时心情不好,还总跟我强调,“这孩子心细,特体贴懂事。”
我看她讲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有一股骄傲的神情:“之前治了两年,无论有多难多疼,我儿子都忍着一声不吭,就是不想让我难受。”
我觉得阿泽妈妈对儿子的印象也太跑偏了,这能是那个成天在病房瞎闹的阿泽吗?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个乖巧懂事的阿泽哪去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开始暗暗观察,果然发现了异样。
例如每日晨间护理,他虽然冷着脸,但总会帮我们护士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查房的时候,他在会站起来打招呼,再故意绷着一张苦瓜脸;自己都走得磕磕绊绊了,还会帮病区里上了年纪的病人拿东西。
最拧巴的,莫过于他常常笑着发现不对头,又匆忙换回那副冷脸。
很快,我从他这些怪异的举动里,找到了一个规律:只要父母在场,他一定是熊孩子附身,摆出一副无赖相来刺激父母。但等到父母一离开,他就恢复正常。
而且,如果当场没刺激到父母,反而被宽容的话,阿泽就很不开心,好像受了挫折。
我悄悄告诉护士长,阿泽是个藏着事儿的孩子,大家等着看吧。
就在我觉得已经摸透了阿泽的小心思时,他却憋了个“大招”。
那天早晨,我刚换好衣服准备上班,病房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哭声,锐利得像把剪刀,划破了病区里安静的空气。
我凝声一听,拖着抢救车就往病房冲,那是阿泽妈妈的声音。
护士们纷纷冲向病房,生怕是阿泽病情突变,不敢耽搁一分一秒。
结果到了病房,发现阿泽好端端的,手上攥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地上满是细碎的纸片,阿泽妈妈坐在地上大哭,阿泽爸爸则两手颤抖地杵在正中,一边撕扯着本子,一边语不成调地咆哮着,“我让你写!让你写!”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话,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向地面。
那些撕碎的纸片上,我注意到两个字:遗书。
那段时间我正怀着宝宝,干不了重活,护士长就发话,让我多陪陪阿泽。
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少年被揍了以后,总是围着我打转,喊我姐姐。我也很开心多了这么一个帅气的弟弟。
阿泽特别爱热闹,自从恢复和兄弟们的邦交之后,病房里总能听见阵阵少年的爽朗笑声。
有时阿泽也会直接拎着吉他,闯进护士站,坐在椅子上现场卖艺。或者替护士姐姐们抄写病历,铁画银钩的瘦金体,颇见功底。
这个孩子总能想办法把场子撑得热热闹闹,但我总觉得他有心事。
我观察了好几次,发现他和喜欢的小女生见面过后,总是一副沉重的模样,好像在考虑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为什么他既不出国救治,也不愿意回家,非在一个小医院空耗着?
阿泽爸爸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存了笔钱,可以再次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但阿泽的态度特别坚决,没得谈。
面对我的问题,阿泽掏出了一张卡,他偷偷告诉我,“里面有200多万,是我的‘救命钱’。”
阿泽父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早早存了一张卡给他。
“平时治疗和日常花销再大,爸爸都不会动这张卡,都是先卖房子。”阿泽眼见着家里的房子一套接一套卖了,“安心卡”拿的越发不是滋味。
一旦谈到家庭,阿泽就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和懂事。
我好想把这些话转述给阿泽的爸妈听,但是我和阿泽有君子约定:我是他的树洞,得替他保守秘密。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很多绝症病人都会选择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不能死在家里啊,”阿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姐姐你好笨哦,我治又治不好,万一死在家里,我家就成凶宅了!以后都不值钱了!”他为自己的深思熟虑洋洋得意。
我看着这个把一切安排妥妥当当的少年,只觉得命运特别残酷,还残酷得特别认真。
陪伴阿泽的那些天,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衰弱,而我的肚子却在一天天显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怀里的新生命,会让阿泽在人生困局里,执着地下出最后一步棋。
那是我换上孕妇服的第一天,阿泽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有小宝宝了?不是胖了吗?人家孕妇都是小心地挺着肚子,你怎么跑得跟飞毛腿似的?”
我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挺下肚子验明正身,最后想了想,抓住他的手贴在肚子上,“你可不许说姐姐的坏话,小宝宝听着呢。来,跟他打个招呼。”
阿泽用手贴着我的肚子,感受一个小生命正在使劲折腾,嘴巴张得更大了。
“姐姐!你疼不疼?他就这么在肚子里翻来翻去的吗?真好玩!”阿泽一边问,一边好奇地屈起指头在我肚子上四处敲敲,就像一只啄木鸟。
过了一阵子,阿泽没再和我聊过劝父母生二胎的事。
我猜想,八成是少年郎有了新策略,不告诉我。
他开始提前熟悉角色,操着做哥哥的心了。
有时跟我出去看到路过的小女孩,阿泽就会说:“我妹妹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裙子,一定很好看。”还跟我预约,“姐姐,等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要当你孩子的哥哥。”
我告诉他辈分错了,你得当叔叔。他一脸神气,好像已经当上了哥哥。
我还观察到一个好现象:阿泽的病房不怎么关门了,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时间多了很多。
阿泽妈妈会时不时带着笑抱怨一句,“我生你一个都累死了,再生一个我可不干!”
阿泽的胆子也越来越肥,不光安排好了要生二胎,还给爸爸妈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定是妹妹!
他当着父母的面,跟我商量将来的妹妹要叫什么名字,还说妹妹的名字要跟自己特别配才行。
每到这时,阿泽妈妈就会点点阿泽的小脑袋说:“我怀胎十月费老半天劲,名字还得让你做主?”
看着这一家人如释重负的样子,我知道,阿泽可以放心了。
做阿泽的专职陪聊其实很愉快,但陪聊的时光也非常难熬,因为我会第一时间看到阿泽病情的进展——
那个曾经能写一手好字的小帅哥现在没法握笔了,雷打不动的练字时间被迫停止。
他的眼睛开始重影,走直线会偏移,一块糕点递给他都不能准确地放进嘴里。
突然来袭的头疼会让他蒙起脑袋闷声不响。头疼的次数和频率也多了起来,降颅压的药从一天1次增加到了一天4次。
当初的阿泽有多美好,现在的阿泽就有多糟糕。并且我和他都明白:这种糟糕一旦开始,就不会回转。
你会心疼这个一声不吭的少年,也会谴责自己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阿泽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他笑笑说:“姐姐,说不定再过些时候,我会看不见东西,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唉,我好惨啊。”他自我调侃着,三言两语就将这个疾病最后阶段的症状说得明明白白。
他对自己的结局了如指掌,清醒得可怕,又懂事得吓人。
“你挺有勇气的啊,还敢掐指算自己能活几天,要我才不呢,先哭几天再说。”我试着调节气氛。
少年得意地昂着头,“姐姐你多陪陪我吧,我爸爸妈妈看我这副鬼样子,会哭的。”
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如此消沉,还要这个16岁的小鬼头来安慰。这对他不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
我答应他,不仅要帮他达成心愿,还要陪他开心地度过剩下的每一天。
那段时间,我和阿泽最关心的,就是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要干什么。
在阳光照射的病房里,他喜欢学电视剧里金三顺的口气跟我宣言:“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就像没有人聆听一样,干活吧,像不需要钱一样。”
天气多好,也总是有日暮西垂的时候。
渐渐地,阿泽的颅内压增高到甘露醇也不能控制了,他总是躺着跟我念叨:“姐姐,唐僧又开始念紧箍咒了。”
我说你要是疼,可以摸姐姐的小宝宝。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又放下,说:“不行啊,头太疼了,我怕我手劲儿大,一不小心碰疼了姐姐。”
他头疼的时候,父母总是抱着他,陪着他,一遍遍地抚摸着他,希望能帮他缓解一点。他缓过来了就会说:“姐姐,我们来唱首歌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俩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五月天,从《温柔》到《倔强》再到《突然好想你》。
科室里谁都知道,我是绝不开口唱歌的人,因为跑调跑得着实吓人。但面对阿泽的请求,我没法拒绝。
“就唱《温柔》,那首好听,我陪你一起唱。”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忽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刚开始阿泽起个头,我轻轻地和,唱着唱着就变成了我的独唱。
我发现阿泽没了声音,一眼看过去,原来是他的力气跟不上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抬起手,勉强为我打着拍子。
阿泽父母可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这个场景,一家人默默地帮儿子打理着日常生活,头疼的时候冷静地询问要不要吃止疼药,或者要不要用甘露醇。等阿泽头不疼了,他俩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天说地,还时不时地调侃起阿泽小时候的糗事。
这时候的病房,笑声比往常还要多。
阿泽的妈妈曾经私底下告诉我,陪伴阿泽治疗的这两年,她因为看过极少数生存期超过5年的病友而心生羡慕,也因为看过这个星期还计划着手术,下个星期就离开的病友而感到幸运。
一路同行过来的病友,三三两两都在术后一年左右的时光里离去,阿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我觉得难过,又觉得幸运,至少我儿子多陪了我那么久。”阿泽妈妈说。
这一家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活得分外清醒,又分外努力。
我在公号里聊过王小帅的电影《地久天长》,他讲了一个失独家庭的故事,发生在特殊的年代——那时,刚刚开始计划生育政策。
很多有关失独的书籍和电影,也都在描述那个时期。过去我们谈论失独,更多的是在谈论计划生育。
而发生在今天的失独,它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创伤。失去孩子,父母比起去怪命运,更多的是怪自己——我是不是没有把孩子照顾好?我是不是造了什么孽?
一些资料显示,有近两成失独家庭的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离开出现感情问题,甚至离婚。6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这当中,有一半以上出现自杀倾向。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活的太久了。
我不知道阿泽是不是也翻到了这些资料,但他在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告诉父母——这不是谁的错。
阿泽安慰了父母,我却觉得,他做到的不止于此。
每当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人离开,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安慰:他在的话,一定只希望你过得好。
但这样的安慰很无力,因为没人能替离开的人说话。但阿泽就是那个离开的人,他最后日子里的每一天,都是在告诉别人:我希望你过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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