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虏怎么读 作为内亚边疆和“元地理”的家园

——李伟献给故乡草原最深沉的影像

1.英雄历史还是“天人感应”：蒙古军西迁的气候驱动假说

2.汉族中心观及话语霸权：二元政体的末路与“历史本相”

3.“从边疆发现中国”的内亚视角：内亚边疆的地缘新优势

后来，我常常为自己在包头上了四年学感到愧疚，我只是在那里吸了四年包钢的煤灰，而没能去真正体验一下蒙古草原的游牧生活。1996年，在我离开它的前夕，浮皮潦草地去了趟白云鄂博，但对蒙古草原及其民族历史的认识，还未真正触及。

近些年，艺术界以蒙古为主题的作品比较少见，摄影界倒是常有猎奇和旅游式的拍那达慕、蒙古马的，但都是一种消费式的宣传图片，从形式到内容都太轻浮了，并没有真正沉到文化地层里面去，构不成起码的作品。而李伟历时十年完成的《大地》，却令人欣喜，在学术界对蒙元史的研究硕果累累时，免于摄影界在学术前沿研究中被边缘化、屡交白卷的惨淡局面。

因此，《大地》在关于蒙古草原地域和民族形象创作上具有补缺的意义。首先，作者具备文化身份的自觉。这是大多数摄影师成名之作的“文化认同”现象，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自身问题，或者说是他们的“怀乡病”症候，就像作家的作品必须围绕某个“地方”——福克纳的、索佩阿等所有作家和名著共有的一个“根据地”，他必须把这个地方给写透了，哪怕是一条街，也给写成一个世界。比如王征的《西海固》、刘劲勋的《苏菲的高原》等等也是如此。作者沉静内敛地返回蒙古草原寻根，他以一个汉人的身份进入草原游牧，体验草原苍穹下大地的辽阔与严寒。他以一口汉话谦逊地向操着蒙汉两种语言的蒙古人求教，试图抵达地理和精神的原乡。

其次，呈现了“文化滤镜”下忧伤的大地。作者避开了那些过于表面、符号化的“骏马奔驰”的浅薄速食消费，而是经由自己的文化眼光严格过滤了的，带有蒙古“乌日图道”)这些数据表明蒙元科举制度实行的晚、时间又短，还有人分四等、比例更是向蒙古和色目人倾斜的严重歧视。

还有一个观察数据的角度，当时蒙古军队总共有十万多人，到内地来的无法确考，根据明末努尔哈赤给林丹汗的信，说元时到中原的蒙古人有四十万人，这中间肯定有大量被征服的西方民族充作兵员，即色目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自然身居要职，但是一般行政官员还是要利用汉人和南人，否则行政机构运转不起来，而且汉人和南人的总数比蒙古和色目人多得多。虽然高官显爵和军权不给汉人，但是这个政体的人员构成一定是蒙汉结合的。**或者说，是一个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导的，蒙汉混合政治体制。当然，一些歧视性的说法和做法是伤害了汉人，造成了分裂。如“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以及“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蒙古人与色目人较汉人有诸多特权。正是在这些对汉人疑心很重的保守制度设计之下，蒙古人在汉化的道路上不但速度放慢，还走向了反面，中断了汉族学子的仕进之路，失去了汉人的支持，为他们重返草原埋下了伏笔。

蒙元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皈依了伊斯兰教，是武力征服者向被征服者的文化同化的案例。可是汉地的蒙古人在忽必烈留下的遗产中，在蒙古利益和汉法治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走向分裂。“蒙古人留在马上，但他的统治者一条腿留在马上，一条腿踏在了农田里。可是，在两难选择中，这是行不通的。于是蒙古族只好再退回草原上去。”,,拉铁摩尔判断其为，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生态不兼容性。因为游牧民族侵入农耕民族时，它所依赖的游牧的机动性会受到限制，并发生一个“非游牧化”的过程，丧失其力量所依赖的原有机制；反之，当汉族将其驱赶到游牧民族的根本之地，反而使他们占据了最易于抵抗汉族势力的土地。这是两者之间势力消长的秘密。尼赫鲁也认为，“他的思想就是要把文明与游牧生活结合起来，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不可能的。”

1368年7月27日，大陆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妥欢帖木儿仓皇逃离大都，退回漠北“祖宗根本之地”。隐喻着草原与农耕两套文化体系经过近百年的磨合，终于未能完全融合共生，只好分道扬镳。定居文明赢得了这场古老斗争的胜利，就像那个牧人亚伯与农夫该隐的神话。正如有的观点所认为的，蒙古帝国对对所征服区域的政治历史文化影响并不大，他们忙于征服，进行残酷统治而鲜有建设，在蒙古帝国衰亡后，各国延续的依然是本国原有的历史文化。日本学者冈田英弘也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蒙古帝国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恰恰是中华民族本身”。 

综上，蒙元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征服王朝”。因为它满足了如下三个条件: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

巴菲尔德指出，蒙古人所建的元帝国不同于“外来王朝”。在统御体系上，蒙元虽有二元体系但不若满洲“外来王朝”那样极力维护中国领域，而是很快退回草原。00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手，除了上述“古老的斗争”根源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明珂提出来的“历史本相”论。即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这个历史本相便是华夏的北方资源界线或边界。11一些历史本相在汉代已形成，后来的历史发展大致是此本相下的一些表象。当然历史本相也不是纹丝不动的，历史事件的表相也会反过来修正和改变历史本相，如突破边界的种种历史事件：汉至魏晋大量“五胡”部族渗入长城内，明清时期更多的穷困汉人农民出关外、走关东……便是如此，许多人跨越种种边界、突破历史与现实本相的作为，创造了一些异类的历史表相，逐渐改变历史本相。

综上所述，不管是农-牧、蒙-汉二元观，还是“历史本相-表相论”，都是中原主位和汉族视角下的历史循环演进，也是一种体内的“死循环”。这些观点的狭隘之处在于，没有跳出中国看中国，也没有看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互补共生关系。假如进行一个“空间转换”之后，站在边疆看中国，就会发现北方少数民族在形成中国历史和版图中的主动性和建设性作用，而不仅仅是以“汉化”一个指标来否决。姚大力也指出：“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33对于多族群国家的历史研究而言，一定要看到族群之间的“双向涵化”现象，而不是单向的征服和被统治。

 “从边疆发现中国”的内亚视角：内亚边疆的地缘新优势

如上述第二节所呈现的普遍的中国中心观和汉文化视角，就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主流标准叙事，即边疆各地区永远处于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即使是像元、清这样起源于帝国内亚边疆的边疆帝国，它们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统治者能主动学习仿效“先进”的汉文化，包括袭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去统御它们的全部国土。而它们的失败，又恰恰在于它们还不够汉化。这完全是一种民族中心论的基调，也是传统中原视角的巨大缺陷,它忽视了多族群国家历史研究中的“内亚性”

“内亚”研究的先驱——拉铁摩尔对长城边疆的定位，却几乎与之完全相反。他的学术理路最易于用“从边疆发现中国”这句话来加以概括。自古以来，长城边疆起着一方面隔离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屏障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汉族深入草原而造成与中原的“离心力”，因此设定了向北方扩张的界限，即向北扩张的步伐到此为止，并以此来稳定边疆。长城边疆在拉铁摩尔的眼里，则“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力源。”66这种力量来自于内地汉族社会和游牧民族二者的混合，从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混合发生的地方——长城——中国的边疆地带。所以拉铁摩尔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77他所发现的长城过渡地带是对“欧洲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的双重拒绝。

边疆地带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两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看清了这一点，则对中国边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看法是显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88在边疆的视野下，草原的内趋倾向和汉族边民的外向发展互相渗合，“边疆”事实上成了两种生产方式和社会混合的“过渡地带”99，是双方“边界居民”新的共同体。

20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在东天山调查时发现，在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有一个山居人群，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的后代。他们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族，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汉人的寺庙。::正是在这两种文化中游刃有余的“过渡人群”让拉特摩尔大开脑洞，总结出了长城边界的“过渡地带”特征。这个过渡地带的“边界居民”既能够站在草原民族的开阔视野看问题，又能够以中原的文治精神理解秩序和治理，他们是两种文明的翻译者和中介。这有这样定位和看待“过渡地带”的重要性，才能进一步理解他们作为多元帝国担纲者角色的当之无愧。“能够建立起多元帝国的担纲者，不会是来自纯粹农耕或者纯粹草原的任何一方，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与治理逻辑；担纲者只能来自农耕-草原的过渡地带，也就是东北地区或者长城沿线，过渡地带的人要想在本地立住脚，便必须能同时理解农耕与草原，一旦天下大乱，他们是唯一有能力整合两个方向资源的人群，从而担纲起结合草原的视野与中原的精神的使命，建立一个覆盖大疆域多族群、实行多元治理的普遍帝国。”;而且，按照施展的观点，东亚帝国的担纲者在草原、中原之间流转，这一流转过程构成了中国历史时间结构，而那些权力转移的时刻则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刻度。

边疆视野以“中心/边缘”为互主体，而且边疆视角有助于接近“内亚”的范畴，即内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这包含了中国东北、北部、西北大半个中国的边疆，有时包括独立以前的蒙古国。这部分中国内部亚洲与外亚都有历史形成的民族和宗教关系，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出境之后，内亚边境与外亚的地缘关系又在“亚欧大陆”一体的范畴内，这个全新的“元地理”构想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从原来的中国西北边疆的边缘地位，转变为欧亚世界格局范围内联结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

乌·额·宝力格将中国与亚洲的两元关系转变为中国、中国内亚和外亚的三元结构。把作为边疆的内亚单独拿出来，一方面强调其与中心共同组成中国国内的天下体系；另一方面提升了内亚作为中国与外亚的桥梁所具备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内亚”概念及认同意识的形成，挑战了中国传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表述，将被长城分隔两边的内亚人和中原汉族人视为共生关系。这个“内亚”学术新范式，被乌·额·宝力格称之为“帝国转向”<<。 在这个转向中，满清帝国的游牧遗产，乃至蒙元，甚至匈奴，现在都成为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资源，内亚人及其土地都成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反观之，所有这些其实又在说明，中国之成为中国，只能从内亚去理解。

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等以蒙古和内亚游牧民族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明显是在挑战中国中心观。这不但没有引起中国的反感，反而被热情拥抱。这背后的一个最大支撑在于，大国崛起和关于世界中心的新想象，使得他们通过蒙元世界史的转换，强化中国在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史中的位置，并暗合了蒙古人曾经缔造的世界帝国的憧憬。

“内亚”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内亚边疆地缘政治优势的认同，即是对笔者“缘域”观的有效印证。具体到一国的疆域而言，我们在看到疆域之“域”的同时不能忘了边缘之“缘”，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必须看到历史上一直被中原划清界限、致力驱逐的中国内亚边疆游牧人，曾经是形成中国“大一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中国历史就是在“缘—域”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特别是，回到当下的中国内亚边疆地区，在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一带一路”范畴内，以往的边缘又成为连接欧、亚的新核心区域，相关讨论也成为话语和知识的中心议题。这正是边缘在不同历史时期动态变化的潜在特征，被看作落后的边疆具有重新构建其在世界地理空间中的位置的潜力。

如果没有毁誉集于一身的蒙古帝国的出现，那么亚欧史、世界史恐怕要重写。不管是欧洲人当年怀着恐惧的心理接近鞑靼、在蒙古旋风扫荡过后的“黄祸论”中污名化蒙古人，还是近代西方列强为侵略中国对蒙古人种进行的诋毁，以及外蒙古在沙皇时期受到的残酷迫害……自13世纪以来，蒙古人所经的都是大历史。大历史将蒙古人带往世界各地，8个世纪以来的生存之地就是他们的故乡。可是世界各地的蒙古人心中还有一个共同的原乡，那就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崛起的蒙古高原，这是族群认同的“根基性”使然。

八个世纪过去了，李伟在今天蒙古草原的所见，所收入镜头的影像让我们产生许多联想：当下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保留了多少传统习俗，在历史的风云突变中，他们又吸收了多少外部的文化，游牧生活方式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又呈现出怎样的现代气息，铁木真长大成人的地方，今天是否宛若当初……

1222年，蒙古人已经统治了从中国海到巴尔喀什湖的整个亚洲北部，但是这次入侵的消息极少传到西欧。1238年蒙古人发动了第二次规模更大的对基督教世界的远征，差不多蹂躏了半个东欧，这时西欧和南欧的君主、侯王才稍稍感觉到威胁他们的巨大危险。>> “我们害怕即将有一种来自这一方向的危险威胁上帝的教会。”在这个背景下，1245年，柏朗嘉宾奉英诺森四世教皇之指令，从法国里昂启程出使蒙古。他于1246年4月4日到达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幕帐，后于8月24日抵达哈刺和林，有幸参加了贵由皇帝的登基大典。他以个人的亲历，观察和搜集了大量蒙古人的情况，记载了当时鞑靼人地区地理方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权力结构、军事实力等等。??这些同时期的描述与记载，也从第三方见证人的视角，帮助我们对当时的蒙古人、蒙古社会有了情景化的感性认识。

《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的作者杰克·威泽弗德于2000年按照《蒙古秘史》的记载，特意去实地追寻八世纪前铁木真和他的家庭可能走过的踪迹。

拉铁摩尔曾经预言，中国东北的未来不是日本的军事侵占所能决定的，而是看汉人、俄国、日本-西欧几种生活方式，哪种在当地生活更胜一筹。在这千百年与环境相互磨合所形成的生活方式面前，“那些将帅和政治家都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拉铁摩尔认为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本身。

李伟镜头下的草原、蒙古人不只是当下的切片，这些地景和人像全息般地储存着历史印迹。看着他们，我们感觉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刮起的“蒙古风暴”就发生在昨天，历史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日常生活才是穿越八个世纪最坚固的历史本相。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那不一定是一个国度，也不一定是一间房屋，但那就是家园，就是由当代平静的生存经验与过去跌宕的历史波澜接续而成的一曲绵延不断的蒙古“长调”，既不抽象也不遥远……

在完成蒙古草原《大地》的拍摄之后，李伟再次远赴新疆拍摄。这让我有些惊异，但又想那是在《大地》之后的一个必然，内蒙的“文化寻根”式拍摄，再次将他引向地域更广大的中国内亚边疆，那是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上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在考察东北、蒙古、新疆中国“大边疆”的时候就发现，古代中国北部边疆曾经是“北方夷狄”频繁进出的重要地带，而到了近代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三种文明彼此竞逐的舞台。AA而今天，在“一带一路”和边疆研究热的背景之下，西北部边疆地区从历史上蒙古帝国时期的“元地理”中心区域，在历史的轮回中再次恢复欧洲与东亚往来交融的“元地理”位置。在读完《大地》之后有理由相信，李伟的作品中也一定会呈现出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的当下谜一样的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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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录自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13.“牧畜数量的增长，一批一批新继承人的出现，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使游牧畜牧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的发展和牧场面积有限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复现。在极简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游牧畜牧经济只有在不停地扩大牧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苏联］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8—369页。

“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14.[日]田家康:《气候文明史》，范春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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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7页。

2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版，北京：三联书店，1992，191页。

22.王哲：《上帝的跳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63页。

23.普里察克的代表作《9-11世纪欧亚草原上的两次迁徙运动》和《失必儿起源考》中都将“民族迁徙中的链式效应”作为理解内亚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策格雷迪的近于专著的长篇论文《从东向西：欧亚大陆游牧人迁徙的时代》同样重视这一理念，特别是其最后的结论部分提示读者，中世纪可萨汗国的建立即应当被理解为“链式运动”的最后一环。钟焓：《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0，28页。

24.参见张经纬：是严寒造成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南下吗，“大家-腾讯新闻”，2016-01-26。

25.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1，26页。

26.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7页。

27.宋宜昌 倪建忠主编，《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

28.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73页。

29.纪宗安 李强：《略论蒙古西征的原因和影响》，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4期。

30.蒙古人的毁灭行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农业经济，更不了解城市经济。至于成吉思汗的情形是动人的，他是一个有自信心的政治家，聪明，头脑冷静，事理通达。当耶律楚材向他解释，农业在他所要统治的帝国里面和对于定居的人民是有用的时候，他听从了。[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76页。

31.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32.宋宜昌 倪建忠主编，《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24-127页。

33.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40页。

34.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40页。

35.宋宜昌 倪建忠主编，《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8页。

36.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07页。

37.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20页。

38.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究竟何在？很多中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作过研究，概括起来，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30〕而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女真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前者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比后者困难得多。第二，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39.宋宜昌 倪建忠主编，《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25页。

40.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版，北京：三联书店，1992，201页。

4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版，北京：三联书店，1992，205页。

42.韩儒林：《穹庐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00页。

4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2版，北京：三联书店，1992，200页。

44.宋宜昌 倪建忠主编，《风暴帝国：解读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6页

45.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73页。

46.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20页。

47.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48.王明珂：《游牧者的决策：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236页。

49.王明珂：《游牧者的决策：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238页。

50.王明珂：《游牧者的决策：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244页。

51.唐晓峰 姚大力等著，黄达远 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7.5，124页。

52.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中原为文化/文明中心的认知模式，通常是将历史上深度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内亚地区的不同游牧部族都视为“化外之民”，视为“夷狄”，他们的最终命运似乎要么是居于“化外”，要么是“中国化”，这种文明秩序观念深刻影响了古今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在当代，历史上的“非我族类”又在历史书写中被重新定义为各“少数民族”。借用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作为多族群国家的历史研究和书写中，可能长期相对忽视了“内亚性”。 昝涛：《想象与“史实”：中国与土耳其之间历史认知的差异》，载《上海书评》，2018-04-21。

53.在德国地理学家、汉学家李希霍芬所写的《中国》一书中，他从地理学的角度界定了“内亚”：它是指亚洲内陆地带没有河流诸如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抵青藏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东临大兴安岭。袁剑：《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与地缘政治：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为例》，唐晓峰 姚大力等著，黄达远 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7.5，90页。

拉铁摩尔本人对“内亚”的定义为：一块水流无法抵达海洋的心脏地带。它位于西部的里海和东部的满洲之间，并涵盖被捕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及南部的伊朗、阿富汗、印巴边界地区的群山、青藏高原以及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带。同上，252页。

54.唐晓峰 姚大力等著，黄达远 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7.5，14页。

55.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94页。

56.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第29页。

 57.草原的游牧社会及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可能在中国及亚洲内陆间建立一个清楚确定的边界。事实上，在这两个主要社会秩序接触的正面，以及它们中间许多小的外围社会，常常会扩展成一个接触与退缩、征服与反征服、坚持与妥协的过渡地带。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50页。

58.黄达远：《“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载《中国民族报》，转自“施展世界”微信平台。

59.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8页。

60.乌·额·宝力格,：《拉铁摩尔、中国人类学与其“帝国转向”》，载《中国人类学评论》2011年第19辑。

61.乌·额·宝力格：《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一带一路”与中国亚洲新秩序的构建》，《文化纵横》，2017年4月。

62.《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 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187页。

63.《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 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6页。

64.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第113-114页。

65.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