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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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新闻极客》

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已到了耄耋之年,在此前的几十年内,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直至2009年,时值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的文章,提醒决策者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

此后,田雪原以最初作为计划生育决策参与者的身份,逐步公开了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过程,且将之看做自己的“责任”。

对于自己被限定的身份,他告诉新浪《新闻极客》:“只不过在历史阶段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参与了决策。”即使被加上种种罪名,也都无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自己的理论他也是如此。“我是站得住脚的,是问心无愧的,而且我认为我是完整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没有真正的这样去践行,那不是我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一、不是公开信变成基本国策

《新闻极客》: 计划生育政策出台时的大背景是什么?

田雪原:政策当然是针对问题来的。

新中国成立,最早一部分人提出中国要节制生育,后来出现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社会学派的节制主义,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提出要节制人口。

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劳动力过剩,解决不了就业、穿衣吃饭、发展等问题,因此要控制人口增长。

50到70年代,吃饭要粮票,买东西要工业券,短缺经济,过剩人口。

就业也是,不能满足充分就业。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是反着历史发展运动。 

现代化要工业发达,所以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增长。因此我觉得当年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是符合实际的。

新闻极客:不到两年时间,公开信就变成了基本国策,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田雪原:不是公开信变成基本国策,是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叫了基本国策。

其实内容还是原来的。你可以讲执行力度大了,但政策还是这个政策。

二、田:“我向来不赞成只生一个孩子就是好”

《新闻极客》:政策制定中有没有意见分歧?是否存在博弈的过程?

《新闻极客》:你是政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怎么还会不赞成“只生一个孩子好”?

田雪原: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我向来不认为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提倡生一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中国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情况在那儿摆着呢。经济要发展,人口下来一点才能比较平衡,因此我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应该的。

我赞成不赞成?还是赞成了,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比较快的办法。我们要是有其他办法,就不一定选择这个。

但是有其他的办法么?经济上调控可以关停并转,人口(调控)总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死了。

控制人口只能在出生率上做文章,其他的没法做文章。控制生育率,提倡生育一个,是一个办法,然而我不赞成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新闻极客》:不是最好的办法?

田雪原:不是最好办法的含义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讲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普遍真理。

这种决策的负面影响是什么,会不会引起智商下降、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失衡?会不会出现四二一家庭结构?这肯定是会的,而且不容忽视。

如果单纯为了控制人口,越少越好,那这些问题就会严重。

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如果时间很短,搞三年五载,可以,但效果会被慢慢抹平;搞长了,五十年、八十年,甚至有人提出来中国搞一个“无婴年”,那是不行的。

最后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也非永久之计,而是一定时间。就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二十五年左右,不超过三十年的时间。

把这一代人控制住以后,下一代再做父母人口数量就下来了,这样一代一代下去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了。

三、政策转型时间超出当初预定

《新闻极客》: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劳动力不足等这些当初预料到的问题,现在已经显现的很突出了,你想到有这么严重吗?

田雪原:如果按照当初预定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十年,问题不会太严重。

到了一代人之后,政策应该改变,认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及时转变,不按照当时的既定方针去办,这个问题就不好了。

为此,应制定包括人口自身变动、人口与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的人口政策,逐步实现由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结构调整并重转变,最终过渡到以质量提高和结构调整为主的人口政策。

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是又过了五年。

我那里面提出三条,第一叫双独生二,基本做到,第二叫一独生二,第三叫限三生二。

现在提出了快六年了,还要不要限三呢?限三都不一定了,应该普遍可以生育两个。

《新闻极客》:这个时间点在此前没有被放大?

田雪原:这个时间点当时是写在报告里了。

我受命以个人名义撰写的《附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今后二三十年,主要是20世纪内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后生育率应该做出适当的调整,以避免人口年龄结构过度老龄化,超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能力。

但当时重点是控制人口增长,不一定把这些东西都摆明,怕你冲淡他。

四、当年就已预计到老龄化

《新闻极客》:说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但实际上影响的是两代人。被控制住的这一代人他们的养老问题,以及下一代是否还愿意多生都是有影响的。

田雪原: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代际增长,同时带来的一些问题又不至于过于严重。

比如老龄化,搞一代人,下一代就可以生两个了,甚至还要多一点,老龄化到下边收了一点,到后边又逐渐放开,这样金字塔不会倒立过来。

还有劳动力,这一代可能少一点,中国不是劳动力过剩么,少一点有利于就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容量可以大一点,劳动力也不至于下降的很多,甚至可能回升,带来的副作用不至于很严重。

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

老龄化,当初就认为这个问题肯定要出现并且做了预测,现在可以说基本在原来的预料当中。不过我认为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阐发还不够深入。

继续生育政策不变,问题就会很严重。劳动力供给成了问题,社会负担成了问题,整个社会节奏、活力出了问题,对经济发展不利,这应该避免。

我不赞成人口生育率下降是政策的结果。

光政策就行了么?那不行,得有一定基础,社会经济发展进步,观念、教育这些方面才是基础,在这些基础上政策才发挥作用。

但我也不赞成否定,说政策没有作用,生育率下降是完全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是这样的。

经济发展,孩子的成本—效益不一样了。叫你生育三个四个,行么?

《新闻极客》:人口增长变慢,社会发展很快,是不是良性趋势?

田雪原:孩子的成本—效益决定,经济越发展,培养一个孩子需要的成本越高。

五、我就是我,不过在历史阶段当中参与了决策

《新闻极客》:政策实施三十年,怎么评价?怎么看在此过程当中出现的失独家庭、强制堕胎等问题?补救措施是否做到位了?

田雪原:这当中情况很复杂,分清两类问题,一是认识上的问题。

政策当初定下来,对于今后怎么贯彻、执行,带来的这些问题,大家是否都认识到了?

总体上看大家还是有认识,比如老龄化,生育一个孩子父母的问题。

当初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双全保险。先对独生子女保险,在其14岁以后转成父母养老保险。当时我在内部的报刊中提了这样一个建议,中央领导做了批示,还在四川做了试点。

政府相关部门还有一个,“独生子女父母关怀”一类,政策上给予一定政策服务和奖励,但是到位不到位,不好一下子讲。

主管这些问题(的人),又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管下来,中间经过好多的变动,三十年呢,变动很大,认识、做法都一样?也很难讲。

总的来讲,这些方面的力度应该加强,主要的问题是到了一代人的时候,真的要履行初衷,要进行认真的调整,这个没做到,是个问题。

如果说当初我们解决人口过剩、经济短缺,提倡一个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实际当中也是有效的。

(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具体的执行当中,不是我的问题。 政策是中央制定的,我们只不过是做一点工作做一点研究。

如果我这个研究当中,理论是不对的,体系是矛盾的,出发点和实际是脱离的,那就有问题了。如果这几个方面不是,那就可以讲,我是站得住脚的,是问心无愧的。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你没有真正的这样去践行,那不是我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

三十年基本按照中央政策走的,至于政策当中哪部分走的好不好,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概括出来的。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多谈,太多了。

《新闻极客》:这些年各界对这个政策的看法很多。

田雪原:政策上,不同的声音一直都有,但这些声音有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又是一个问题。

单纯对过去政策指责是一个。

政策来龙去脉为何这样制定?这样制定是否有道理?(指责的人)并不一定能说到位。

我也不能要求别人说到位,他没在核心里面。其他人我不发表评论。

当时这样的决策我认为正确,不但提出目标,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几乎做到了比较全面的预判,包括调整。

这是经过与会领导、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而定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大计。平心而论,这不是如同有的文章或网帖所说的那样,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现在什么问题当初没提到?都提到了。怎么解决?就是控制一代人,既考虑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也考虑到了可能造成的问题。

我不赞同对当时决策指手画脚,不能用现在的东西来否定当初的东西。

对待事物有一个基本观点,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过去有过去的状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

《新闻极客》:“计划生育之父”这个外界的称呼,你自己怎么看待?

田雪原:别人愿意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我就是我。我只不过在历史阶段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参与了决策。

观点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有人)甚至于给我加上种种罪名,这都无所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的东西能不能站得住脚,有没有影响,是正确还是不正确,都要经过实践检验。

理论有个来龙去脉有逻辑性,你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那就不管别人怎么评价。

用但丁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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