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伦 沙皇俄国的芬兰大公国：19世纪的“一国两制”样板

节选自：《风中的森林——芬兰的近世与战争》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后，王储才13岁，不到法定即位年龄，于是由其叔父查理公爵摄政，4年后才登基，成为古斯塔夫四世。这是瑞典历史上少有的昏庸无能的国王，一反三百年来的瑞典国策，投靠俄国。1805年，他参加以俄英为首的第三次反法同盟，亲赴波美拉尼亚指挥作战，抗击拿破仑。只是他志大才疏，上帝没有赐给他一点军事头脑，每战皆败。1807年，弑父即位的俄国新皇帝亚历山大一世 与拿破仑媾和，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 　　

　　《提尔西特和约》规定俄国调停英法战争，如果英国不同意讲和，俄国将宣布在一切方面支持法国的要求。如果俄法都卷入同英国的战争，两国将要求葡萄牙、丹麦和瑞典拒绝英国船只进入它们的港口，并对英国宣战。如果它们拒绝这样做，所有这三个国家就要被当作敌国看待。

　　这三个小国果然拒绝按照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旨意行事。但是由于英国愚不可及地派舰队炮轰哥本哈根并夺取丹麦舰队，丹麦在1807年10月转到提尔西特同盟阵营中。葡萄牙在1807年11月被法国占领，这次行动成了法国于1808年入侵西班牙的前奏。 　　

　　在拿破仑的支持和敦促下，俄国于1807年11月11日对英国宣战。这个季节波罗的海已经冰封，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俄军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亚历山大看来是不愿意对瑞典采取军事行动的，因为不久前对拿破仑的战争和正在进行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负担很重，因此他试图依靠外交压力来劝说瑞典参加反对英国的同盟。古斯塔夫四世拒绝了亚历山大的劝说，希望在1808年春季英国舰队进入波罗的海前能够赢得足够的备战时间。亚历山大一世最后决定先发制人，于1808年2月21日入侵芬兰。 　　

　　俄国人已开始投入了2.4万人的兵力，后来又大大增加。由于俄国的攻势发动得早，瑞典没来得及进行防御部署，节节败退，最后于1808年11月11日同俄国签订停战协定，把在芬兰的全部防守部队撤退到瑞典本土。瑞典从此彻底丧失了对芬兰的控制。 　　

　　在对瑞典的战争结束前几个月，芬兰未来地位问题就开始引起芬兰人的不安和关注。亚历山大一世对于如何处理这块新占领的土地举棋不定。一开始他想将其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直接加以归并，但是由曼纳海姆男爵（Carl Erik Mannerheim） 率领的芬兰代表团在圣彼得堡向沙皇分析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政治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考虑使得亚历山大后来采取了另一种方针，即芬兰保持它以前的宪法、法律、行政和宗教体制，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其地位不是一个从属省份，而是一个自治的、立宪的国家。　　

　　1809年3月28日，来自四个等级的125名芬兰议会代表在博尔伐（Porvoo）召开了议会，沙皇于次日参加了正式建立自治的芬兰国家的隆重仪式。他颁布了一项保证敕令，承认并负责保护芬兰的宪法：“朕（We），亚历山大一世，……愿以本敕令确认和批准此邦国的宗教信仰和各项根本法，并确认和批准上述大公国内每一等级迄今所特别享有和普遍享有的各种特权和权利。我允诺维护所有这些权益和法律，使之固定不变并具有充分效力……”四个等级随后举行效忠宣誓，保证接受并尊崇亚历山大一世为他们的合法君主（芬兰大公）。 　　

​俄罗斯帝国第十位皇帝、芬兰大公国第一位大公亚历山大一世

　　此后一百多年间，亚历山大的保证敕令一直悬挂在芬兰全国各个教堂里。俄国皇帝关于维护芬兰法律和宪法不受侵犯的保证，确立了芬兰与俄罗斯帝国合并的性质和基础。虽然沙皇在帝国范围内仍是一个专制君主，但是在芬兰境内却是一个君主立宪制下的国君，他不能以命令统治芬兰，而是必须接受芬兰议会制定的法律和选任的行政官员。从维斯瓦河到黑龙江，从北极冰原到中亚草原，在沙皇统治的这片巨大而压抑的专制国度中，芬兰成为民主立宪的一片小小绿洲。 　

　　有一位芬兰军人领袖这样评价芬兰被并入俄国的结果：“……几个世纪以来，芬兰一直是个战场。在每一次战争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对国家造成永久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三分之一的土地至今还没有开垦的原因。当和平医治了一些创伤，人口开始增长，物质福利也有所增加的时候……（瑞典发动的对俄）战争又降临了。每一次和平都带来捐税和负担的增加，有时比瑞典人所负担的还要重些……这就是我们作为瑞典一部分时所得到的好处。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享受俄国统治者的保护，只要俄罗斯君主国继续存在，芬兰将永远不再成为战场了。就是从这些方面看，我认为芬兰目前（比过去）要幸运些。”

包含芬兰的沙俄极盛时期版图

　　芬兰在俄罗斯帝国中的地位确实非常独特。完全由芬兰公民组成的“钦命芬兰参议院”既是政府，又是最高法院。由于沙皇住在圣彼得堡，因此他任命芬兰总督作为其代理人，但是由于不懂瑞典语 ，历任俄国总督很少参加芬兰政府的会议。在圣彼得堡的芬兰国务秘书处和国务秘书大臣负责芬兰政府与沙皇本人之间的沟通和联络，驻芬兰的一支为数很少的俄国军队由总督担任总司令，他们驻扎在少数几个驻防地区，与当地居民很少接触。　　

　　尽管俄国的国教是东正教，但新教路德宗继续保持芬兰国教的地位。俄国人只有按照归化法才能成为芬兰的公民，因此法律把俄国人与其他外国人置于同样的地位。芬兰的全部税收都用于芬兰本土的公共事务，一分钱也不归入俄罗斯帝国的国库 。从1860年4月4日起，芬兰使用自己的货币——马克和便士，并于1877年采取了金本位，不再和俄国通货有任何联系。甚至原瑞属芬兰与俄国之间的海关界限也始终未变，俄国货物进入芬兰境内需要缴纳关税。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还把1721年和1743年割占的卡累利阿地峡领土与芬兰合并，成为大公国的组成部分，并纳入芬兰海关辖区。　　

　　由于芬兰是直接与沙皇本人发生联系的，除了共同的君主外，芬兰与俄罗斯帝国就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点。再加上1809年以后，芬兰与瑞典几个世纪以来的联系被彻底割裂，芬兰第一次作为芬兰人真正的祖国而呈现在人们眼前，其民族思想也越来越鲜明。在当时的芬兰，约有15%的人讲瑞典语 ，大多居住在西南和南部沿海地带，而居住在广袤内地的85%的芬兰公民都只会讲芬兰语。尽管许多受过教育的芬兰人认为语法和词汇极其简单的芬兰语是“不发达的”、“原始的”语言，但在1863年，芬兰议会还是说服前来巡视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敕令，规定芬兰语与瑞典语同样成为大公国的官方语言，后来又规定法院、银行、海关、邮局、铁路等部门的职员必须能用芬兰语提供服务。 　　

俄罗斯帝国第十二位皇帝、第三任芬兰大公亚历山大二世

　　在1853年至1856年的俄土战争期间，瑞典—芬兰民族主义者再度试图使芬兰脱离俄国的统治，加入到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家庭中来。一本小册子在芬兰广为流传，其中对芬兰人的民族性格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本小册子称，讲瑞典语的芬兰上层阶级根本不是芬兰人，他们属于瑞典民族。瑞典人曾经是、而且将继续使这个国家的统治民族。事实上正是亏得瑞典民族的大恩大德，才有了一个芬兰。在整个历史上，芬兰人表现了他们缺乏征服其邻国的能力。芬兰人“具有顺从的性格，思想上和行动上非常迟钝”，“缺乏清楚地思索和勤奋地工作的能力”。他们在被瑞典人征服之前没有文化，只是在接触到“瑞典精神”和“瑞典文化”之后才被引上进步的道路。语言学家卡斯特伦的研究结果似乎也证实了自卑的芬兰人这种妄自菲薄的说法，他的研究成果据说证明了芬兰人、匈牙利人以及俄罗斯边远地区若干少数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芬兰人的这些“亲族”中，即使以最宽的标准来衡量，有些还是落后的和原始的。当然，这些说法如今早已被芬兰的经济发展成就证明是无比荒谬的。　　

　　1812年，大公国的首都被选在靠近俄国的赫尔辛基 。那时这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岩石渔港，经过两代人的建设之后终于成为一座重要的城市。市中心的建设规模十分宏伟，德国建筑师恩格尔设计了大量新古典主义建筑，包括参议院广场、市政大厅、赫尔辛基大学、国务院和大教堂。圣彼得堡的许多建筑也是恩格尔所设计，因此赫尔辛基有些地方和东边260公里远的沙皇古都非常相似。1828年土尔库发生毁灭性的火灾后，赫尔辛基又成为芬兰新的学术中心。 　　

　　为了弥补80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创伤，芬兰大公国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和教育的复兴。由于采取现代化的耕作方法、农作物的多样化、兴建排灌设施和使用机器耕作，从1810年到1850年，芬兰裸麦年产量增幅超过了100%，小麦接近100%，大麦约300%，而燕麦为早年产量的10倍。农民开始建造比较大的房子，房子里有了更多和更好的家具，农民的妻子可以睡到早上6点才起床，面粉、咖啡喝汤不再是稀有的美味。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木材工业的发展，更多的财富流向农民的口袋，尤其是那些拥有森林的农民，变得富有起来。无地农民也分享了新的繁荣，某些地方伐木工人和锯木工人的工资高达每天两美元。工业化还带来了银行、运输和交通的现代化，像轮船、电报、电话和邮政储蓄这些新事物出现后没多久就被引入芬兰。可以这样说，在沙皇双头鹰旗下的头八十年，芬兰人的生活是安宁而富足的。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十分了解芬兰，很少插手干涉大公国的内部事务。但他的子，不幸的尼古拉二世却做不到这一点。从1890年开始，俄国践踏芬兰宪法的决心变得明显起来，芬兰议会制定并由沙皇批准的一项芬兰宪法修正案被“帝国敕令”废除，原因是这条宪法修正案“带有分离主义性质”。同年，芬兰的邮政系统在未经芬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被置于俄国当局监督之下。1894年，芬兰政府的某些高级机构被命令采用俄文作为办公语言。　　

俄罗斯帝国末代皇帝、芬兰末代大公尼古拉二世

　　真正的俄罗斯化开始于1899年。这一年2月15日发出的帝国文告把芬兰立法机构置于俄国中央政府监督之下，立法、征兵和税收这些关键问题都改由圣彼得堡全权决定，这意味着芬兰的自主从此将名存实亡。芬兰人感到难以忍受，仅仅在两周内，就有52万多名芬兰人 联名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得到了英国、丹麦、法国、德国、挪威、瑞典、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1千多名著名人士的签名，签名者中包括李斯特、斯宾塞、南丁格尔、左拉、易卜生、南森等诸多知名人士。他们在致沙皇的信中写道，“读完了芬兰50万国民在3月5日提交的请愿书，我们被深深地打动了。他们郑重地请求陛下维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亚历山大一世在1809年授予的，之后，所有杰出的继任者们也都做出了最庄重的保证。我们冒昧地希望笔下考虑芬兰臣民的恳求，如果芬兰大公国最近发生的事影响到‘杰出的倡导者’陛下您同文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睦，我们深表遗憾”。 　　

　　但是对于俄罗斯化的浪潮来说，一千人的呼声一点也不比50万人的抗议有效。“杰出的倡导者”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并开始封闭报纸，实行新闻检查制度。1901年，俄国在芬兰推行违宪的征兵制度，规定以后从芬兰征召的人员将在不得人心的俄国军队中服役，而此前这些人一直是在为数约6千人的芬兰陆军中单独服役、部署在芬兰本土的。这项法律引起了芬兰人对沙皇的第一次较量。1902年春季征兵时，50%以上的应征人员没有报到。其结果是俄国被迫放弃了强迫芬兰人服兵役的尝试，代之以“兵役补偿金”。　　

　　1904年，芬兰学生绍曼（Eugen Schauman）暗杀了以残暴统治波罗的海省份著称的波尔尼科夫将军，随后吞枪自尽。这反映了芬兰人在从沙皇手中争取宪法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实力悬殊的较量中拚死一逞的决心和勇气。　　

　　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暂时缓和了俄芬之间的紧张形势。1905年11月，陷入困境的帝国政府发出文告，废除过去6年在芬兰实行的一系列法案，并同意芬兰议会重新召开会议。芬兰人趁机进行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在1906年取消了陈旧的四个等级议会，代之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一院制议会；取消了过去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规定；芬兰女性拥有选举权，这在当时的欧洲还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当时世界上只有新西兰一个国家（地区）给予了女性投票权（在1893年）。 　　

　　但是尼古拉二世一旦从国内的骚乱中摆脱出来，就立即重新干涉芬兰事务。从1908年起，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侵犯芬兰的自主权：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安插在芬兰出生的俄国人到政府中工作；俄国公民被赋予与芬兰公民同等的地位；俄语成为政府的正式语言。在俄国的干涉下，到1914年时，政府工作又大部分不照常规进行了，芬兰宪法也失去了它的意义。　　

　　因此，以“积极抵抗党”为代表的芬兰独立运动也应时而生，并展开了与日本情报机关的秘密合作。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曾动用机密费为“积极抵抗党”和其他俄国分离主义团体购买了两艘船只和大批炸药、子弹，供其起义使用。总之，由于沙皇本身的愚蠢政策，到一战爆发时，芬兰已经从一个温顺的、对沙皇感恩戴德的从属民族，变成了危险的、不满的、谋求独立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