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倒了 半生的积蓄没了……他们抬着棺材上街

“我从单位手里买的房，怎么就成违建了？”

住了十余年的房子，一夕之间被推成平地。门破了，窗碎了，家具七倒八歪，白粉墙上大大的“拆”字格外扎眼。

半生的积蓄，就这么被推土机碾没了，王某凤哽咽得说不下去，手里的纸巾被攥成了团，湿哒哒的，像浸了水。

和王某凤遭遇相同的，还有47户居民。

“有人连夜从老家赶回来，跑了几百公里。”到了拆违现场，看到的已是一片废墟，有老人气得发抖，当场晕倒。

2020年1月26日，王某凤等人走进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就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行政赔偿等127件行政诉讼案件申请监督。

接待他们的，是检察官李显辉。

“办这个？你是自讨苦吃吧！”

这案子焦点在住房，事关民生，本就敏感，再加上涉案人数众多，维权已有十余年，还牵扯到北京、山西多家企业，背后关系错综复杂，彼此间积怨很深。

有人劝李显辉，这是个“烫手山芋”，绝对费力不讨好，但他偏偏不信邪。检察长高祥阳带头组成检察官办案组。他们凭着股执拗劲儿，一头扑进卷宗里：“这是个雷，不排的话，总有一天会爆。”

纠纷要追溯到2001年。

彼时，涉案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起了住宅楼，并出售给员工及其亲属。到了2009年，该企业又计划回购房屋，将之转让给第三方企业。

变故突至，部分购房者难以接受。眼看着水停了、电没了、暖气也断了，他们买来桶装水、装上发电机，居住条件再困难，也铁了心要熬下去。“一套北京的房子不是小数目。对购房者来说，影响的可能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李显辉感同身受。

第三方企业也头痛。

470多亩的地，他们砸了将近4个亿。因购房者没能如期搬迁，计划中的项目拖了十多年都未能落地，成了企业身上的一个陈年包袱。

“无论住户还是购房者，肚子里都有委屈，都憋着气。”闹得最凶的时候，有购房者抬着第三方企业主的棺材在街上走。企业代表怒气上了头，口不择言，指着住户骂“社会垃圾”。

李显辉却笃定：“中国的老百姓都很好。闹这么大，一定是受委屈了。”

他托人把他拉进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维权的购房者。群名叫“为真理而奋斗”。

“我不为五亩地，宁要一口气！”刚进群的时候，李显辉频频被@，一天能有四五十次，“天天被怼”。

说不难受是假的。但李显辉没放弃，扎在群里释法说理，前前后后将近3000条。

慢慢的，他成了群里的专属“心理医生”，群友在维权路上有苦水和难处，总会向他倾诉，有人深夜喝酒了也打来电话，一通能打三个多小时，讲到口干舌燥。

一路维权，“他们承受的太多，想说的也太多了，”李显辉心知肚明：“行政诉讼监督往往被当事人视为寻求司法救济的希望所在。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老百姓的正当诉求，老百姓会对司法失去信心。”

“我要放过自己，也放过你们。”

李显辉有些委屈。群里有七八个“顽固派”，始终不信任他，逢事就把矛头对准李显辉，句句带着火药味。

那一次他气急了，决定退群：“我是为大家办案，不是求大家办案。”

话是这么说，但李显辉心没放下。他和同事打包行李，踏上了从北京开往山西大同的高铁，“购房者大部分在大同，疫情期间他们来京不方便，我们就过去，实地走一走，把问题摸深摸透。”

靠着一次次调查走访，案件的脉络逐渐清晰，背后的结点也浮出水面——

“这案子根源其实在房屋建设企业。因为他们‘违建’，出售了有产权缺陷的房屋，才滋生了后续一系列争议纠纷。”

李显辉和同事们决定通过源头“违建”民事问题的解决，推动“拆违”行政争议的一揽子化解。

为引导大家理性表达诉求，他和同事用10天时间，和购房者一一面谈，并就其中的和解金额等细节逐一核实。

他拿自家房子“说事”，讲曾经因拆迁经历过的心酸事。购房者们感同身受：“李主任，你也有这么惨的时候！”

这一趟还碰上了意外来客。几位把李显辉怼出群的购房者，专程前来拜访，口气已然软和下来：“你退群之后，我们被骂惨了，都怨我们把你气跑了。”

返回北京的那天，已近仲夏，太阳烤得人发昏。李显辉一行拎着行李，从窝了半个月的“临时办公室”里出来，拥上来的是十多张熟悉的脸孔，攥着他的衣袖不肯松手，“一定要留下来！哪怕吃碗刀削面再走。”

这一幕，李显辉记了很久。

奔波3个多月，经过9轮磋商，40多名购房者终于与涉案企业达成和解，在端午节前，2044.5万和解款项如期到账，购房者收到了端午“大礼包”。

历时173天，案子办结，李显辉有种“爬到山顶，可以畅快呼吸的感觉”。

购房者们也不例外，心里郁结已久的石头放下了，40多人结伴前去九寨沟。“为真理奋斗”微信群里，各式各样的旅行照正在刷屏。

加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之前，李显辉在西藏。

2005年，他从北大法学院毕业，放弃了高薪工作，只身前往西藏，入职拉萨市检察院公诉处，成了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初入藏，高原反应猛烈地作用在李显辉身上：头痛得要炸，说话、走路都要大喘气，记忆力减退，吃不好睡不香，每天都会流鼻血……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李显辉的脸颊上多了两抹高原红，“会皲裂，然后脱皮，整张脸变得一块白一块黑”，风吹上来的时候，脸刺剌剌地疼。

这是高原生活给李显辉的“胎记”。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儿的条件会如此艰苦——

办公室是卫生间改造的，冲水的声音日日伴在耳侧；

看守所里连桌椅都没有，他只好和嫌疑人面对面，席地而坐；

前往海拔4000多米的户外执行任务，他和同事们深入村庄、寺庙，车胎被扎过、帐篷被毁过，饿过肚子、吐过胆汁，睡过地上、抓过罪犯；

下沉那曲期间，住处有限，他和兄弟们只能蜷在地上睡，一到晚上，卡脖子声、呛水声、哨子声、青蛙叫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

就是在这个离海最远、离天最近的地方，他坚持挑灯夜战、钻研业务，在38岁时便成为了最年轻的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像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是我们这儿最缺乏的，大家最发愁的就是办经济案件，只有他抢着办，而且办起来得心应手。”他的藏族同事次仁多吉说。

在藏工作期间，李显辉所办理的案件无一冤、假、错案，不仅达到了案件有罪判决率100%，而且无一次休庭，无一起定性错误，没有任何一件引起涉诉上访，没有一件案结事不了。

“我是空巢老人的儿子，两地分居的丈夫，留守儿童的父亲。”在一次同行交流会上，李显辉这样介绍自己。

话音刚落，一片沉寂。

“估计他们觉得我的介绍太沉重了，没法好好聊天。”李显辉扯了扯嘴角，有些无奈。实际上，在藏的那些年，这是他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离家太远，真的太远了。”

那时候他从西藏回一趟北京，坐火车往返得四天多。为了多陪家人一个晚上，他几乎都乘飞机穿行，“单趟机票费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

在与妻子谈婚论嫁的2009年，为办理一起专案，他在办案点一呆就是8个多月，无法脱身。为此他不得不三次推迟婚期，直到1年后才得以结婚。

儿子出生后，由于长期不能陪伴，每逢李显辉回京，儿子总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不敢叫爸爸。

李显辉和妻子

“在西藏，最难忍受的就是亲情。”这话一点不假。

但即使有这么多心酸、焦虑和感伤，李显辉从不后悔入藏。

“百年修得同船度，千年修得共枕眠，万年修得上高原。”他时常用这句话自勉。“我真的非常感谢互联网时代，让我能够通过视频陪伴家人，做一位视频里的爸爸、丈夫和儿子。”

类似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李显辉身上。

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高祥阳介绍，近年来，分院频频“走出去”，选派多名优秀干部援藏交流锻炼。

同步启动的，也包括人才“引进来”，即选调能力突出、素质突出、经历丰富的优秀年轻干部来院工作。李显辉便是其中之一。

此时，距离他初入藏，已有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