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谱系
王琪琪
原刊:《自然辩证法杂志》第41卷第2期(第246期)2019年2月
作者简介:王琪琪(1989-),女,湖南益阳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道德认识论。
摘要:近年来,直觉已成为哲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方兴未艾的实验哲学采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考察不同人对某些哲学概念的直觉。然而,对于什么是直觉,尤其是适合实验哲学研究的直觉,仍然缺乏明确的定义。关于直觉的不同含义和理解,有相当多的歧义和歧义。因此,有必要明确直觉的概念。本文将直觉分为日常直觉、哲学直觉和理性直觉三类。直觉的区分及其在谱系上的整合,将有助于容纳常识、心理学、哲学对直觉的不同理解,提供统一的概念框架,为实验哲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直观认识论、实验哲学、认知心理学
一.导言
哲学是对世界观、人性和价值观的系统思考和研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近二十年来,在认知科学和心理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实验哲学试图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知识、自由、正义等哲学问题,并考察了这些问题在特定情境下呈现时不同人(如普通人和专家)的回答。实验哲学家提出,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反映了人们对所涉及的基本哲学概念的直觉,而实验结果往往揭示了不同人的直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传统的哲学方法只是依靠哲学家通过自身的反思和自省而学会的直觉,进而发展出相应的哲学理论或展开论证和争鸣。这种“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方法应该受到质疑,需要大力推广和普及实验哲学方法。实验哲学的兴起引发了关于直觉在哲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激烈争论。直觉是否可信,能否作为哲学论证的起点,能否成为哲学理论的证据,成为当前哲学界的热点问题。有人认为直觉在分析哲学的研究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有人对直觉嗤之以鼻,认为直觉是长期纠缠哲学的阴影。[2]关于直觉的争议如此之大,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但在相关讨论中,理论家们往往以直观的方式使用“直觉”一词,对什么是直觉很少有明确的定义,对直觉的本质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笛卡尔认为直觉是一种清晰专注的心理状态,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简单明了,不容置疑。[3]当代一些哲学家把直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信念或信念倾向,而另一些哲学家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体验。[5]与此不同的是,心理学家认为直觉是无意识自发快速生成的,是一些不明确的判断、态度或决定,[6]是强烈触发行动的判断。[7]如果不区分对直觉的各种理解,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概念混淆。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直觉,更清晰地描述不同类型的直觉及其相关性。本文将直觉分为日常直觉、哲学直觉和理性直觉三种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内涵、特征和相互关系,并讨论了实验哲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这项工作有助于把握直觉的本质,使关于直觉在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讨论更具针对性,并为实验哲学的发展和反思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日常直觉
日常直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一种快速、自发、困难的认知现象。举个例子,农夫看着天空空说“明天好像要下雨”,但被问及原因时,他可能答不上来,只好承认“这是直觉”;李蕾同时爱上了两个女人,无法做出选择。当他仔细权衡利弊,得到答案的时候,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他,答案错了;流行歌曲说“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直觉不会错/没必要说你想的是我”。农民有一种会下雨的直觉,这是基于直觉的判断;李磊内心自发选择恋人,是基于直觉的决定;流行歌手凭直觉觉得对方喜欢自己,这是一种基于直觉的态度。人们通常理解的直觉,恰恰是这种迅速产生、难以把握的判断、决策、态度。日常直觉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出现快,不用思考;其次,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它的深层运行机制,很难给出直觉出现的确切原因。所以,日常直觉不同于审慎的思考,因为审慎的判断、决策和态度的速度是缓慢的,原因是明确的、能言善辩的,而日常直觉则相反。
日常直觉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侧重于直觉的心理机制。有研究者区分了人类的两种认知方式,一种是自发的,一种是无意识的;另一个是被控制和有意识的[8]。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之后的发展表明,人类大量的心理活动或信息处理过程其实是无意识的。人无法感知形成过程,只知道它产生的内容,印象、决策、直觉都是一样的。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论是双重过程理论,用来解释大脑中的两套信息处理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无意识且快速,不消耗太多脑力,没有感觉,完全处于自主控制状态;系统2缓慢、连续、可控,通常与行为、选择、专注等主观体验有关。根据这一理论,直觉是系统1独立产生的最初印象和感觉,构成系统2信息处理的主要来源。[9]以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为代表的道德心理学家进一步指出,人在道德生活中的决策和判断通常是快速的、情绪化的,推理往往是在判断形成之后才出现的。道德直觉(包括情感)也是一种认知,但不属于推理的范畴。[10],[11]以上理论从不同方面解释了直觉的认知机制。直觉是快速的、自发的、不受意识和推理监控的,与逻辑分析和推理的有意识的、受控制的思维过程相反。
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托维斯基的研究开创了启发式和偏见的传统。该学派认为,一方面,人在面对信息不完全的复杂不确定情况时,会做出快速的决策或判断;另一方面,人的决策模式并不混乱,而是有一定的规则,可以概括为启发式经验规则。一般来说,启发式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快速的判断。但启发式并不完全服从逻辑推理和概率论的原理,而是依赖于情绪、记忆和经验,可能会产生系统的、可预测的偏差和认知错觉,如锚定效应、可得性效应、连词谬误等。[12]启发式和传统偏差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快速、果味十足的决策模式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和专业技能中,并且存在许多违背逻辑和概率论原理的经验错误,导致对直觉可靠性的怀疑。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如果人们日常不了解的决策模式是启发式而不是逻辑推理,那么人类为什么要标榜自己是理性动物呢?提倡者不愿否定人的理性。虽然直觉不同于谨慎的思维,但直觉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给出适当及时的反应,是另一种快速有效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启发式和偏颇的传统表明直觉具有更多的经验内容,不符合逻辑学和概率论的先验要求。这些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日常直觉具有强烈经验的特点。
一些心理学家对直觉在职业技能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长期研究。例如,在火灾现场,消防队指挥官需要快速判断火灾情况并给出对策。一些有经验的护士需要在验血前识别一些威胁婴儿生命的传染病。[13]这些案例主要揭示了专家直觉的可靠性。当专家处于一定的压力环境中,他们会根据过去的经验迅速重新认识
(识别)并做出直观判断,可靠性高,能帮助专家成功解决困难。人们认为,专业技能的获得通常需要长期有针对性和及时反馈的深思熟虑的练习,以及可预测和定期的环境。[14]对专家直觉的研究表明,虽然专家直觉不是普通人所具备的,需要一定的天赋和长期的训练,但专家直觉和日常直觉有一些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快速生成的,知道为什么,有更多的经验成分。专家直觉可以看作是日常直觉在合适环境下的可靠表现。
总之,在日常生活和职业技能中,直觉是一种产生快、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经验成分的认知模型,这是心理学上对直觉的主要理解。
第三,哲学直觉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它涉及到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人们说,“我知道他口袋里有十个硬币”,“虐待儿童是邪恶的”,“单身汉是未婚的”...以上说法与知识、善恶、同一性等哲学概念有关。这些概念通常是抽象的,往往独立于经验;在应用这些概念时,有时要依靠直觉。可以认为,这种直觉从属于日常直觉,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与哲学概念相关的认知现象。
与哲学概念相关的直觉不仅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它们经常出现在哲学文献中。自柏拉图以来,概念在哲学研究中起着核心作用。为了获得清晰的哲学概念,一些哲学家在扶手椅上进行哲学分析,设计想象的情境,引发“直觉”来支持或反对相关的哲学理论,并提供重要的见解来帮助回答哲学问题。比如一个典型的Gettier案例,一方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一个命题是真的,而这个命题恰好是真的,这个人很有运气得到真命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事人已经确认了真实的信仰,但大多数人直觉上认为这种场景并不适合“知道”这个概念。格特尔的反例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定义,揭示了传统知识定义可能存在的缺陷,促进了学者们朝着理解知识的方向不断发展。因此,这种涉及哲学概念理解和应用的直觉,可以称为“哲学直觉”。[15]
在哲学文献中,哲学直觉的运用一般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哲学直觉经常被用于概念分析,尤其是解决困难的概念问题。哲学家关心的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种属关系的定义,概念中的典型事例,概念的逻辑一致性,概念的使用范围,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都是哲学直觉可以检验的。在这些问题中,哲学直觉反映了抽象的、普遍的哲学概念,揭示了哲学概念的逻辑前提和适用范围,揭示了哲学概念的逻辑缺陷和悖论;对于那些不符合概念的直觉,会提示哲学家进一步分析思考。哲学直觉在概念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以至于有学者指出直觉是“作为证据(或理由)”的。[16]
其次,哲学家有意用思想实验来诱导哲学直觉。所谓思想实验,就是想象一些虚拟场景,通过想象和反思,调查可能出现的情况,得出相应的结论。当哲学家面临命题知识、语义指称、道德责任等问题时。,他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一样使用仪器设备和科学实验做研究,但也可以借助思想实验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了解自己和同事对各种哲学问题的看法。思维实验背后有普遍的、抽象的逻辑原理,其设计者刻意排除无关紧要的干扰因素,提出激发受试者思考的哲学问题,引导人们往特定方向思考,从而获得对这些问题的哲学直觉。比如普特南的《坦克里的大脑》和《双生地球》就是用来引起哲学上对怀疑论和语义学的直觉。可见,思维实验是触发哲学直觉的主要媒介,哲学家依靠思维实验获得哲学直觉。
最后,哲学家有意识地反思哲学直觉。在传统哲学的讨论中,哲学家通过对哲学直觉的反思,提出支持或反对某种信仰的证据,在不断的反思和调整中,形成更大的信仰网络,强化自己的信念。[17]这个过程可以用反射平衡的确认程序来描述。所谓反思平衡,是古德曼、罗尔斯等提炼总结的一种哲学研究方法。,通过反复的比较和修正来达到基本原则、概念和直觉之间的一致性。哲学家使用哲学直觉的方式类似于反思平衡。他们分别考察哲学直觉和相关概念。当他们发现直觉和概念之间存在差异时,就必须接受逻辑规则和演绎推理的修正和调整,这样他们才能前前后后达到前后一致,最终获得既直观又明确概念的相关理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从表面上看,哲学直觉和与哲学相关的日常直觉是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但日常直觉深受启发式的影响,具有更多的经验成分;哲学家接受专业训练后,有意识地运用哲学直觉。他们更多地反思、比较、辨析哲学直觉,更多地审视哲学直觉背后的哲学概念,更注重哲学直觉与概念的逻辑一致性。哲学家从内在本质上研究哲学直觉,主要是试图揭示哲学概念的内涵、外延和范围;从生产机制来看,哲学家设计的哲学直觉是由基于抽象理论的意识形态实验深度触发和诱导的;从确证程序来看,反思后的哲学直觉必须符合逻辑规律,追求与哲学概念的一致性。哲学概念、抽象理论和逻辑规则都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先验规则,所以哲学直觉与日常直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可能有更多的先验成分和反思。
第四,理性直觉
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直觉,就是理解、掌握和运用独立于经验的推理规则和逻辑原理。比如人们听到《韩非子》中记载的矛盾故事后往往不需要想太久,不需要反复思考原因,就会哄堂大笑。这种直觉类似于日常的直觉,不经思考就迅速产生。
与非反思性日常使用不同,在反思性活动中,这种直觉是对推理规则、逻辑原理、先验原理、抽象概念的判断和把握。例如,亚里士多德强调,知识源于归纳推理,在阐述关于自然的知识时,归纳推理能够深刻把握事实并正确解释事实。[18]笛卡尔认为,从“我思”到“我在”,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不是从三段论中推导出来的,而是从简单直观的头脑中获得的;[19]当胡塞尔抓住“红色”时,他注意的不是红色的衣服或红色的枫叶,而是从这种红色或那种红色中纯粹直观的相同的一般事物。[20]可以看出,在研究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非经验性的理性问题时,通常需要借助这样的直觉来强调对抽象认知对象的直接把握,本文称之为“理性直觉”。[21]
反思性理性直觉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这种直觉表现出直接性。“直接性”是指在意识状态下,不借助理性推理等中间环节,在认知意识中直接呈现对象,这几乎可以看作是哲学文献中理性直觉的共同特征。比如胡塞尔认为本质直观是无法论证的,这与演绎、归纳、计算是不同的,是从直观到认知效果的本质。在这里,本质直觉的发生不受其他心理因素或认知过程的干扰,其实现不需要其他中介作为桥梁。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直觉并不一定涉及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思维活动,所谓的“直接性”应该限定在意识范围内,因为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所有的心理状态都涉及各种心理过程,并不存在直接抓住对象的心理状态。虽然无法理解理性直觉在无意识中的认知机制,但其形成过程并不一定包括其他认知环节。
其次,理性直觉不言而喻。不言自明是指不需要其他原则或原理来提供辩护或确认。笛卡尔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直观地看到自己的存在,思考,拥有一个由三条相交线组成的三角形。在不依赖其他信仰的前提下,这些内容在意识中清晰呈现,可以为其他信仰提供确认。鉴于其不证自明性,理性直觉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有时被视为确认链的末端。[22]这是因为不言而喻,非推理的理性直觉可以为其他信念提供确认,成为相关命题知识的基础,而不需要从其他信念进行推理,所以可以看作是避免信念无限回溯的一种方式。例如,罗素指出,“从日常生活中的共同信念出发,我们可以被迫从一个点撤退到另一个点,直到我们达到某个普遍原则或某个原则的某个例子。”[23]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不可能从其他任何不言而喻的东西中推断出来,比如逻辑和算术中的抽象原理以及一些伦理原则。
第三,理性直觉是建立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这里的“理解”需要一定的认知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认知者在“看到”后理解并判断原理本身是否真实正确。直觉与“看见”或“看见”有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灵魂之眼”,可能是经验的,也可能是先验的。每日与《理想国》中的“灵魂之眼”和谐相处,“眼”在那里看到最高的原则和形式。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直接理解是“他们自然可知的”,即使他们的证明可能只是“回到原点”。后来的学者把它理解为通过理性“看到”本质和最高原则。比如斯多葛派认为,对普遍原理、逻辑、数学规则的理解,取决于对联系或关系的基本把握;休谟还认为,某些类型的联系可以一眼发现。[24]这些论述包含了这样的要求,即只有对本质、原则和必然性进行深刻的思考、理解和反思,才能不借助推理和演绎而直接“看到”对象。“啊,我看到了!”常用于英语(“啊,我明白了!”)来表达这种突如其来的理解,可见在西方传统中,理性直觉是指借助抽象的“看”来直接理解先验的内容。
简而言之,理性直觉涉及人们对非经验理性规则和原则的理解和应用,大致可以分为反思性和非反思性两类。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用思考就使用理性直觉;在反思的过程中,学者们从真理或应当的理性直觉中获得相关理论,直接性、自明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这种理性直觉的特征。
以上分析为理解直觉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追溯直觉的病因学,可以发现直觉的形成包含经验内容和先验规则;不同类型的直觉是不同的,因为有些类型有更多的经验成分,而另一些类型有更多的先验成分。如图1所示:
图1直觉的谱系
从图的纵轴可以看出,直觉可能快而不动脑,也可能因反应速度不同而慢而反光;从横轴上可以看出,由于内容不同,直觉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包括自发和快速的,反思和理性的,所以它们跨越四个象限,范围最大;哲学直觉不仅包括经验积累下对哲学问题的快速反应,还包括更多的反思性内省。但由于哲学研究强调概念分析和反思性推理,虽然跨越了四个象限,但哲学直觉更倾向于第一、二象限;理性直觉是独立于经验的。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有思考的快速反应,但他们更关心反思过程中形成的类型,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第一象限。这个划分梳理归纳了几种常见的直觉,所以可以称之为直觉谱系。
第五,结论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受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实验哲学作为一种研究人的哲学直觉的新方法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这种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关注。实验哲学家运用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考察了人们对哲学问题的直觉,发现它受到许多无关因素的干扰。例如,在东西方文化中,人们对知识的直觉是不同的,他们对道德责任的直觉受到不同心理因素的影响,他们对有意行为的直觉往往受到评价因素的影响。[25]由此产生的问题包括,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或作用是什么?如何看待实验哲学和纸上谈兵哲学的关系?这些问题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广泛关注,直观谱系的刻画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或作用导致了实验哲学和纸上谈兵哲学之间的争论。所谓纸上谈兵的哲学,是指通过自省和反思的手段,依靠先验的概念分析,通过意识形态实验调动直观反应的哲学研究。一些实验哲学家声称,直觉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表明,哲学中的直觉是无望和不可信的。[26]在很多情况下,直觉在哲学理论中并不是可靠的证据来源,所以把哲学当作纸上谈兵的先验学科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27]相反,同情纸上谈兵哲学的学者指出,由文化或社会经济差异引起的直觉的多样性并没有超出合理怀疑的范围,并阐明直觉在哲学研究中并不发挥主要作用。[28]作者认为,实验哲学采用实验考察等手段,通常获得人们不去思考、不知道为什么的经验判断,即偏向日常经验的哲学直觉。而哲学直觉不仅包括经验维度的日常直觉,还包括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理性直觉。所以,即使实验哲学的研究数据真实可靠,也并不挑战直觉的哲学地位,只是质疑日常直觉的可靠性。直觉的哲学地位取决于所讨论的具体理论和问题。直觉谱系揭示,某些哲学直觉反映独立于经验的抽象规则和原则,必须满足先验逻辑和理性原则,具有直接性、自明性和悟性,并能为相关哲学理论提供确证;一些哲学直觉通过意识形态实验展示了人们对某个哲学概念的日常理解,更多地依赖于认知的特殊经历和生活背景,这更适合为讨论提供起点,而不是为相应的理论提供证据。因此,直觉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一概而论;用直觉的多样性来宣告纸上谈兵法的破产太草率了,对直觉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直觉多样性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实验哲学和纸上谈兵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实验哲学家都批评纸上谈兵的哲学,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持积极的态度。[29]有学者认为实验哲学可以支持扶手椅哲学,实验哲学家通过考察获得主流直觉,扶手椅哲学家根据这些直觉数据建构理论。关于这个想法的问题是,为什么纸上谈兵的哲学一定要参考实验哲学提供的数据?[30]作者对这一尝试的回答是,纸上谈兵的哲学是否考虑实验哲学,取决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实验哲学借助各种实验,可以了解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从而更清晰地识别哲学概念。这些经验数据有利于描述性概念分析;但哲学研究中对必然真理和先验知识的讨论,必须依靠反思与推理、先验论证与反思平衡等。考察直觉,尤其是日常直觉意义不大。因此,实验哲学应着眼于日常直觉所涉及的领域,在纸上谈兵的哲学基础上,提供更加广泛多样的研究材料,以补充、继承和发展哲学理论。
总之,本文旨在说明直觉是一个从无意识到意识的复杂认知过程,既可能包含先验规则,也可能包含经验规则。因为不同类型的直觉具有不同的经验和先验成分,所以它们的特征也是不同的。人们在谈论直觉时,有必要对所讨论的直觉类型做出明确的定义,以避免不必要的混乱和混淆。本文还指出,实验哲学对直觉的批判是值得商榷的,直觉的哲学地位取决于具体的哲学问题。这一澄清旨在帮助实验哲学探索其角色定位,而不是对抗,而是与传统哲学携手共创更加精彩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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