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 “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一个概念游戏，为什么总有人拿它往中美关系上套？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快速发展的奥秘是什么？一个正在强起来的中国，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对此，外界在好奇之余也夹杂着一些疑虑，一些所谓“陷阱说”就此产生。其中，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来自于哈佛大学埃里森教授2012和2013年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上撰写的两篇文章。然而，这并非此概念的最早出处。早在1980年，美国作家沃克（Herman Wouk）在海军战争学院作了题为“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几点思考”演说，其中就提到，修昔底德笔下的人和国家，其行为与现下并无二致，当时发生的一切如今正在重演，“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似乎仍深陷于修昔底德笔下的世界之中……应当如何摆脱这一修昔底德陷阱？”

相比之下，三十多年之后埃里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形式上也是在做古今对比，方法上却悄悄作了改变：不是根据历史检视现实，而是为心中早有定见的现实判断，套上了一层古典的外衣。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无非是：霸权国惧怕崛起国的挑战，两者之间必有一战。但不少历史学家和严肃的政治学者都已指出，这和修昔底德本人的论述实在相去甚远。甚至任何对希腊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雅典和斯巴达并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并非争夺霸权之战。如果认真去读一读修昔底德，就不会得出“修昔底德陷阱”，据此而言，现在鼓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那些人，很大程度上大约是带着某种思维定势来从书中找些佐证而已。

其实，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难免一战，这个表述说穿了并无新意，和国际政治学界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有的“权力变迁理论”如出一辙。而埃里森教授发表在报刊上的两篇“修昔底德陷阱”文章，并非是对国际政治原理的讨论，它们的主题都是当下的中美关系。换言之，他无非是将中美关系套在权力变迁论的框架中。也就是说，埃里森教授代表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成见，认定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作为霸主的美国也不会视而不见，全球性冲突由此不可避免。只不过，他用漂亮的概念为这种成见做了装点。

那么，为什么要借用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和古希腊历史呢？在面向大众的报刊上刊登文章，有个耸人听闻的概念自然容易抓取眼球，而这种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粗疏论断，一旦冠以修昔底德之大名，也似乎高古起来，好让人们以为，几千年来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国强必霸、难免一战的，中美关系只不过是这种逻辑的继续；人们也就不会注意到，对中美关系的这种判断，实际上来自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成见。

这种概念的炒作，对作者本人而言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埃里森教授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巨额的研究资助，并且还推出了一部关于中美如何以及何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著作。但对于中美关系而言，这个概念的提出以及学界的跟风，或许并非好事。

首先，如果大家都认定“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会带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就好比人们如果都认为股市会上涨，就会大量购入股票，结果真的拉动股市上涨。如果中美两国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取代美国的位置，而且战争难以避免，双方就都会想法设法用各种手段打击对方，两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其次，这也会让中国失去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因为我们只能用一个来自于西方的伪经典概念来解释世界，即使要强调中国不称霸、中美之间可能避免冲突，也只是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去论证，而忽视了国际政治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难以跳出“两强争霸”的框架来解释和指导现实，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的世界观。

那么，面对这类概念游戏，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方法大约有两种。其一，贡献中国概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例如，已有一些学者提出“荀子突破”、“杜牧陷阱”等概念，反制“修昔底德陷阱”。其二，正本清源，主动阐释西方的思想经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任何一个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大国，都不能只用别人的观念解释自己，也不能仅仅用自己的观念解释自己，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对他人的历史和现实提出自己的理解。当然，不论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都需谨防与“修昔底德陷阱”殊途同归，即牺牲思想的深度甚至扭曲原作的本意，迷失在炒作概念的“陷阱”之中，变成“一句话读懂xxx”、“五分钟读懂xx史”式的快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