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过牢的人身体都不好 一名刑释人员的凌晨四点半：我坐过牢，但我的灵魂并不罪恶

他曾经因为抢劫被判刑11年，除去减刑的3年半，他共在监狱里呆了7年半。现在的他是一名快餐店老板，虽然早已经不是罪犯，但他还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融入这个社会。

凌晨4点半，何华辉醒了，这是7年半监狱生活给他留下的烙印。

5点钟，他推着装了两个大泡沫箱子的手推车，来到200米外的较场口石灰市菜市场，开始一天的采购。

科比说：“你知道洛杉矶凌晨四点钟是什么样子吗？满天星星，寥落的灯光，行人很少，而我已经起床行走在黑暗的洛杉矶街道上。”何华辉崇拜科比，篮球是他在监狱中唯一喜欢的运动。监狱是所大学校，何华辉在里面用七年多的时间学习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看清自己的弱点并准备融入这个社会。“4年加3年，我本科读完又读了个研究生。”他自嘲。

何华辉

菜市场

石灰市菜市场的人间烟火是从凌晨三点过开始的。

一辆辆货车拉来白花花的猪肉、水淋淋的小白菜、绿油油的大葱……肉贩们在门口把猪脚挂一排，然后用液化气喷火枪呼呼地烧着猪脚上的毛。白色泡沫箱盖子一打开，翠绿的藤菜立刻探出叶子，像被压久了伸了下懒腰。

这个点顾客并不太多，何华辉却是其中一个，他拿着一张纸，按上面的明细开始采购。

三线肉，用来蒸烧白；精瘦肉，用来炒肉片；带皮肥肉，用来做粉蒸肉……他只需要把数量报给肉贩，然后在砰砰砰的宰骨声中转到下一家，买齐15个菜及配料，他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他熟练地和菜贩们讲着价，但其实讲价很困难，天天见面，菜贩们都有自己的价格体系。不过何华辉觉得自己初做快餐店，拿到的并不是最好的价格，他坚持和菜贩们磨价格。也有运气好的时候，他走了三家，把黄瓜价格从1.5元讲到1.2元，20斤黄瓜可以省下6元钱。

他一边掐着豇豆尾部坏掉的死节，一边跟老板娘讨论豇豆的质量，老板娘高高举起一把豇豆，骄傲地撅着嘴，向何华辉展示自己豇豆的细长和紧致。称秤的时候，何华辉对老板娘说：“称足哈，你这不是称的豇豆，是称的良心哦。”番茄、玉米粒、冬瓜、藤菜、小白菜、茄子、藕、莴笋头……称好的菜都不带走，而是放在菜摊上。

何华辉像在打仗，在菜市场的一楼和二楼穿梭，短帮雨靴有很好的防滑功能，令他不至于在湿漉漉的地面摔倒。

6:10，一趟趟搬运之后，路边的手推车被装得满满当当，何华辉拖着一百多斤菜，费力地走在昏黄的街灯里，最后一抹夜色依然笼罩这个城市，但距天亮已不足20分钟。

七年牢狱

开快餐店之前，何华辉曾经坐了七年半牢，判刑十一年，减刑三年半，罪名是抢劫。

出狱是在2016年9月18日，当他走出牢门时，已经离婚的前妻带着小儿子来接他。何华辉说，前妻是个重感情的人，但自己亲手埋葬了夫妻之情。

2004年，30岁的何华辉在北京打工，打牌时认识了几个朋友。从重庆巫山小地方出来，能在北京有朋友，何华辉觉得脸上非常有光。那时他挣钱多，牌打得大，虚妄的面子观充盈着酒后发热的大脑。“年轻时候喜欢看《水浒》，羡慕里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跟朋友在一起胡吃海喝，觉得这种感觉很好。”

一次，一个朋友跟其他人发生了矛盾，他找到何华辉希望帮忙教训这个人。何华辉说，本来是去助拳，结果打完觉得不解气，从对方车里“拿”走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千块钱“作为补偿”。

几个月后警方来抓他，他本能地逃跑了，开始惊魂不定的五年流亡生活，当他觉得风头过去之后，带着妻子又回到北京，在前门开了一家卖工艺品的店。

法网恢恢，2009年3月他被抓获。

根据法院判决书记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8日作出海刑初字第2106号刑事判决，何华辉被判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认定的抢劫金额为19256.36元。而他妻子因包庇罪被判刑9个月。两人的婚姻也到此为止。

何华辉的前妻田女士说，何华辉之前就是个浪荡子，聪明、义气，是个好朋友，但缺少家庭责任感，绝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我恨他。”对于前妻的指控，何华辉现在全盘接受，“对老婆儿子，对父母，我都怀有愧疚感。我现在很想有家庭责任感，可惜，没家了……”

在监狱里，何华辉常反思这样一件自己认为不算大事的事，怎么就毁掉了自己前半生、毁掉自己的家。反思的结果，他在狱中开始自考法律专科，初中毕业的他花了四年多先后考过11科，在只差两科就能拿到文凭时，他提前释放了。7年多之后，当他重新站在自由的土地上，他由衷感谢这段牢狱生活。

去年6月，在出狱大半年后，他给曾经服刑的重庆渝都监狱写了封信，信中写道，“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我认识自己、反省自己，还有什么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的呢……”今年2月12日即将过年时，何华辉从海南风尘仆仆赶到渝都监狱，在监狱举行的服刑人员春节帮教座谈会上讲述自己出狱后回归社会的历程。

社会人 

何华辉至今用着一个旧款智能手机，这是前妻接他出狱后送给他的，何华辉与这个社会的再一次接触，就从这款智能手机开始。他至今记得第一次接触到智能手机，总是习惯性用手指甲去点触屏幕，足足用了两天时间来纠正这个错误。

如今智能手机早已学会使用，但这个社会明显比智能手机更难玩转。在老家待了十来天，他能感觉到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亲戚介绍他到四川江油去学修脚，他总是恐惧于别人问他“以前做什么的”？

他到熟人的矿上去上班，说是干管理工作，其实就是要借他“进去过”的名头压住工人，让他们老实一点。对每一个工人，他都要介绍自己“坐过牢的”，这令何华辉心里很不舒服，耻辱反而成了谋生的依赖，这种荒谬感像苍蝇一样围绕着他，挥之不去。

再后来，他去了海南，他最喜欢的是做装修泥水工，在海南做了一年。每个月可以挣一万多，而且不需要和人打交道，不管坐过牢还是得过奖，瓷砖也不会给人贴标签。他一度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在海南干下去，直到有一天他和儿子通了个电话。

他进监狱时，儿子4岁，他出监狱时，儿子快12岁，整个小学阶段，他完全错过。儿子在电话里说他“是坏人”，坐过牢，又不管家里。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离开儿子已经很久很久了，再这样下去，父和子可能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了。“今年春节我回老家，他一直不喊爸爸，我妈急了，吼他说，这是你爸爸！”何华辉觉得和儿子之间有一些疙瘩需要解开，今年春节他参加渝都监狱的帮教会时，把儿子也带了过去，让儿子去旁观自己的发言。何华辉对儿子说，“爸爸是曾经做错了事，但爸爸敢于正视这个错误，并正在努力做一个好人。”

何华辉决定留在重庆上班，并照顾家人。他在手机上看到一家著名的外卖网站在招外卖员，于是兴冲冲跑到该公司渝中区站应聘。这是个高离职率的工作，正缺人的吴站长很高兴地接待了他，指导他填表，告诉他工作注意事项，“何哥、何哥”叫得很亲热。慢新闻记者看到，在微信中，吴站长向他描绘了美好的“钱景”，一个月收入可达到七八千。然而两天过后，吴站长在微信中向他发过来一句话：“总部审核没有通过，你坐过牢。”何华辉赶紧向对方解释，自己在监狱中表现很好，立了10次功减了3次刑，出来后也遵纪守法。吴站长没有再回复他。五一节，何华辉在微信上礼貌性地发送问候，发现已经被对方拉黑。

这种蛰伏在人心深处非黑即白的逻辑让何华辉心里很郁闷，无处解释、无法表白……“刑满释放人员”这个简单标签背后是千差万别的犯罪种类和犯罪动因，个体差异极大。“确实我曾经犯过罪坐过牢，但我已经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我的灵魂并不罪恶。”

但灵魂是否罪恶在求职时，别人看不到也无法评判，所以，何华辉的求职尝试一次次碰壁。

做个好人

开快餐店是何华辉深思熟虑的结果：很多行业他进不去，做装修工虽然可以，但装修公司更喜欢派活给背景清白的工人，他只能做人家不愿干的活。8月初，他在较场口看到这家快餐店要转让，于是决定做快餐。

“本钱小，价格低，风险不大，也只能做这个了。”确实风险不大，但收益也不大，每天他能卖两百多份，每份9元，十几个菜随便吃，在解放碑地区，这个价格实在不高。每个月能卖6万元左右，除去11500元房租，3000多元的水电气，三万出头的材料钱，能剩一万五左右，就是四个店员（包括他自己）的工资，平均每人月收入不到4000块。

从石灰市菜市场，只要5分钟就走到何华辉开的快餐店。

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在较场口磨房巷口，离灯红酒绿的得意世界只有十几米。两间正屋，一间做仓库，一间隔了一半做厨房，剩下一半做操作房。何华辉的卧室就在仓库里，没有空调，只有吊扇，8平米的房间，放了个大冰柜，冰柜里面是凉的，外面是热的，何华辉就睡在冰柜旁，热气正好喷在他头顶。他自嘲说，这是“苦其心志”。

从菜市场回来，天刚亮，店里另外三个人就陆续到来。何华辉请了两个杂工，又请了当时一起坐牢的李忠全当厨师，四个男人打理这个快餐店。何华辉给小店取名叫“哈儿快餐”，这是个奇怪的名字。他解释说：“为了一时的意气，坐了7年多牢，你说是不是哈儿（傻子）。”李忠全一边洗着肉，一边补刀：“经常老人小孩不收钱，就是个哈儿。”李忠全说，之前有个年轻人，说没得钱，把身份证压在这里，何华辉让他免费吃了两天，又把身份证还给他了。走的时候，年轻人说了声“谢谢”，这声谢谢让何华辉唏嘘半天，作为一个被贴了标签的人，他心里比一般人更敏感。“人生天天都在做选择题，一个偶然的举动，就足以改变人生轨迹。我不收他钱，他至少不用为了几顿饭去违法。”

四个人到齐后，开始进入打仗状态，十点钟，所有的菜都要全部炒好，一般10点过一点就有人来吃饭了。这时四个人都是杂工，大家一起择菜、洗菜、切菜。一个杂工在切辣椒，厨师李忠全拿过刀，亲自给他示范，要他把辣椒斜切，这样炒出来才好看。何华辉告诉另一个杂工，茄子要削皮。慢新闻记者问：“茄子为什么要削皮？”何华辉说：“这样凉拌来更好吃。”

7点半，四个人煮了一锅面开始吃早饭。一个中年妇女拿着5块钱：“老板卖碗面嘛。”何华辉一愣：“我们这是自己吃的……吃嘛吃嘛，不要钱，添双筷子个嘛。”中年妇女很不好意思，挑了小半碗面吃起来。

9点钟的时候，一个瘦高的中年人来到店外，探头探脑看了一会：“前两天我好像是在这里吃的饭，少给了两块钱，今天来补起。”他摸出一张一百块的，何华辉犯了难：“没得零钱，算了嘛。”中年人想了一下说：“那今天再吃一顿，一起给。前两天打牌输了，身上只有7块钱，确实当时穷得很。”他坐在旁边的凳子上，等着开饭。

快10点钟的时候，一个老头半勾着腰，颤颤巍巍地走来，脖子上挂着一张老年卡。老人说，他85岁了，一个人住在几百米外的中兴路，不想煮饭的时候就过来吃饭，省事。肉菜还没炒好，但老人家只夹了一些蔬菜，“我现在都吃素，不沾荤了。”他摸出10块钱递给何华辉，何华辉找他一块，他摆摆手不要了，“你们这个不赚钱，不要找了。”提着饭盒，老人慢慢离去。何华辉对慢新闻记者说：“你看嘛，还有这种多给钱的。”

这一天的生意不好不坏，跟平时保持差不多的水准。厨师晚上6点过下班，杂工是8点钟，最后留下何华辉一个人收拾、做清洁，忙到晚上9点过，躺到那张单人床上的时候已经接近11点。5个多小时后，他又要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何华辉说：“很累，但是没办法，要找活路。”

采访最后，慢新闻记者问他，拍摄的照片要不要打马赛克，他说：“不需要。我正视自己的过去，也敢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