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细化管理 今天，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满一年，“绣花”功夫练得如何？

2018年1月31日，上海正式发布《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一年来，上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海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子”的指示精神，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苦练“绣花”功夫，通过“一个核心”、“三全四化”和“三个美丽”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上海特色的“融”“汇”“贯”“通”之路。

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同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目标“融”合起来

一年来，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体系的探索和完善，不断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过紧扣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基本要求，上海持续推进力量下沉，打通市、区、街/镇三级机构间的条块关系，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人员、资金和保障更多地下沉到基层，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老大难”问题上下功夫，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地做到了城市管理中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如上海基层“全岗通”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居委会干部工作的“条线壁垒”，“全岗通”错时上班制度让社区居民在8小时工作之外找得到人、办得了事。目前，全市219个社区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一头管理、一门办理、一口受理、全年无休”。“全市通办”、“收受分离”打破了户籍地和居住地的限制，让人民群众在全市任何一个街镇中心均能申请办理事务，全市通办率从45.1%提高至91.5%。

一年来，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在人民群众的服务感知上下功夫，以增强群众获得感为目标，在解决多样化的群众诉求方面做到“有诉求、有回应、有耐心、有温度”，在纷繁的城市管理之中找到群众满意的“最大公约数”。如黄浦区将“拆违”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将“拆”出空间的再利用决定权交给社区居民，居民通过评议会、听证会和协调会的“三会制度”运作，最终将拆后空间变成社区厨卫、社区浴室、社区洗衣房等公共配套设施，既还群众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社区，又让普通百姓感受到拆违带来的切实好处。

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汇”合起来

一年来，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从目标和思路重构入手，实现了从“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到“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路径转变。

在具体落实中，上海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落脚点放在民生需求上，将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将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比如，在松江区西子湾社区，大部分居民生活在松江，但是上班却在张江，白领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也无法及时处理生活琐事。社区书记创新性地组建微信群，带头实名制“亮身份”，在组织年轻人网上参与的基础之上，为社区居民提供“店小二”式的随叫随到服务，民生需求解决了，白领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技创新中，社区书记也因此被居民亲切地称为“两江总督”。

与此同时，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模式创新，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引入更多社会主体加入到城市基层实践中去。通过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完善民生需求的精准化收集机制、公共服务的集约化供给机制、社会矛盾的社会化调处机制和群众满意度的闭环反馈机制，上海成功实现了将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体系纳入到社区民生服务体系之中。在上海康城，之前的4个居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社区警务案件一直高居不下。莘庄镇党委和政府通过成立康城社区党委、康城社区委员会和康城社区中心，将居委会、警务站、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单位等整合起来，实实在在解决社区实际问题，社区警务案件极大减少，整个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更加安全和谐了。

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同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要求“贯”联起来

准确辨析并定位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紧紧扣住“三通”，实现了城市管理目标和路径的贯联。

一是治理的目标和手段要通。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科学化是起点，智能化是工具，精细化是目标，民生需求满足是终极需求，只有将技术应用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之中，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逻辑才能自洽。

二是管理的体制机制要通。在具体执行中，城市精细化管理需要打通横向和纵向政府条块之间的信息隔阂、协同障碍，实现城市管理中“民情民意民需”供给的部门间畅通，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三是管理的技术工具要通。在大数据时代，城市精细化管理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着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科技含量，做到“能发现、管得了、运作好”，将科技进步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一年来，上海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到城市管理之中，通过“神经元系统”的全覆盖和“城市大脑”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大脑”通过辖区内2.1万个传感器布点，将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电梯检测、80岁以上独居老人生命体征监测、人员高密度信息警报、河道监控等27个应用场景贯联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级。在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针对重点区域共享单车的治理难题，街道将智能化手段应用到城市管理之中，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联动，政府城市管理队伍和社会公众可以即时上报共享单车堵点，企业则根据上报信息及时处理，政府由执行者变成监督者，城市精细化管理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权责更加明晰，有助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探索超大城市治理世界级难题的中国“通”解之路

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已有7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全国GDp总量的18.55%。随着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联动性愈发紧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超大城市管理水平直接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如何避免城市贫民窟、城市脏乱差、城市自然衰退、城市公共安全等问题的产生，上海要探索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的中国方案，同时也为我国已有和未来的超大型城市管理探索路径、总结经验。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优质高效的城市管理体系。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融”“汇”“贯”“通”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打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任督二脉”，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推动城市精细化管理能级再提升。具体策略包括：进一步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避免治理系统的反复重构和浪费，维护治理体系稳定；引导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践的制度设计、机制运作和机制优化全过程中，避免技术式的城市管理脱离群众需求，损害社会稳定；建立起技术治理的有序迭代机制，确保最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应用到城市精细化管理创新之中，提升治理绩效；强化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专业队伍建设，实现高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