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1亿要交多少税 明星补税115亿，然后呢？

2019年的第一个月，娱乐圈又出事了，最大的事是“陈昱霖和吴秀波谈了一场要坐牢的恋爱”。

隐约之间，此事与2018年的娱乐圈大地震仍有关连，有分析说，吴秀波一怒之下将陈昱霖送进派出所，或与其需要补缴大量税额因而难填陈昱霖的欲壑有关。

不论内情究竟如何，这两者被联想在一起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影视行业税收政策的调整，确实在圈里圈外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圈内的人一面息事宁人，一面等着靴子落地。圈外的人吃瓜不怕事大，观望着误入神坛的影视明星，如何重回“凡间”。

1月22日，新华社报道称，自2018年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以来，截至2018年底，自查申报税款117.47亿元，入库115.53亿元。

补税，不仅让资本的狂热降温，也可能预示着“口碑时代”即将到来。

  背锅的补税政策  

刚刚过去的2018年，影视娱乐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虽然就艺人个体而言，事业起起落落乃是常态，但整个行业一同进入低迷期，数年来还是头一遭。

持续不断涌来的热播影视剧，给了观众影视行业依然火热的错觉。这是由于影视作品的制作和上映具有滞后性，当前的热播剧是半年前甚至一年多以前启动的项目。影视行业的冷空气吹向观众，大约要半年到一年以后。届时，影视剧上新数量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毕竟近几个月来，停滞的项目越来越多。

是因为补税政策吧。——行业外的人多会这样想。

117亿，这一巨款相当于2018年总票房的六分之一，而2017年排名中国前20的上市影企总利润不过80亿元。

可见，补税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尽管一个多月前，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公开发表《依法合理规范影视业税务秩序的倡议》，同几位导演和编剧一起，对“是否该全行业补税”提出了质疑。而在接下来的数月中，税务部门对相关公司及个人展开督促纠正与重点检查的工作，也将陆续开展。

去年十月初，范冰冰需补缴近9亿税款及罚金的新闻引爆舆论。随后，国家税务总局下达《关于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从业者自查自纠，并于2018年年末前补齐税款。

根据《通知》要求，工作室需要按2016至2018年三年总收入的70%(最少)按个人劳务计算税款。总体来说，工作室补缴税款需要按工作室总收入的20%左右计算，即总收入若为100万元，需补缴近20万元。

然而，补税政策只是影视行业的寒流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股，却不是唯一的一股。多部大Ip剧接连“扑街”导致资本退潮、广电总局对影视作品的监管趋紧等多重因素交织，才是影视行业凛冬将至的背景。补税，充其量也就是雪上加霜，毕竟补税的主力是艺人工作室，各大影视公司极少出现在补税名单上。

艺人工作室的收入，除去供养团队等日常开销外，几乎等同于艺人的个人收入。因此，尽管需补缴大额度的税款，但对工作室的正常运行影响并不大。那些因补税而倒闭的小型影视公司，大多是在补税前便已难以为继。

  从“天堂”到“灾区”  

大型影企的纳税政策向来严谨，特别是上市影企受证监会监管，因此，它们的账目几乎不存在漏税问题。但绝大多数的影视工作室也并不是知法犯法，而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给工作室避税带来了便利，以致大量漏税现象产生。

在影视行业快速发展的前十年，明星的演艺工作多由大公司负责。2010年前后，第一批头牌艺人才开始陆续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而直至2015年左右，霍尔果斯、横店、上海松江区等地的地方政府给予影视工作室巨大的税收红利，使得稍有名气的明星便可摆脱大公司，成立自己的团队，影视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补税政策出台前，影视工作室区别于影视公司的很重要一点在于，影视公司需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影视工作室则在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下，可以按照核定征收的方式缴纳1%-3%的所得税。

核定征税方式通常适用于收入较少、成本收入费用资料不全的个体商户，显然不应包括影视工作室。但发展影视行业的地方政府，为吸引影视工作室前来注册，对影视工作室进行税收减免，或对其使用不相应的征税方式。

而不少明星在尝到甜头以后，渴望更多的优惠，便在不同地区开设多家个人工作室，以此分摊基础纳税金额，进一步降低纳税金额。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6月，冯小刚等人关闭了其在霍尔果斯的个人工作室——除享受税收红利外，工作室几无其他用途。

对税收政策和税收法律一知半解的明星以为自己是在合理避税，实则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在补缴压力下，“避税天堂”转眼成为“补税重灾区”。

但从长远来看，补税只是个开端，国家税务部门预计于今年6月出台新的影视行业税收政策，在行业内部形成统一的、标准的规章制度，这将成为未来影视行业发展的基础。“雪上霜”，或将变成“雪中炭”。

  流量本无错  

据《第一财经周刊》报道，其持续4年更新的“年度最具商业价值明星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今年恐怕没有哪个明星愿意在榜单中排名第一了，甚至大部分团队都希望不要太靠前。因为这会给社会一个印象，仿佛越具有商业价值的明星，收入便越高，漏掉的税也越多。

偏执逻辑的产生，在于没能找准问题出现的根源。

影视行业虽属文化产业，但无论是项目的运作，还是明星的个人发展，都离不开资本。明星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具有多大的商业价值——也就是身价，是行业对明星进行能力水平划分的传统标准。

身价的组成有很多要素，从外貌形象，到专业素质，再到社交能力，都可成为衡量明星身价的参考。而在刚刚过去的被称为“流量时代”的三年中，粉丝效应是评估明星身价的重要标准，曾一度超过专业能力，成为首要，甚至唯一的参考要素。

只要粉丝数量多、够疯狂、愿意砸钱、拼命打榜，不看专业能力和性格人品，这样的评判注定不会长久。专为粉丝打造的“人设”过于虚幻，总有坍塌的一天，粉丝也会疲惫。

但跑偏是因对明星进行身价评估时选错了标准，而非对明星进行身价评估本身的问题。一如行业规范逐渐建立后，天价片酬等乱象便会有所改善，但抵制天价片酬并不等于抵制曾拿过天价片酬的艺人。

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和市场的认可，才能持续地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尽管这一原则曾被忽视过，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在也在逐步回归。

这也是为什么曾处于流量之巅的鹿晗，在几部大Ip剧扑街后，商业价值及话题度落在前EXO队友张艺兴和吴亦凡之后。后两者分别凭借《一出好戏》和《中国有嘻哈》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增强了自己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的不可替代性。

重视专业能力，并非要否定流量。流量依然是评估明星的重要的参考要素，但无论业内还是市场，都对其进行了反思，并给予其新的定位。一味地追求流量，不一定会收获流量，但高质量的作品，一定会带来流量。

而流量有来便有去，来去之间对演员提出的要求不仅是能力，还有个性与品质。逐步来临的口碑时代，实质上是流量时代的升级版。

  口碑时代的人设危机  

随着吴秀波绯闻事件的发酵，感到焦头烂额的不只吴秀波本人。北京卫视此前邀请吴秀波主持北京台春晚，且已录制完成，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将人设坍塌的主持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着实有难度。此外，由吴秀波主演的电影《情圣2》提档后又撤下，原本将在卫视播出的电视剧《欲望之城》，则可能转为网剧，只投放于网络平台。

这一系列如多米诺骨牌版的牵连，并没有让围观者感到意外。在过去的一年里，因艺人的负面消息而给作品和商业合作带来损失的，不止这一件。最热门的还包括，范冰冰因税务风波，其出演的《巴青传》能否播出以及《手机2》是否会如期上映都成为巨大疑问。

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韩志杰去年12月在一个行业论坛上发表关于演员选择的讲话，他强调，要在品德匹配、角色匹配、价值匹配上重新确立标准。“之所以将品德放在首位，是因为艺人的品德某种程度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存活率。角色匹配是指让角色的适应度和演技适应度成为筛选演员的核心标准。价值匹配则是指让演员回归到创作之中，多启用片酬合理、潜心创作的演员，而不是价格虚高、跑场轧戏的明星。”

依靠“人设”得来的流量越大，在“人设崩塌”之时产生的负面效果也越大。在一众明星出轨事件中，文章的“周一见”掀起的风波可谓最大。“好男人”的人设与现实中的“渣男”对比愈发强烈，吃瓜群众口诛笔伐的声音便愈发响亮，事情“翻篇”的概率便愈小。由此，文章再没能迎来事业上的“第二春”。

范冰冰的经典语录之一“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曾被万千少女视为女性独立的典范。当她税务风波一起，断送她此后演艺生涯的不是近9亿元巨额罚款，而是她难以为继的“范爷”人设。

此前拼命为艺人寻找并树立人设的团队，现在拼命向媒体和观众强调自家艺人无人设，怕的就是难以收拾人设崩塌后的残局。明星的形象无法靠人设支撑，就只能转向依靠口碑。人设可以依靠角色甚至宣传文案来设立，但口碑就只能靠实打实的能力和品德。

当首轮明星自查自纠结束后，很多网友关心补税名单。曾有人披露过被约谈的17位艺人名单，但并非官宣。也有媒体报道称，几乎所有一线、二线艺人工作室均在排队缴税。无论如何，名单是不会轻易公布的，毕竟多数艺人及其工作室并非知法犯法。

如若复杂的背景因素难以说明，公示的名单导致一众艺人的口碑无谓受损，那影视行业将面临的就不是寒冬，而是漫长无期的冬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