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是父亲 模拟的家，真实的爱 | 儿童福利院里，孤儿的“职业父母”

住在儿童福利院的“家”里10年间，戈翠平只出过两次远门，都是回宿迁老家：一次是母亲过世，一次是儿媳产子。

“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没见上一面。她走得太急，给我打电话，挂完就走了……”戈翠平至今想起，仍忍不住落泪。后来那次，她请了一个月假，却提前回来了，“因为儿子看我放心不下这边的孩子……”她语带歉意。

过去10年，戈翠平和丈夫胡守君是和4个孩子在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度过的。这些孩子与他们并无血缘关系，而且已经换了好几批。

这个特殊的六口之家是一个“模拟家庭”。这种针对福利院中孤残儿童群体开展的集寄养、看护、教育于一体的“类家庭”模式，率先推动者是春晖博爱儿童救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春晖博爱”）。经过近20年发展，他们协助46家福利院建立310户模拟家庭，遍布长三角乃至全国。

每个模拟家庭背后，都有一对像戈翠平夫妻俩这样的“职业父母”——大都五六十岁，家中已有第三代，却选择再当父母。

只为了，给孩子们造一个家。

戈翠平经常带孩子们在楼下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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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再造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坐落于一条远离闹市的马路边。初秋时分，院子里的桂花开了，石榴挂满枝头，安静得可以听到风声，仿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住在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是被亲生父母遗弃或丢失的孤儿。直到10年前，这里引进一个名为“新和家园”的合作项目（后更名为“春晖家庭”），住进几对夫妻，孩子们才有了“爸爸”“妈妈”。

项目只占一层楼，一条走廊就把所有住户串联。5户人家分列两旁，每户都是六口之家的“标配”。

“戈妈妈，我们到了。”项目顾问郭静带我来到这个福利院里的“家”。上午10点刚过，家家户户居然都已飘出饭菜香。正在做饭的戈翠平从门里探出身来，笑盈盈问好。

孩子们在走廊里嬉闹，看见有陌生人来，在郭静指导下乖巧地打招呼，发音有些笨拙。看得出来，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正因此，他们吃饭很慢，午餐就得提前做好。

一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孩扑到了我的怀里，攥住我的手，仰着头雀跃发出邀请——“来玩！”

“我们的孩子就是热情。”戈翠平笑着把我迎进家门。

和楼下的保育班相比，这里显然更有家的氛围。墙壁是温馨明快的色调，客厅宽敞；家具朴素，却也齐全；孩子们的床铺干净平整，衣物被叠着整整齐齐，鞋架上一双双小鞋子干干净净，玩具、书本各归其位。

最为醒目的还是客厅的照片墙，中间一张是全家福。戈翠平介绍她的4个孩子：女孩常欣11岁，脑瘫；男孩常伟10岁，先天性心脏病；男孩常力8岁，智力发育迟缓；4岁的男孩王乐是家中唯一一个健康孩子。

孩子们的名字是院里统一起的，姓氏清一色是“常”，意指常州。而王乐不一样，他的生母因为身体原因才把他送到这里，所以原名被保留。

“这是我们在楼下草地上打球，这是去上海迪士尼乐园，这是带孩子逛超市……”戈翠平对着一张张照片笑着回忆。寒暑假，福利院会组织夏令营，带孩子去外地。

模拟家庭的日常运转和不少中国家庭没有太大区别——母亲全职在家，负责大部分家务及接送孩子；父亲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饭后陪孩子做游戏、看电视、辅导功课。周末，一家人会外出郊游。

不同之处则在于，在这里当母亲，是一项严谨的工作。戈翠平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到近晚上11点才睡下。她每周还要参加院里组织的家庭教育课程，每月要提交每个孩子的成长报告。

眼看快到10点半，戈翠平赶忙起身钻进厨房，端出丰盛的饭菜，再搬出一张为欣欣定制的小矮桌。孩子们吃饭动作不熟练，戈翠平就在一旁看着，耐心布菜、盛汤。等孩子们吃完，饭菜也凉了，她用微波炉加热后自己吃。

模拟家庭的菜谱由福利院设计，妈妈亲手烹饪。采访戈翠平那天，午餐菜谱是番茄炒鸡蛋、排骨玉米汤、凉拌黄瓜、炒牛柳、炒时蔬、水煮虾。 殷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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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父母”

戈翠平与丈夫和福利院签署的并非劳务合同，他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项目，领取志愿者津贴。此外，院里每月发放孩子们的固定生活费。

在模拟家庭出现前的许多年，我国福利机构对孤儿采取的教养方式主要是传统的集中照顾。随着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业内人士逐渐形成共识：对儿童最好的福利，是家庭福利。

早在1898年，作为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约定，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就明确指出：“为了充分而和谐地发展其个性，应让儿童在家庭环境里，在幸福、亲爱和谅解的气氛中成长。”

“孤儿需要家庭般的关爱和亲情的呵护，只有懂得爱，接受了爱，长大后才会去爱他人。”春晖博爱江苏省家庭项目负责人王燕燕说。

然而，如今生活在福利院的孩子大部分都是残障儿童，被收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出于生育率降低、医疗水平提高等原因，健康孩子被遗弃的情况越来越少。

“现在我们院有100多个孩子，99%的孩子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常州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徐玉娟说。据她了解，这个比例在全国并不罕见。

在领养者缺乏的情况下，国内不少福利院推行过“家庭寄养”的方式，即把孤儿们放到真实家庭中教养，但这一方式显然不太适应当下福利院儿童持续下滑的健康状况。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可在社区购买、租赁房屋，或在机构内部建造单元式居所，为孤儿提供家庭式养育。”

新院重建时，常州市儿童福利院为模拟家庭开辟独立场地。每户住房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结构为三室一厅、独立厨卫。

随之而来的是家庭人员的招募。按照设计，参与项目的必须是有丰富育儿经验且45岁以上的合法夫妻，每天住在院内，无特殊情况不得离开。并且要求：亲生孩子不得住在院里。

还有更为细致的标准。“父亲不得抽烟、酗酒，无暴力倾向；母亲要有耐心，脾气要温和。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爱心。”徐玉娟说。

那年，45岁的戈翠平无意中从亲戚那里得知此事，但起初不怎么感兴趣。她来自江苏宿迁农村，年轻时和丈夫到常州闯荡。当时她正在某服装厂打工，每月能赚两三千元。

“以前只在电视上听说过福利院，那是第一次来。”戈翠平那天被嫂子拉到福利院参观。看到福利院的孩子又小又弱，她不免心疼，但一听来了还要洗尿布，又觉得干不来，“我儿子那时候都19岁了！”

戈翠平找家人商量。儿子支持：“你在服装厂太辛苦，去了那边，不用刮风下雨赶时间上班了。”丈夫也同意：“福利院的娃娃怪可怜，要么咱们试试看？”

可家里刚买了房，每月要还贷款；儿子刚上班，薪水不高，戈翠平不得不考虑收入问题。儿子却坚持：“贷款我自己还。”

戈翠平仍是犹豫：“你马上结了婚，我得帮你带孩子。”

“你去好了！我养10个也不要你帮我带。”儿子拍胸脯保证。

最终，戈翠平和嫂子一起报了名，经过8进5的筛选，她们顺利上岗。

嫂子干了两年，因为要回家带孙子，退出项目。反倒是戈翠平在福利院扎了根。

2009年，戈翠平和胡守君刚加入模拟家庭不久。照片来自孩子们的成长手册。 殷梦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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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获新生

10年间，每到中秋夜，戈翠平和丈夫都其乐融融地和孩子们在“家”吃月饼。“也不是没想过走。”戈翠平感慨，刚来时很不习惯，渐渐地，跟孩子有了感情，就舍不得走了。

她和丈夫养育过10个孩子，其中3个被国际领养。冰箱上摆满了这些年获得的荣誉：全国最美家庭、江苏省文明家庭、常州市十佳母亲……

几乎所有孩子被送到她手里时都不会大小便。而项目早期，物资有限，没有纸尿裤可用，全靠妈妈们手洗尿布。

她们不是专业护理人员，也从未照顾过特殊儿童。为此，福利院和基金会开设定期培训，教授抚育技巧，比如怎么喂食唇腭裂儿童、怎么帮助脑瘫的孩子走路……

戈翠平的第一批孩子中有个患有喉乳头状瘤的男孩。戈翠平至今也说不清这个病的全称，但她深刻记得，没进入家庭之前，男孩每年要做3次喉部手术。

孩子刚送来时，院长特意关照戈翠平夜里别睡太沉，不然孩子发起病来容易窒息死亡。戈翠平每晚都要起来三五回。说来神奇，在她的照顾下，男孩再没发过病，也没开过刀，说话声音从微弱变得和正常人一样。

但她半夜起床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里的妈妈都是这样。”戈翠平觉得很自然，“我们开玩笑说，夏天打蚊子，冬天盖被子。”

同样在儿童福利院待了10年的还有55岁的刘家梅。

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癫痫的孩子曾让她操碎心。这个孩子不能吹一丁点风，否则就浑身发紫，还会癫痫发作。刘家梅常年把他的小床放在自己卧室里，“一晚上不知起来多少次”。

第一次孩子夜里发病，刘家梅的丈夫急得找医生，吓得连楼梯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刘家梅很欣慰，孩子近两年没再发病。

患有脑瘫的欣欣，曾在保育室的床上躺了7年，出门全靠扭扭车，如今生活自理不成问题。“现在欣欣跑得比我还快！”戈翠平很骄傲，这是她搀扶了3年的成果。

这个懂事的女孩还会帮助母亲照看弟弟妹妹。孩子们坐在一起游戏时，她像大姐姐一样坐在小板凳上“看管”。看到弟弟光脚跑出门，她赶紧提着鞋子跟着跑出去。

“这儿的孩子终究不像普通孩子。一个动作，我们必须反复教，几百遍，甚至上千遍。”戈翠平说，但凡孩子有一丁点进步，她就开心得要命。

上个月，常力被送到戈翠平家。因为发育迟滞，8岁的他很害羞，不太会说话，大部分时候只会直勾勾盯着人笑。

戈翠平告诉我，常力进步很快，“进院时只能说两个字，后来会说三个字，现在能说四个字了！”

端午节，刘家梅和丈夫教孩子们包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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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妈妈”

孩子们终究不能一直生活在儿童福利院。如何让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是模拟家庭试图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以前，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嘲笑‘没有妈妈’，会很自卑，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有父母接送，家长会有父母开。”徐玉娟说，学校反馈，从家庭出去的孩子更加自信，自主学习、生活自理和社会融入能力明显提高。

亲情可以无关血缘，甚至超越血缘——谁家大人要出远门，孩子就暂时放到其他人家帮忙带；每天早晨，所有孩子按照学校列队，由妈妈们分别带队接送；只要一个孩子半夜发病，5户人家的大人都会起来帮忙。

郭静告诉我，模拟家庭的大部分孩子都明白，“妈妈”并不是妈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骄傲地告诉别人“我有妈妈”。

每将一个孩子从保育班带入家庭，郭静都鼓励他们学习叫“爸爸”“妈妈”，其他的话她也不会说太多，“因为每个孩子内心都有一本账”。

被陌生孩子叫“妈妈”，戈翠平起初虽然心里美，但多少有点别扭，不过半年后就完全习惯了。“孩子叫我一声妈，我都提醒自己，得对他们负责。”

每当她带着孩子们出去玩，总有人盯着这个奇怪的组合。有人问：他们怎么叫你妈妈？“我就说，他们是我的小孩。”戈翠平坦然地说。

但个别年幼的孩子暂时不能理解这样复杂的“亲子关系”。

戈翠平笑着回忆孩子们的对话：“一个说，我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另一个说，我是从二楼走过来的。”

康康曾经坚持认为自己是戈翠平亲生的。他第一次去幼儿园，被别的孩子问是哪里人时，底气十足地说：“我是宿迁人。”

有次，康康跟福利院其他孩子吵架后，哭着回家找戈翠平：“同学说我是从马路边捡来的。”戈翠平立刻把他拉到怀里：“谁说的，你就是我儿子！”

2017年，康康被一个美国家庭选中领养。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一个扭转命运的机会。

但康康不肯，对戈翠平说：“我不要去美国，我要跟你回宿迁。”戈翠平心里再舍不得也只得忍着。在她开导下，康康终于同意。

领养前，孩子被带到美国适应了1个月，一回家，就哭得稀里哗啦。“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想你，在那边每天都躲在被窝里哭。”说起这段，戈翠平又湿了眼眶。

带了8年的孩子最后还是去了美国。戈翠平从未主动联系过，哪怕如今的通讯技术如此发达。一方面，按规定，送养方不能主动联系收养家庭，由管理人员和领养家庭定期通讯；另一方面，戈翠平也不希望打扰对方。

“我要是老联系，孩子们就会惦记这里，会分心。我听说他们在国外都上学了，其中一个连中文都不会说了。”她只是偶尔还会想起某个中午，一家人吃饭聊天时，康康说，他的梦想是买一座大房子，“让一家人都住在里面……”

不过她相信，走出去的孩子们总会回来看她，也许5年后，也许10年后，“但也要看他们父母的意思”。

戈翠平带孩子们逛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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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归宿

儿童福利院的大人们一致认为，模拟家庭只是过渡，被一个真正的家庭领养，才是这里的孩子最好的归宿。

常州市儿童福利院的家庭项目成立至今，共有55名孩子参与，19名孩子被领养——一个坐轮椅的孩子被国际领养后，安装了假肢，如今可以站立；一个患有青光眼的孩子，在外国经过手术，视力基本得到恢复。

至今，在全国范围内，春晖博爱家庭项目受益儿童的收养率达到10.7%，远超全国4.6%的孤残儿童收养率。

刘家梅照顾过的一个孩子去年被国际领养。临走前，孩子义卖了在学校制作的手工，攒钱为她买了手套和围巾。她至今没舍得用。 殷梦昊 摄

然而，参与家庭项目也未必一定能被领养，比如珊珊。她是戈翠平带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按规定，心智发育不全的女孩进入青春期就必须离开家庭项目，回保育班生活。

珊珊走的那天，戈翠平难受得不行。丈夫不能理解：“珊珊又不是康康，以后看得见。”“话是这么说，可她一走，我心里就好像……”戈翠平哽咽了。现在，“母女”二人每次在院里碰见，总是要拥抱。

流动的不只是孩子。坚持10年至今的母亲，只有戈翠平和刘家梅。福利院一共住过10对夫妻，离开的理由，有的是身体不适，有的是要回家照顾老人或孙辈。

在老家开汽修厂的儿子曾叫戈翠平回去帮忙，她想了想，没答应。

儿子今年29岁，在老家成家立业。每逢假期，两个孙女就来奶奶“家”小住几天，都和福利院的孩子成了好友。

小孙女问：奶奶，欣欣的腿还能治好吗？戈翠平安慰她：会慢慢好起来的。

2个月前，3号家庭迎来了新的女主人：56岁的陈紫华。

她是戈翠平以前的同事，来福利院看望过多次。“我是个闲不住的人。”陈紫华说，她前不久刚办理完退休手续，就来这里“上班”了。

这个总是满面笑容又烧得一手好菜的新妈妈很快被孩子们接纳，新爸爸则凭借强大的解数学题能力受到崇拜。一个新的家庭又诞生了。只是，客厅墙壁上的照片必须及时更换。

按照福利院规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这些即将迈入花甲之年的爸爸妈妈在这里的时间所剩不多了。

日益明显的疲惫感，让模范母亲戈翠平也不得不承认“年纪大了”，但她仍想继续坚持，“这里的孩子没有自己的父母，我们能做点就多做点吧！”

好在，即便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离开的那天，“家”一直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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