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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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起于

青萍之末

人人身具两重性，有阴则有阳，既有道德伦理，又有贪心私欲，这绝非人世间的力量可以消灭。

作为一个皇帝，万历一生有八子十女，但他唯一钟爱的是皇贵妃郑氏。郑氏和万历有着共同的读书兴趣，常能陪万历挑灯夜读、谈古论今，她看透了万历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实则既柔且弱，内心寂寞。基于这种了解，她最大的发挥了一个妻子可以起到的作用，她对皇帝向来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嘲笑皇帝，又能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他成为了万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他所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立他们的儿子为太子，这是对她一生荣华的承诺。可偏偏郑氏的儿子常洵为第三子，恭妃王氏之子常洛为长子。

如果说我们的帝国实行法治，假如皇位继承可以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判决，那么皇帝胜诉的可能性相当大。第一，长子常洛并不天生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册封之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举行封太子或者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不立幼，只是传统习惯而不是强制性法规。永乐是洪武第四子，他以清君侧为由从侄子建文手中夺走皇位，如果坚持这种优先顺序，岂不是在质疑永乐的合法性？第三，根据洪武皇帝的规定，立长不立幼中的“长”是指嫡长子，这取决于皇子母亲的身份，出生顺序为次要。子以母贵，常洵之母为皇贵妃，常洛之母为恭妃，这在祖训前也大可商酌。第四，如果非立常洵，完全可以废皇后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成化、景泰、嘉靖都有废后之举，并未发生政治波澜。

可是万历和朝中大臣以及郑氏都懂，法律只是摆设，“四书”伦理为主宰，没什么理论能够与圣贤教导相违，即使皇帝也做不到。全天下人都知道，父亲不能偏爱子嗣，男人不能因宠爱女人而随意改变长幼之序。

万历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违心言论，自己的愿望无法实现，也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而与他接触最密切的内阁大学士也以群臣发言人自居。实际上，他是一个孤独的君主，或者说，一个被文官团孤立的君主。

群臣对立储之事紧追不放，万历内心愈发烦闷。历史的经验告诉这些大臣，立储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面前，没有人能够明哲保身。今天无意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会变成犯罪的证据。

文官们以圣贤之道不断劝谏君王，甚至辞官回乡。一方面，他们以仁义道德标榜自己，以自我牺牲为荣；另一方面，升迁的诉求，摆在眼前的诱惑，让他们难以自持。阴阳之道，从来都是并驾齐驱。

在圣贤之道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文化气氛中，精神与物质越离越远，难以弥合，文官的生存之道即是抱团取暖。他们不断的通过圣贤之道规范君王，将君王纳于全体文官的控制范围内，希望君王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样他们才能过稳定又舒适的生活。

终于，他们强迫万历立长子常洛为太子了。

此后，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做任何使他的文官快意的事，他的屈服带着报复和仇恨。

各种法定的礼仪仍在举行，只是皇帝不再出席。高级职位空缺，他宁可空着也不派人替补，文官们已经基本没有了升迁机会。臣僚们的抗议不断的呈奏上来，他一律不批示，不返还。有些官员觉得自己无法再执行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挽留也不同意。吏部建议对擅自离官的人进行追究，万历同样置之不理。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奏章，其余的事情，万历还是认真批阅。

大风起于青萍末。

从登基开始，张居正、冯大伴、母亲、朝中其他官员就在不断的要求、规范这个年仅9岁的孩子。他是皇帝，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与他平等。即使是同榻而卧的妃嫔，对他也是各怀心思、心口不一。他的孤独和寂寞，他的抱负和理想，没有人理解。直到郑氏出现，为他的生活添了希望和动力，他开始勤于政务，希望能做出改变，至少在他心爱的人眼里，他不再是一位优柔寡断的君王。

对他而言，郑氏是恩人，救他于孤独之中。

对群臣而言，郑氏是敌人，随时威胁群臣的荣华甚至性命。

可叹万历一生，桎梏于皇宫之中，周旋于群臣之间。惶惶于先帝遗业，大明江山。悔恨于无能为力，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