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国徽的含义 国旗、国徽、国歌：几代人的共同诉说

五星红旗一直飘扬在心头

■龚丹韵

2019年，上海汽轮机厂原副总工艺师吴天明特意来到上海华山路、长乐路口，寻找原华山路466号。这个地址，曾经是现代经济通讯社宿舍，住过一名职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他叫曾联松。

十字路口，高楼林立、人群匆匆，城市一如既往地繁忙，但这一刻，70年的历史仿佛从过去走来。

那是1949年春夏之交，曾联松一家刚从浙江瑞安来到上海。7月的一天，他照例拿起当天的《解放日报》，忽然注意到有一则启事《征求国旗国徽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制定条例》。短短400多字的文章，让曾联松有一种冲动：我能不能试试投稿？

他借了圆规、买了彩色油光纸，凭借幼时酷爱书画的基础，在闷热的上海小阁楼里开始了图案设计。

午夜时分，许是繁星让灵感闪现。他想起曾经读过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军战士的帽檐上有颗五角星。他想起上海解放时，大街小巷哼唱的革命流行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星星，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32岁的曾联松在小阁楼里剪出了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星周围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稿件寄出后，曾联松几乎把这件事抛诸脑后。直到9月29日，翻开《解放日报》，他呆住了。

《解放日报》1949年9月29日1版

当日《解放日报》头版，用大半版面的红色刊出国旗图案。那图案，除了镰刀和锤头没有以外，其余部分跟自己的设计图完全一样。报上当时并未刊登设计者的名字，这到底是不是他设计的那幅？

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迎风飘扬。

直到一年后的９月，曾联松才得知自己确实是国旗的设计者。1950年10月1日，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在看台右侧的97号座位上参加国庆大典。

此后，曾联松返回上海，继续当一名普通上班族，没有活动，没有宣讲，一切归于平静。

时光匆匆如流水。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刚恢复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职务不久的曾联松，再一次回到公众视野，应邀进京，再次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也是在那年，集邮爱好者吴天明通过报道，记住了这位同住上海的设计者曾联松。

1984年10月1日，邮电部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邮票中，第3枚“光辉的前程”邮票主图正是飘扬的五星红旗。当天，吴天明贴此邮票，销国庆三十五周年纪念邮戳，挂号寄到曾联松的单位。

时隔一周，曾联松回信了。只见里面是寄出的国庆三十五周年邮票首日封。曾联松在信封左边用毛笔自上而下签名。

此外，曾联松还在吴天明附上的J105-3邮票左边纸上签名，钤印换成“曾联松印”的回文印章；在另外2枚“国旗”邮票左边纸上签名、钤印。

从此，这组国旗首日封和邮票被吴天明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岁月如白驹过隙。当时间走到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已经退休的吴天明应街道、学校、单位等各机构邀请，开设邮票党课讲座，其中一部分内容恰恰就是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国旗的设计者与讲述者，因一套邮票而牵起的缘分，让历史在这一刻交织和延续。

也是2019年，94岁的陈震中坐在华东医院的病房里，对媒体回忆曾经的历史。他想起70年前，自己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与父亲陈巳生一起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起参加开国大典。彼时，陈震中风华正茂，在政协筹备会的100多名代表中，是最年轻的一位。

那时候，政协筹备会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约3000份。为了更好地进行评选，北京饭店特辟了一间临时评审室。第一轮初选时，曾联松的设计图因有苏联国旗中的镰刀和锤头图案而遭淘汰。但幸好，负责拟定国旗方案的第六小组认为这份图案很有新意，最终与其他稿件一起编入《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发给代表们再一次讨论。曾联松的五星红旗成了这本资料中的第32号。

陈震中记得，当时的民主协商氛围浓厚，关于国旗等方案的讨论，大家不是简单举手，而是充分发表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协商座谈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座谈会。

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拿起由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的方案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一致鼓掌同意。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纪年、国都的四个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70年过去了，那份激动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9月，陈震中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几乎说不出话来，“伯父每次提到第一届政协会议，都跟我们说，当时心情如何激动，如何兴奋，他若是能说话，一定会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陪同记者前往华东医院的陈震中侄子陈锋这样说；

有回忆文章提及，1949年9月29日的《解放日报》此后一直被曾联松精心收藏；

曾联松家住虹口区山阴路145弄，在他诞辰100周年时，虹口区把中共四大纪念馆门口的广场命名为“国旗广场”以作纪念；

而吴天明这几日正在给学生们上党课，“你们知道国旗是谁设计的吗？”一双双好奇的年轻眼睛盯着他细说下文；

……

国旗的故事是永远说不完的。无数人、无数事，平凡或不平凡的，有意或无意的，随历史的车轮共同诉说着，薪火相传。

它从70年前走来，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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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城楼飞檐之间亮了

■王一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在大典中出现。之前设计好悬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也只能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几个大字。

国徽为什么没有如期出现？

曾经，这个疑问一直萦绕在刘守华心头。

从档案学专业毕业，刘守华也没想到自己在北京市档案局、国家档案局等档案系统一干就是36年。这些时光，她一直与共和国的资料档案相伴。这也让她有机会沉下心，寻找国徽背后的故事。

“当年的资料太多了，要将一个个批示、一次次会议记录、一份份设计方案看下来，梳理出时间线，才能了解国徽的诞生”，刘守华解释。

要回答本文开头的问题，刘守华这样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还没找到好的方案。”

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1949年7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就在《人民日报》登出征集国徽的启事，明确提出对国徽设计的要求是：甲、要有中国特征；乙、要有政权特征；丙、形式要庄严富丽。

截至1949年8月20日，共收到国内外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采用。

直到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的五天了，还是没选出合适的国徽图案。毛泽东提议:“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再去设计，等将来再决定。”

就这样，一场国徽方案的设计竞赛开始了。

10月23日，梁思成所在的清华大学设计组拿出初稿。这个设计团队拥有超豪华的阵容，除梁思成外，参与的同志还有梁思成的夫人、清华大学雕饰学教授林徽因以及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高庄、邓以蛰、王逊。

另一个设计团队由中央美术学院张仃率领，他们选择的图案是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建筑。此外，还有其他设计者提供了5个仿政协会徽制发的图案。

多年后，张仃夫人理召在采访中说道：“当张仃团队提出将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时，出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基本的意见是把建筑物当作国徽太容易变成风景画了，但张仃不以为然，天安门对新中国的意义不同，何况也有很多国家的国徽是以建筑物为主体，然而就算其他国家没用过，我们用又如何呢？”

1950年6月10日，由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由国徽组讨论修改意见，梁思成负责设计修改。

“接下来，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梁思成夫妇的家，就成了国徽设计中心”，刘守华说道。

夜以继日，用来形容梁思成团队的状态再恰当不过了。

按照梁思成团队的理解，国徽不是寻常的图案花纹，在处理方法上，要强调这个实物的象征意义，所以不注重写实，而注重实物形象的简单轮廓，强调它的含义。不要使天安门成为一幅风景画，一切都需要图案化和象征化。

这样的图案得到了国徽审查组大部分人的赞成，获得的评价是“庄严，艺术结构完整、统一”。

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表决通过。国徽图案说明这样写道：“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日报》1950年9月20日1版

国徽图案选定了，如何制作就成了大问题。刘守华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全国各地应悬挂的国徽浮雕，应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制作，其尺寸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号直径为1米，中号直径为80厘米，小号直径为60厘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怀仁堂、外交部、各驻外大使馆使用的国徽一律用木刻，其余大行政区、省市悬挂的国徽因数量较大，而内地尚无制作钢模的办法，建议与香港合众五金厂联系，制作钢模，然后在上海用压板机压成铜片浮雕，再加以涂色喷漆，这样可以标准化地迅速完成。

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和上海市市长陈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制作条件。两地答复均可制作。上海比较近，便成了制作国徽所在地的最佳选择。

然而，时间非常紧迫。

1950年9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立即委派科长丁洁如前往上海接洽，办理首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制作事宜。由于时间加上工艺技术和材料的制约，原“拟第一批先制大号八个，中号六十个，小号八十个”的计划搁浅。后经中央同意，1950年9月28日，上海赶在建国一周年庆典前完成直径100厘米的大号铜质国徽8枚和直径60厘米的铝质国徽1枚。6枚大号铜质国徽被分送到各大行政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其余2枚铜质国徽和1枚铝制国徽被带回了北京。

此时，已临近国庆节，虽然1950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悬挂上了第一枚国徽，但质地却是木质的。而全国广大地区，尚没有可供悬挂的国徽。各地纷纷致函、致电中央，表达渴望悬挂国徽的急切愿望，大批量制作国徽变得更加紧迫。

为了快速制作国徽，有关方面给中央打报告，请示分区制造、分发国徽的原则。分区制造的可能性完全具备，由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经验。力争1950年年底制出并分发完毕，1951年元旦全国同时悬挂。

1951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终于正式悬挂上了一枚铜铝合金国徽。在五月阳光的映照下，这枚直径达2.4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富丽，熠熠生辉。

如今，由刘守华梳理成稿的“国徽诞生记”被广泛转载引用，她则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典徽记标识，华夏儿女心头的祖国标志象征，了解国徽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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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指挥传颂国家最强音

■陈俊珺

1999年，10月1日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高唱国歌”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于海举起了指挥棒。此刻，整个天安门广场肃静无声，于海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他的面前是由1000多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他稳住双手，用力划下一道优美的弧线，激昂澎湃的《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响彻天地。

于海精准地控制着乐队的速度———每分钟96拍。国歌结束的同时，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好升到旗杆顶部，46秒，分秒不差。

国歌的84个字、37小节早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1970年，年仅15岁的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时的他是一名单簧管演奏员，也是联合军乐团中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他面向毛主席与乐队一起奏响了国歌。14年后，作为联合军乐团最年轻的分指挥，于海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指挥国歌。

国庆60周年的大阅兵上，于海再度被任命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近50年来，他几乎亲历、见证了每一次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成为指挥演奏国歌次数最多的人之一。

83年前，也有一位指挥，他的手中没有精致的指挥棒，面前也没有整齐划一、身着制服的乐团，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指挥上千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他的名字，叫刘良模。

1932年，刘良模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期间，他就决心“用歌唱的方法来唤醒民众，使整个民族奋发起来”。1934年，他在上海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上海第一个民众歌咏会。刘良模教大家唱的第一首救亡歌曲是他重新填词编写的《救中国》：“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

1935年5月，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随后，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

1936年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刘良模是救国会的骨干之一。从此，凡是救国会发动的抗日爱国活动、游行示威活动，都能看到刘良模带领歌咏会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身影，人们亲热地称他为“救国会的啦啦队长”。

那一年的6月7日，上海民众歌咏会准备在南市区大吉路的公共体育场里举行抗日救亡歌咏大会。国民党为了阻挠这场大会，临时在体育场里组织了一场足球比赛。参加歌咏大会的人们只得先佯装看球，时间一到，歌咏会及其组织的来自上海各行业的上千名爱国人士一起拥进足球场内，在刘良模的带领下，他们齐声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

此时，大批警察冲进体育场将他们包围，刘良模镇定地走上裁判用的高凳，从容地拿起话筒向警察喊话：“弟兄们，我们今天开会是为了唱抗日救亡歌曲，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都爱国，都要抗日，请听我们唱。”当《打回老家去》的歌声响起时，一些来自东北的军警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当唱到《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时，警察、民众已唱成一片了。

刘良模指挥歌咏队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刘良模赴抗日前线教军民学唱抗日歌曲。1939年，他在宁波被国民党无辜扣押。1940年，刘良模被迫远赴美国。他在那里建立起了一支华侨青年歌唱团，继续传播抗日歌曲。

在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下，刘良模认识了“美国歌王”保罗·罗伯逊。他向这位黑人歌王讲述了中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况，并为他演唱了几首中国革命歌曲。罗伯逊被这些激昂的旋律深深打动，他提出要跟刘良模学唱《义勇军进行曲》。

几个月后，在纽约的一个音乐晚会上，罗伯逊用中英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从此，这首歌成为他在美国各地举行的音乐会或纪念活动上经常演唱的保留曲目之一。

1941年，罗伯逊和刘良模指挥的“华侨青年歌唱队”一起录制了一张唱片，名为《起来：新中国之歌》，其中收录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组中国进步歌曲。在唱片的附页上，宋庆龄写下了这样的序言：“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抵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愿我们的这些融汇东西方风格的古老民间旋律和新歌曲，成为又一条联系自由人民的纽带。”

1949年9月，刘良模应邀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由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人提出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轮到刘良模发言时，他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的传播情况，认为这首歌曲获得了国内外的一致颂扬，应采用作为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

有人建议，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应当修改一下。但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修改。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终，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解放日报》1949年9月29日3版

于海告诉记者，由于最初在传唱过程中，《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被一些爱国人士做了个别改动，导致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国歌版本多达十多种，一直没有统一的版本。比如在升国旗仪式上，国歌放完了，国旗还没升到顶，原因就是使用了错误的版本，导致国歌时长偏短。甚至在一些外交场合，个别国家的军乐团所演奏的中国国歌也不规范。

从2008年起，于海连续多年递交了有关国歌立法的提案。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颁布。

从刘良模到于海，他们身处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两代指挥的拳拳爱国之心是相通的，他们尽自己的全力传播国歌、维护国歌，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