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读者仅凭直觉就能欣赏和揣摩文学经典,但直觉不一定可靠,缺乏修养造成的误读,不仅是一般读者,专家也不可避免。最近,有专家对杜牧的诗《行山》进行了解释:中国诗人对季节的变化非常敏感,秋天是萧瑟的,这就导致了诗人“悲秋”的感觉。其实“停车坐爱枫树晚,霜叶二月红”,明明是秋天的枫叶比春天的花还亮,哪里有悲伤的感觉?这不是悲伤的秋天,而是对秋天的赞美。为什么专家对宋秋视而不见?因为人的心理并不是一张白纸,它并不像美国行为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对所有外部信息刺激做出反应。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指出,只有与主体的心理图式相对应的人才能同化和反应。我国悲秋诗源远流长,受教育不足的人往往认为这就是一切。其实古典诗词里也有古典的作品,比如刘禹锡的《秋词》:“自古秋哀孤,我说秋胜春朝。阳光空鹤行云,引诗碧霄仙子。”可惜这种误读还是比较普遍的。例如,一位老师在谈到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时,在开头加了一句“秋心”,意为“愁”,说“凡秋皆愁”。其实这只是汉字早期形成的历史痕迹。至于判断《天净沙·秋思》是中国古典秋季诗歌的最佳作家,则忽略了古代诗人几乎一致认同杜甫这一事实”,

不完全甚至浅薄的积累会形成一定的强迫同化模式,导致自欺欺人。再比如花木兰诗的解读。有专家出于现成英雄的想法,判断花木兰勇敢善战。一些专家也证实了北方兄弟和民族是勇敢和坚韧的,他们的生命和死亡都处于危险之中。但细读正文,很少有诗句正面描写花木兰的战斗:与战争有关的人只需“千里行到荣的飞机上,花大量时间下山”。新月的气息蔓延到金,寒光照在铁衣上。“不过,严格来说,这是行军露营。正面写战争的是“百战百胜将军死,十年壮士归”,而其他人死了,木兰胜利了。所以,“勇武善战”并不是来自文本,而是来自读者固有的男性英雄文化观念。其实花木兰形象的价值在于以女代男,尽到保卫国家、保卫国家的职责。所以我写了八句代表父亲参军时的叹息,四句买马,八句野营时的思念父母,六句回国受到父母弟妹的欢迎,六句恢复女儿的妆容。他的策略是12,成就辉煌。他只拿一个侧面,只有一句话。木兰不像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男人,穿着全套衣服回家,她只想回家享受家庭的宁静生活。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挑战男性“英雄”对女性“英雄”的偏见。

阅读的第一个障碍

这是对经验的狭隘期望

读书不是一见钟情,可能是自以为是,其实并不了解。这是因为心理同化机制虽然狭隘,但是是预期的,很容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感觉不自觉超出预期。西方“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的偏颇,预设了读者一眼就能看到文本。众所周知,阅读是为了读出经典的新思想,但心理预期往往涉及到读者心中的旧思想,结果往往是以现成的主题思想强加在文本上。这种倾向有规律性,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例子。在中国诗歌中,“附会”理论一直受到批评。比如魏的《西溪滁州》:“孤苦伶仃,怜草山水生,树深莺鸣。春潮雨晚,野渡无舟。”有评论者这样解读:“草长在河边,意为君子不相逢。比如唱深树嘲讽小人。泉水急,下雨就涨。当天晚上涨潮的时候就更急了,用来比喻的话就乱了。野渡有舟,无人幸。于俊子住在山里,没人用。”到了明代,唐汝勋批评它过于精辟。

所以,阅读的第一个障碍是对体验的狭隘期待。期待的狭隘和经典文本的无限是永恒的矛盾。周易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会玩,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抓的偏心”。有时候,人的心理局限还是挺顽固的。读者看到的往往不是文字,而是自己。鲁迅先生在《红楼梦》中说:“士见易,道见殷,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满行,长舌妇见宫闱秘笈……”所以,首先要理解经典奥秘,避免误读,既要防止心理封闭对文本的创新特色视而不见,又要防止期待强加于文本,从而扭曲文本的牵强。

对于这些弊端,我们不能像西方的“读者中心论”一样,用“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来合理化。相反,当我们认真对待它的时候,就应该在必要的时候顽强地“战斗”。这些“战斗”任务相当艰巨,往往不是一代读者能够完成的。

正是因为自发的、直观的阅读如此之难,所以从五四开始,人们就寻求西方的理论来纠正直觉的片面性和肤浅性。然而,用西方文论解读中国古典诗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困难,这将导致许多误读的历史教训。所以李欧梵先生说:西方文论不能忽视,但也不能“统领”。

有学者说:“碧玉打扮成树高”给人以柳叶的一般印象,“万挂毯垂绿丝”则进一步具体到密密麻麻的柳叶,其美在于最能体现“柳叶特色”。这一理论违背了中国传统“诗以情为本”的基本原则,也与王国维的“一切景物词都是情话”不一致。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丰富的质疑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源。杜牧写《江南春》“千里莺鸦绿映红,水村满酒旗”数百年后,著名人士杨慎质疑:“千里莺鸦”,谁能听出来?“千里绿映红”,谁能看出来?如果你走十英里,缇萦的绿色和红色的风景,郭楼台村,桑斯的酒旗都在其中。对此,清代的何给出了一个很机智的回答:“你说你在十里之外,未必听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辽阔千里,莺声啼绿映。水村山乡到处都是酒旗,480座寺庙和烟雨中的许多梯田。这首诗含义广,不能指一个地方,所以一直叫《江南春光》。”诗是用情感打动人,而不是用写东西的道理。事物的形状是由诗人的情感决定的。清代黄生《诗品》说,诗贵在“无为而治,以假为真,以假为真”。清代焦元熙也说:“诗人如梦,无知。”“以假乱真”和“做梦”是当今话语中的想象境界。古典诗词中,真与假是相辅相成的,虚与实是相互生成的。因此,在《咏柳》中,柳不是玉,柳条不是丝,而是玉,丝,春风不是剪刀,而是剪刀。柳是客观事物,情感是主体的情感。要想把主体的情感渗透到客体中去,就必须通过虚拟、假设、想象,用珍贵的玉帛来承载珍贵的情感,并在柳树中塑造。这样,柳树的形象就具有了玉帛的性质。这最能体现出“柳树的特性”说是死死地依附于机械地吟诵事物的真理,而不能与中国传统的“以假为真,以假为真”的诗学理论对话。因此,从树上寻找鱼是不可避免的。

阅读儒家经典

需要“战斗的勇气”

我们坚持用“诗源于情”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但前提是理性看待20世纪西方文论所谓的语言转型。比如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认为诗歌是文字的陌生化,与情感无关。也要理性看待美国新批评,用反讽、悖论等修辞手法解读诗歌的套路。这需要对中国文化传统有高度的信心。

不幸的是,即使是那些在诗歌领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倾向于屈服于西方的机制。比如在解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他说:“第一章是写实的,下一章是以场景为基础的。”其实《赤壁怀古》开头的“不归之河,千古风流人物”与其说是真实的写作,不如说是虚构的写作。登高望远在空之间,而看“千古风流人物”是时间,看不见。是想象力让无数英雄尽收眼底,消失在波涛中。它以空的宽度自然扩展到时间的距离,成为伟大精神的载体。自唐代以来,它一直是诗人想象的重要方法。当陈子昂登上幽州台时,如果他看到的只是一个遥远的空房间,就不会有“在我之前,逝去的岁月在哪里?在我身后,下一代在哪里呢?”。“我思天地,无止境,无止境”,深情,在于看不见的无限时间。悲伤不仅仅是因为看不见的燕昭王黄金台,更重要的是,“在我身后,下一代在哪里?”。悲伤也来源于无限的时间和短暂的生命的对比。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感觉”与“感觉”的关系。从常识来说,真情实感一定要有真情实感;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真情与真情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往往来自真情,但感情是空虚的,这就是“恋人眼中的美”“家里的月光多明亮啊”的原因!。清代吴桥在《围炉诗》中回答了诗与文学的区别,说:“两者有区别吗?只是系统语言不同。意义隐喻的饭,语言隐喻对于饭的烹调,诗歌隐喻对于酒的酿造;米不变米形,酒不变形。”吴桥当年的杂文基本都是实用的,不抒情。一旦歌词在诗中表达出来,表达的对象就像米饭变成了酒。这一理论比英国诗人雪莱在《为诗而辩论》中所说的“诗使它所触及的一切变形”早了100年。而雪莱只注意到了变形,吴乔的深刻在于质变。这种质变的“情”,是由诗人的“情”决定的。所以,同一棵柳树不再是李白笔下的何那样美丽的对象,而是一种具有意志的生命:“天涯何处无芳草,老为你送行。春风知道不要受苦,不要送柳条绿。”唐人有互相送柳叶的习俗。如果春风没有让柳条变绿,他们就不能说再见,所以朋友不会分开。也是杜牧二月开花的枫叶。在《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眼中,是“凡来送霜醉者,皆泪离人”。在鲁迅的《送曾田回国》里,是“枫叶温润如丹”。

所以,阅读不是“读者中心论”想象的那样,任何感知都是合理的。作者的创新艺术离不开对象的特性,但一定要通过《诗品》中所谓的“取万物从一而二”来净化,把它变成一个变形质变的形象共同体,它贯穿着情感和意义的跌宕起伏,遵循着特殊的形式规范,自由地控制着它的开放性,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形象,呈现在生命本来如此的虚拟状态中。这样的艺术匠心不是在形象的表面显露出来,而是隐藏在深层。越隐藏越精致。所谓“无字,无言情”。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是积极自由的。而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并没有同样的自由,读者会被诗人隐秘的艺术独创性所限制。所以,读书不能不与自发的被动作斗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要“深入理解艺术家的活动”,才能“到达艺术作品的本源”。用鲁迅的话来说,不仅仅是看到诗人这样写,还意味着读到诗人没有那样写。

哲学家克罗齐说:“要理解但丁,我们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真心的,思妍!阅读是一个提升精神价值和艺术品位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从普通读者自我提升到艺术审美和知性审视的经典境界的过程。绝对的以读者为中心的理论恰恰与没有标准的多维解读相反,本质上将但丁降低到了读者自发、放任的原始状态。吴栋农主客在《金瓶梅序》中说:“读金瓶梅而有慈悲,菩萨也;畏心者,亦君子也。”实际上,它要求读者不仅要提高到作者的水平,还要超越作者的局限,读者无疑会与自己原有的精神品位默默抗争。吴栋农主客接着说,读《金瓶梅》“快乐的人也是坏人;在法律上生效的也是动物。”如果不去抗争,不去理解作者的初衷,不去让精神漂泊,可能会走向相反的极端:堕落,与作品中的负面内容和精神糟粕同流合污。

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尤其是经典阅读,要接近作者的精神世界并不容易,往往需要经历一场有很多干扰因素的艰苦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阅读是对自己的“挣扎”。

制图:蔡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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