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寝室生活小学生作文】金色的童年——我的小学生活

作家高露妍

[开头语]人们说老了就喜欢回忆过去。也许我们把昨天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但很难抹去童年快乐时光留下的记忆。因为那是小时候画在我们人生白纸上的第一幅画。因为这是留在这张白纸上的第一种颜色。没有杂质，纯洁，清澈，明朗。也许真的有点老了，回想小时候，越想越开心，到第一天上小学的事也历历在目。

有一天，我偶然到达了东潘小学的旧址，现在白龙酒店正在参加评奖活动。站在学校旧址的原大门上，我激动不已。虽然那里已经成了一条人来人往的大路！几年前，在充满纯粹笑声的校园里来往的是衣着朴素或俗气的孩子们。今天出入的是各种豪华轿车、西装革履、礼服华丽的多管贵族。我在和同行们聊天这片土地的历史：我们的校园、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食堂、我们的卧室。我们脚下的这块地原来是个大操场，我在这里戴了条红色围巾。食堂本来是我们食堂，三年级的时候“六一节”下雨了，我们全校学生都聚在一起举行了热闹的六一联欢会……

我的回忆可能枯燥无味，同行的年轻同志们只是礼貌地点点头，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可笑。时间是无情的巨人。不受任何干扰，大步向前，不因任何照顾而放慢速度！哦，38年过去了。请用手指挥舞。

但是我还是想沉浸在我的回忆中。如果童年能永远在我心里在一起，那将是不可救药的好事。(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生活)一个人心中没有小时候的纯真，没有青年的热情和朝气，那才是真正的老！肉体可以衰老，内心世界不能衰老。我希望我心中能永远记住美好的童年！

高露妍

写于2005年4月20日

2007年6月12日修订

一、小学

1962年9月1日，我满6岁，准确地说是6岁半。这一天我上了小学，成了小学生。

我们学校被称为“陪读小学”，是当时抚州军区管辖的军队干部子弟小学，所有学生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我入学的时候，学校最高年级是三年级，全校学生只有200多人。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必须住校，由专业老师负责，包括从读书、课间游戏到吃饭、睡觉的所有生活。当时几乎没有独生子女，我同学家家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父母无忧无虑地生下了一群孩子，他们仍然可以全心投入工作。(大卫亚设)。

我们学校位于福州市的北郊，学校南边是福建农业学院的实验田，东边是刚开业的简易公路，北边都是大片农田，西边是小山坡。学校的原址可能是某个军事单位的仓库，校园内的所有建筑物都是一层楼，建得很厚，窗户大到可以用小门洞进入一辆车。房子在地面上很高，每扇门前面都有很高的坡度，而不是楼梯。房子里空荡荡的，至少有五米高。可能是因为隔音的原因，教室用砖头区分了相应的空间，为了采光，在低矮的地方也挖了窗户。但是宿舍不一样。窗户小，都在高处，房间里没有天花板，暴露着一排横梁。在宽敞的大房间里，用一排衣柜在中间隔开，分为男女宿舍，中间是老师的休息室，用衣柜隔开。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我认为这样做可能更容易管理。老师只要躺在自己床上竖起耳朵，就能清楚地理解她管辖的几十名男女学生的同情。餐厅也是全校2 ~ 300名学生吃饭的大房间(仓库)。因为高度高，所以我们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冬天并不冷，夏天也不热。

我们校园大而广的操场、教室和食堂、宿舍之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小叶桉树，少则7、8棵，多则2、30棵；所以我们的校园被绿光遮住了。几十年后，我因为工作关系去过全省各地，参观了形形色色的小学后，才惊奇地发现我们学校的范围真的很广。福建省几乎没有比他更大的小学。现在的东潘小学是当时旧学校用地的五分之一以下。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以为所有小学校园都一样宽敞，所有教室都一样破旧，所有学生宿舍都一样宽敞，没有拦截。(莎士比亚)。

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爱我们的学校！宿舍周围的草地上长着很多美丽的叶山草。春天，三叶草开着秀丽的小花，羞涩地在草丛中摇曳，绿草和粉红色的花像牵着手的小伙伴们一样，愉快地沐浴在春风春雨中。(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季节名言》)三叶草的味道很酸，我们经常忍不住往嘴里塞。有点涩的山满嘴都是。那种满足感久久不能忘记。除了理解馋之外，三叶草是游戏的好材料。我们剥草的茎和皮，彼此用自己手中的草内心相互勾结，用力拉扯，谁的草断了，谁的草能打败所有人，他就是今天的冠军。(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我们还在宿舍门前的小树上系上长长的橡皮筋，分成两边，边唱边跳，有旋律和节奏，有动作，当然还有得分，失败者有些沮丧，胜者得意忘形。这简单的快乐充满了我们的休闲生活。

校园里最多的灌木是一种名为夹竹桃的植物，显然生命力很强，没有人浇水、施肥、剪茄子，但仍然凌乱、恣意地展开。夹竹桃的叶子是深绿色的，形状狭窄，叶质坚硬，不易变形。随便看粉红色的花，就会发现它们很普通，甚至很俗气，仔细看，它们其实也很生动，也有特有的美丽。(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美丽名言》)如果折断夹竹桃的花和叶子，就能看到乳白色的汁液从他们的伤口流出。谁最先知道的，这些汁液有“毒”，我们都害怕远离看起来美丽的花朵。(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读者》)这种“校园知识”多次在学生中流传。校园里有很多夹竹桃，但很少有人一年到头孤独地开放、感恩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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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最多的树是小叶桉，因为它的生长期很短，一、两年的时间就能长得很高，特别适合绿化，以当时战备的观点看，也特别适应隐蔽。因此我们的校园里、校门口那条新修的公路两旁、还有我们家居住的部队大院里，就种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树。教室的窗外也有一片桉树，由于树很高，看不见树顶，我们坐在教室里，只能看见一大片白色的树干。最初我不知道这种树叫小叶桉，因为它的树干是白色的，又长得很高，我和同学们都叫它“白杨树”。稍大一点后，看到一些书上说，东北人用桦树皮当纸，在上面写字。我发现这些桉树也会脱皮，树皮的内侧挺白，也可以写字，于是我恍然大悟，认定这些树叫“白桦”而不是“白杨”。直到长大后有机会到东北林区，见到真正的白桦，还见到用桦树皮做的提包、摇篮等，才知道自己有多可笑。就在这些树下，我们还练习过爬树，低年级的时候，男女生没有什么界限，这类活动男女同学会一起参加。也许是天性使然，爬树的冠军通常都是男生。如果哪位男生不会爬树，那就会遭到耻笑，而不会爬树的女生则比较容易得到原谅。看来，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在我们还没有性别意识、还是纯洁的两小无猜的时候，男女之间的差异就很清楚地显现了。

游戏其实是显示一个人某方面能力的机会，经常当斗草冠军、跳皮筋儿的冠军、爬树冠军的人会在同学们中间享有较高的威信，甚至成为统帅全班的“霸王”。一个常在各种游戏中胜出的人，他的自信和渴望更大的成功的愿望会不断地成倍地滋长，他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首领，这也是所有动物推选头领的统一法则。因此，每一位小朋友都很自觉地遵守着简单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在生存和发展的最初阶段进行的选拔和竞争。没有父母亲随时在身边关怀呵护的我们，小小年纪就得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为了生存，也为了发展，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地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也许不可能在所有事情、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但只要在某一方面能胜出，哪怕只有一点点，也算是具有了一些竞争的优势，有了一点生存的资本。

二、寄宿生

由于要管理几百名孩子的生活，因此，学校的员工除了校长、老师外，还有大量的职工：生活老师、医生和护士阿姨、炊事员伯伯、洗衣房的大妈、放电影的叔叔等。被称为老师的，多半是女的，男教师仅有2人，原来还有一名校长是男的，后来也调走了，校长和书记都是女的。现在看来，虽然我们小小年纪就得远离父母独立生活，但是我们还不缺乏母爱。

在老师们的关怀和指挥下，我们像是一群从专门的生产线上走下来的产品，统一规格、统一行动，时间观念极强。每天早晨按时起床，穿衣叠被，洗脸刷牙；接着要做早操，然后才能吃早饭。早饭后每个人到值班的老师那里领取2张草纸，自觉地如厕，然后到教室去上课。书包等一切学习用品都放在教室里，课后的作业我们都是按规定在晚自习时做。所以，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几乎没有像现在的孩子那样，背着巨大的书包来回奔波的经历。

午饭后是午休时间，我相信所有的孩子都不爱睡午觉，我也一样。天气较热的时候，下午起床后我们常常可以分到一杯由卫生室的毛护士配制的汽水，（长的稍大些后，大约小学五年级左右吧，我也知道了配制的方法，就是用柠檬酸加上小苏打再加上食用香精和糖精就可以了。）毛护士的化学成绩肯定不是很好，甚至根本没有学过化学，她对各种原料的比例总是不能正确掌握，因此那“汽水”的味道每天都不太相同，通常都没有什么“汽”，有时基本就是带着一些怪味的糖精水。但是，那杯“甜水”对我们这些离家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别说是甜的了，就算是咸的、酸的，总比白开水好吧！给每个同学的“汽水”量由生活老师掌握，就因为我特别不爱睡午觉，所以分得的“汽水”总是比较少的。不仅是“汽水”，我们有时也会分些水果、糖果什么的，每当所分的食物是可以由老师来掌握数量的，象龙眼、荔枝、散装的水果糖什么的，我得到的数量就要少一些。这些事使我特别自卑，总觉得生活老师不喜欢我，因此我也常常躲着她。一个6、7岁的孩子，要在没有关爱的地方呆上6天才能回家，多可怜啊！不过现在看来，一个既不爱睡午觉、吃饭又挑食，总给生活老师添麻烦的孩子，是有些讨嫌！

刚入校那会儿，学校的洗澡堂尚未建成，刚好天气也不冷，于是，每天傍晚，我们都在宿舍后门的那道代替台阶的斜坡上洗澡，洗澡的时候是几个班的生活老师联合作战，流水作业。一个年段四个班，学生有近100人（男女都归这几位老师负责），劳动强度之大是现在的小学老师以及各种保姆们都不能体会的！首先，老师让我们所有人自己把衣服脱光，然后排队走到第一位老师面前，这位老师负责往每一个同学身上浇一到两杯水，弄湿身体；第二位老师负责给同学们抹肥皂（洗衣服的肥皂），然后由我们自己在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胡乱搓抹一番，走到第三位老师的水桶旁，由她往身上浇水冲洗，当然老师也会帮些忙；最后一位老师用毛巾把每一个洗过的人擦干，然后我们自己再穿上干净的衣服。洗澡的最后一步，是我们必须将自己的脏衣服送到一个贴着“一年2班”的大筐子里，最后，帮我们洗完澡的老师们要将这些大筐子送到洗衣房去。

课余的时候我曾和几个好朋友到洗衣房去看洗衣服，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没有洗衣机，我们的衣物也都是棉制品。洗衣房的叔叔阿姨总是先把衣服放在一口巨大的锅里煮着，大概也会加一些“碱”之类的去污用品，然后，抓起几件衣服捆成一把，在一块大石板上拼命地摔打起来，两个洗衣工你一下我一下地，乒乒乓乓地好不热闹。摔打之后的衣服再放到大锅里去，不过不用再煮了，就在自来水龙头下用水冲，最后才由洗衣工将衣服捞起拧干，扔进每个班级固定的箩筐里。洗衣房的外面有一块专门晾晒衣服的场地，每一个班一条长长的铁线上，晾晒着本班学生花花绿绿的衣服，一阵小风吹过，各色衣服随风摇曳，那可能就是校园内最热闹也最美丽的一片风景了。

傍晚的时候，各班的生活老师会收回本班的干净衣服，但她们还有一个艰巨的工作要做：经过高温煮过的衣服，许多当时还比较时髦的塑料纽扣就会变形、破碎，就算是经得起煮的纽扣，还要经受残酷的摔打！于是，老师们就要将这些变形的纽扣换掉，缺漏的补上，常常换得一件衣服上有几种式样、色彩都不同的纽扣，穿上这种衣服的孩子看过去就像没娘的孤儿；经过摔打的衣服不仅纽扣会被摔得不知去向，许多比较破旧的衣服还会裂缝甚至露出大洞，老师们就必须缝好裂缝，给破洞补上补丁。好在我们当时正在旺盛的生长期，个子长的很快，许多损坏的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不是因为破，而是衣服真正的小了！这也助长了洗衣房的叔叔阿姨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摔打着我们的衣服。

每天吃饭前，我们都要在食堂前面列队，唱一首歌然后才能进入食堂，这种情形现在在有部队驻扎的地方还可以看到。而在四十多年前，我们就是这样继承光荣传统的。每当看见这样的场面，或者听见兵们的歌声，我就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童年时就餐前的引亢高歌。

那时我们会唱许多关于军队生活的歌曲，什么《说打就打》、《打靶归来》、《红旗飘飘》等歌曲，我6岁时就唱得炉火纯青。我们的音乐教材是当时总政治部编发的一本《革命歌曲一百首》，字典般大小，里面的歌全是这些。相反，儿童歌曲和抒情歌曲却很少！最抒情的大概就是这本歌本的第100首《十送红军》了！

进了饭堂，还是不能马上吃饭。我们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每8人一桌，看着老师已经分好的菜和已盛好的第一碗饭，再饿再馋也得忍着；因为那时的小学没有每天“国旗下的讲话”，校长都是利用饭前的这个时间做“午餐前的训话”。好容易等到讲完话的校长大声宣布：“开动！”我们全体就餐人员就扯着嗓子一起大声说：“谢—谢—叔—叔—阿—姨！”这才开始吃饭，好象基督徒们领到圣餐后的祷告，只不过我们有些声嘶力竭，不如圣徒们虔诚。吃饭是不许剩下什么的，再不喜欢也不许！吃完了饭，每个人必须把碗盘给老师看过之后，才能送到洗碗池去。如果我的盘中不幸有我最不爱吃的肥肉，我就得在桌上“求”某个男生，帮忙把这些肥肉解决掉，还不能被老师发觉。

说起住宿生的饭食，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学校的有些饭食几乎是传统而固定的，如：周日晚上一定是每人一碗红糖煮的甜稀饭，没有任何佐餐的小菜；每周必有一天中午吃煮粉干或煮面条，用来做配料的，一般是花虼、蚬仔（niu yang）等既便宜又有味的海产品，加上芹菜、包菜等煮不烂的蔬菜，害得我到四十多年后的现在都拒绝吃花虼以及长得很像它的一切海产，对包菜、芹菜的兴趣也不是很大。我想，像我一样的人群一定不少，因为我弟弟也是不吃花虼、niu yang，他不过才住校两年多。

不爱吃粉干的另一个原因很简单：学校外围有一大片农田，农闲的时候，农民会在那里晾晒刚做好的粉干。奇怪的是在粉干未晒干之前，农民并不将它们收回去，有时天降小雨也不收。田野里的许多老鼠就有了好吃的食品，我们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老鼠在粉干上跑来跑去！在我们食堂供应的煮粉干里，就有同学不幸在自己的碗中发现老鼠屎。不知我们吃的粉干是不是校园外田野里晒出来的。

独立生活使我们具备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生活自理。每天早晨，我们整理自己的床铺，被子叠方正，床单铺平整，蚊帐也得扯得整整齐齐，脸盆、毛巾都有固定的位置；周五的下午，提前15分钟起床，用抹布擦自己的床架和床头柜。用毛扫把打扫室内，用竹扫把打扫校园，在玻璃窗上哈上一口气，然后用旧报纸擦能擦得很亮！在10岁以前，我们这些孩子做这些活儿就已经是有模有样、驾轻就熟了。

三、 好孩子

说起来我们的童年生活要比现在的孩子单纯，也正因为这种单纯，也使我们的童年生活无比幸福。学龄前我不认识任何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一个拼音字母，数字勉强可以数到20，还常常分不清“6”和“9”，“3”和“8”；什么爸爸妈妈的姓名、年龄和工作单位，我一概不知，还好我们上小学不必考试，幼儿园大班的全班同学共同升入了一年级，就这样开始上小学了。

我小时候属于特别听话的孩子，老师说的话，特别是班主任老师说的话是绝对的圣旨。老师说：上课要认真听讲！一年级小学生的我思想决不开小差。听老师的话真的很有效果，一年级时我的成绩好极了，语文和算术几乎都是100分。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篇课文是：“爷爷7岁去讨饭，爸爸7岁去逃荒，今年我也7岁了，高高兴兴上学堂。”只是有些不明白，我不是才6岁已经上学了么？为什么要7岁才去上学呢？

因为成绩好，我几乎每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得过许多奖状，也有一些小奖品：一年级时我得到过一本有彩色图画的书《儿童团长郭滴海》，十多页的样子；三年级时得到几支有橡皮头的铅笔；四年级三好学生的奖品是一套绿色的三角板和一块白色的量角器，赛璐珞的，看起来很高级。长大后，我在文具店看到同样的三角板，它的标价是0.07元。

从二年级起，我开始有了最初的“政治”上的追求，少先队组织开始对我们有了很大的诱惑。我们二年2班的第一批少先队员只有3位，我清楚地记着她们的名字：卢莉、孙朝平和薛梅梅。看到她们每天像高年级的同学一样戴着红领巾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真让我羡慕地无以复加。周末回到家里，我曾经拿着姐姐的红领巾在镜子前试着戴了好几次，臭美的不得了，我太想入队了！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入队，只觉得戴着与众不同的红领巾特别神气，再说，老师总是说，只有好的学生才能入队。

五月的一天，下午第二节课后，老师向我们宣布：“将有第二批同学入队，他们是……，请这些同学马上到操场参加入队宣誓”。这次有十来名同学，可气的是居然没有我！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高兴地跑出教室，眼含泪水呆呆地、不无哀怨地看着老师。老师却觉得非常奇怪：“咦！你为什么不去？”我一下子惊呆了，怎么，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老师念漏了？我也顾不得多想，急忙向操场跑去，生怕老师忽然改变主意！

那一天我和一大批二年级各班的同学一起加入了少先队，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帮我戴上了红领巾，我们一起举起右手在队旗下宣誓，从此，我就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了！可在好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有一种“混”进去的感觉。

虽然我基本上可以做到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但还是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上二年级的时候，星期六回家，在妈妈的床头看到一本比较厚的书《高玉宝》，虽然我从未看过一本“大书”，却为里面描述的故事深深吸引，可能是作者高玉宝同志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那种比较浅显直白、通俗易懂的叙事方式比较易于被识字不多的二年级小学生接受吧。拿着那本书我爱不释手，到了该去学校的时候还不愿动身，于是，妈妈恩准我将这本书带到学校去看。

当时的我认字不多，书里的故事为我展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利用课余的时间，我结结巴巴却兴趣盎然地看着，直到上课铃响了也还一直沉浸书中的故事中，我终于在课堂上开了小差。我自以为聪明地把头躲在前排同学的身后，从书包里拿出那本书……我立刻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还没看两页，书就被一只大手席卷而去，“你在干什么？”老师的呵斥把我从迷糊中惊醒，是啊！我怎么了，上课怎么能看别的书呢？也许是老师不愿打断正在兴头上的讲课，也许是老师也很爱看这本书，反正老师当时没有再多说什么，课后也没有找我单独训话，关于《高玉宝》的事情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束了！只是周末回家，为这本书被妈妈一顿臭骂，那是她从单位图书室借的，只好去赔钱了。

等我有能力自己找书看以后，就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文革期间所有的旧书都被封存了，我却一直不知道这本书的结尾，一直感到挺遗憾的。2000年的一天，我到山城永安出差，意外地在书店发现了新版的《高玉宝》，我毫不犹豫地掏钱买回了这本书，这本书薄薄的，十来万字，装潢也一般，仅9.6元钱。回到宾馆，我花了一个多钟头，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终于知道它的结尾了，总算了却了一个久久的心愿！

四、 啊！老师

每一个人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都会遇到许多老师，老师们用心血和汗水，有时也有泪水，浇灌着被称为“花朵”的学生。古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说学生对老师应该有对父母亲般的尊重和孝敬。

我至今清楚地记着许多小学老师的名字和模样。我们一年2班的班主任是刘瑞英老师，是位个子小小的福州人，亲切温柔的样子使刚入学的一年级我们感到特别温暖和稳定；二年2班的班主任叫林淑贞，两条长长的辫子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有被她席卷而去的《高玉宝》；三年2班的老师毛璧玉是云南人，她常常穿些比较独特、但我们都觉得很好看的衣服，我还曾经听到几位生活老师在悄悄地议论她的着装。毛老师在新年联欢会上跳过一个傣族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优美的旋律和舞姿，使童年的我们对那个遥远而美丽的云南有了深深地期盼和向往；五年级全年段只有一个班，班主任是黄新渊老师，因为在文革期间，大家对老师都没有太多的亲近，再因为我们也将进入青春期，叛逆的心理和行为与日俱增，对一切来自父母、老师甚至所有大人的教导都一概视为必须打破的清规戒律，所以，对这位老师的印象仅仅是她挺严厉的；六年级我被分配到六年1班，因为五年级的黄老师觉得我的“叛逆”格外明显，她是六年2班的班主任，于是我就被分配到六年1班，由我小学阶段唯一遇到的男老师—舒镇老师管教。

其实，小学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缪老师和温老师。

缪淑老师是四年2班的班主任，她的身材矮矮的，胖胖的，说话短促而有力，很精干的样子。缪老师对学生比较严厉，严师出高徒嘛！当时我们已经都十一、二岁了，越来越不服管教的倾向逐渐冒头，长期的独立生活使每个人的独立意识提早觉醒，来自老师的严厉管教特别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逆反又特别容易遭至更加严厉的管教。管教和逆反，独立和严厉就这样充斥着我的四年级。

那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挺倒霉了，一直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有一天我的同桌吴威在上课时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时没听清楚，多问了一句，没想到吴威平时讲话还可以，一着急就会口吃，看着他抓耳挠腮面红耳赤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的样子，我感到特别好笑。这时候，缪老师严厉地命令我们两人站起来，不容分辩地让我们两人站着上课，足足站了一节课。这件事让我感到很丢脸，被命令站着上课的多半是调皮捣蛋的男生，我可是多年的“好学生”啊！再说“同案犯”吴威也是班干部，几乎没有前科，用这样的方式处罚我们，真的是很受伤的。

还有一天中午午睡时，我又故态复萌在被窝里看起了书，不知为什么缪老师会到寝室巡逻，在众多的床位中发现了我的与众不同，于是立刻把我揪了出来。当时我因为眼睛近视已经戴上了眼镜，成为全校三个“眼镜”之一，缪老师说：“你这是自掘坟墓，是自杀，要让自己成为瞎子吗？”这话今天看来一点儿都没错，可当时的我是又羞又气啊，好几天都不敢面视她。

四年级我们开始写作文了，刚开始我写的作文很可笑，成绩就不是很好，听老师在班上念其他同学的作文，我常常会自惭形秽。记得有一次念的是彭照榕的作文，其中有好几个成语，把我佩服得不得了。由于缪老师是教语文的，于是在缪老师面前我总觉得抬不起头来。眼看就要到六一节，又是评选三好学生的时候了，看来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而今年的三好生奖品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价值7分钱的三角板和9分钱的量角器，我心仪已久的奖品却有可能拿不到，真郁闷啊！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缪老师突然因事请假回了老家，班主任一职由教数学的温辉老师代理。

从三年级起温老师就教我们数学，由于不是班主任，就少了一些威严，作为学生的我们，对她也就少了心理上的距离和服从。和蔼的温老师就像邻家大妈一样和我们和睦相处（事实上，温老师的确就住在我家附近，真的是邻家大妈）。在上温老师的课时，我绝对不会开小差，老师讲的课也基本上是听一遍就能听懂，加上老师有时会在上课时要求我们用另外的几种方法来解应用题，碰巧在最初的几次都是我先被提问并正确解答的，于是，我受到温老师的多次口头嘉奖。其实孩子的心都是很敏感的，他们一般都能准确地捕捉到他人、特别是老师对自己的判断和态度，而孩子的自信心是需要用鼓励来激发的。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事实，许多成功人士都不会忘记来自家长、老师的肯定和表扬，孩子的心极其脆弱，打击受伤后往往不会自己坚强起来，他们遭受打击后最容易选择的对付方法就是“破罐子破摔”。因此，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方法还是发现他的长处，以表扬为主，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我就是这样，由于受温老师的表扬较多，我在温老师的课上显得格外放松和积极，思想活跃，不开小差，认真听讲，积极发言，以此换来更多的表扬和肯定。这样的结果是形成了良性的循环，我获得的表扬越来越多，我的成绩越来越好，我的自觉性越来越高，总之，我越来越喜欢上温老师的数学课，每次月考以上的考试几乎都是100分，即使是全班有十来个人考100分，温老师也总是把我的考卷放在第一张，宣布成绩时第一个念我的名字。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在同学中的威信日益增高，我的自信心也在慢慢地转化成浮躁和骄傲。好在当时的我在老师不断的鼓励下，对上课的内容，课后的作业，考试的试题还是比较认真的，这样的成绩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以至于我一直认为自己有数学的天赋。

在温老师带职班主任的那个难忘的“六一”，我又如愿以偿地荣获“三好学生”称号。这次“三好生”的意义真的是很重大的，除了那个诱人的奖品外。还因为这是我们的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评选，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一切规章和制度，也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从此，就再也没有评选什么三好生了。

其实，小学的数学（我们那时叫算术）是很简单的，只要稍微认真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获得100分的其实每次都不止我一个。平时我很爱看课外书，却不知道语文的基础正是这样在大量的阅读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地扎根下来。虽然当时的作文成绩不理想，字迹潦草不正规等缺点，直接影响了我的语文成绩，而语文成绩的好坏又直接地影响到了我的自尊心。这使我的性格具有严重的双重性：我在缪老师面前自惭形秽，低调做人，并且时时想如何“蒙混过关”；而在温老师面前原形毕露，甚至有些放肆，有些趾高气昂。那时我的心理严重偏科，只是因为小学课程毕竟简单，从成绩上看暂且还不明显，没有引起老师、家长甚至我自己的重视。而正因为内心的对缪老师的惶恐，加上记忆力还算不错，我对语文并不敢放松，认真听讲，认真温习，就是一时还不能做到学以致用。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其实我还是语文偏好一些后我才顿悟：语文学得好才能对所有的功课有所理解，而学好小学算术实在不能算是“天才”。正因为我的语文基础较好，对算术中出现的应用题能正确地理解其意义，才会对让许多小学生不喜欢的应用题得心应手，而计算部分，只要认真就可以了。因此，我应该心存感谢的不仅是温老师，还应该有缪老师！她在我的骄傲中敲打我，在我的浮躁中冷却我，在我的志得意满中警醒我，让我学会低调做人，学会正确看待自己也正确看待他人。

五、犯规之后

小时候的我们因为都是住校，所以无师自通的掌握了许多生存的技能，学会了许多与人交往的本领。和兄弟姐妹相比，每天同吃同住的同学，似乎更亲密些；和来自手足之间的亲情相比，我们更在乎同学之间的友谊。朋友这个称呼，对我们每个独立生活的孩子都有着很特殊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在学校住宿的日子里，该有多寂寞啊！从宿舍走到教室，从教室走到食堂，下午课后、晚饭后的休闲时间，如果你总是一个人独往独来，那心理一定会有问题，因为我们在校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还好我较早地就悟到了这一点，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拥有了很多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我又知道了，其实每天朝夕相处的朋友不必太多，三、五个足矣。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学校已经交给地方教育局管辖，老师们的身份已不是部队的在编职工，而是有教育局统一调配的正式教师。许多家住在较远地方如政治部、工程兵等单位的孩子都转到离家较近的学校上学了，而家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也改为了“走读”，像我这样家又住得远，父母亲工作又比较忙的，虽说还可以继续住校，但人数已经少之又少了。白天上课每个年段只剩下2个班（原为4个班），每个班不到30个人，真正的小班化教学，难怪那时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而我们住校的人就更少了，我们四、五两个年级的女生住在一间大房间里，大约20来个人。管理生活的老师似乎也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自由了许多，同时也放肆了许多。

一天下午，比较早就放学了。我们几个住校的同学（一平、高苏榕、卢科莉和我）相约了到学校背后的小山上去玩。小山的这边属我们学校，山的背后属于附近的一个村子。老乡们在山背后种了许多地瓜，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郁郁葱葱的地瓜藤布满了大片的山坡。但有几块地瓜垄上却光秃秃的，没有一点植物的影子。卢科莉很肯定同时很“权威”地说：“这是已经收获过了的地，我们来再挖一下，可以找到农民遗漏的小地瓜”。于是我们就在一块地边用手挖掘起来，嗨！真奇怪，我们挖到一大兜的地瓜，七、八个硕大的地瓜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太令人高兴了！这些农民怎么这样粗心啊？……且慢，这块地果然已经收获过吗？卢科莉坚决地说：收获过的地里都这样！看她说的那么不容质疑，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她呢？再说我们已经被眼前的地瓜所深深地吸引着，即使谁有一点怀疑，此刻也是宁可相信一个谎言，也不愿放弃了。我们把地瓜上的土磕掉，分装在每个人的裤兜里，返回学校。

我们很幸运，路上没有遇到一个老乡，到宿舍也没有遇到一个老师。我们的战利品装了满满一脸盆，洗干净以后，削了皮还真好吃，甜丝丝，脆生生，住校的孩子能吃到这样的美味还会想什么呢？

我们肯定是太得意了，晚上睡觉时，我们把两张床并在一起，两顶蚊帐中间用夹子夹好，俨然是一间小小的房屋，还挺温馨的。我们几个就盘腿坐在“小屋”中，用削铅笔的小刀削着地瓜皮大快朵颐，放肆而嚣张的声音洋溢在宿舍里，又招来了若干名同学。这下可热闹了，奇怪的是生活老师那会儿上哪儿去了？没人管的我们大方地把地瓜切成小块，慷慨地分给参加进来的同学，每个尝到地瓜的同学都赞不绝口，大家还约好明天放学再去……正在此时，一声大喝，我们的小屋房顶被掀掉了，校长满脸愤怒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她大声地斥责我们破坏纪律，又不容分说地认定我们的地瓜是偷来的，吓得我们几乎跪地求饶。在七嘴八舌的辩解中，校长居然网开一面，同意我们“误将未收获的地当作已收获的地”的说法，但又命令我们必须去认错并做经济赔偿，否则……

可不能“否则……”，张扬出去我们将无地自容，告诉家长更是灭顶之灾，校长的样子决不是危言耸听！乱了方寸的我们只能同意校长的安排。

可是，去哪里找人做检讨呢？又用什么样的理由找来钱做经济赔偿呢？这真是一件令人发愁的事情！还是卢科莉和高苏榕比较有办法，她们居然问到了山后那个村长的家，还打听到当时地瓜的市价是0.02元 / 斤，据校长估计，我们挖来的地瓜大约有五、六斤，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筹集1角2分钱来做赔偿。在当时，我们真正的是身无分文，1角2分钱也是巨款。好在我们有四个人，每个人只需要出3分钱，约好下周一交来，至于如何回家“骗”来这3分钱，就要看每个人的造化了。

那时候的我还没学会说谎，对到父母亲面前去讲清楚这件事惶恐不安，“偷地瓜”毕竟是一件太不光彩的事，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我是想都不敢想。那个星期后来的几天真是难熬啊！我们四个人常常聚在一起愁肠百结，真希望自己是孤儿啊！孤儿遇到这样的事不是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了吗？

接下来的几天我如坐针毡，一直想不出好办法。周六回到家也是惴惴不安。好在由于子女多，在难得的星期天里，父母亲要解决的家务事太多，谁都没有发现我的不正常。周日下午，要回学校了，再没有时间思索对策了，我只好说学校要组织我们到西湖游玩，需要交3分钱。由于时间很紧，妈妈似乎一点儿都没怀疑就给了我3分钱。第一次的谎言就这样得逞了。

周一下午课后，我们四人按照计划写了一张检讨书，用一张信封装好，并装上1角2分钱，来到早已打探好的生产队长家，将信封交给队长。当队长在疑惑中接过信封，正要打开之时，也不知是谁带头，我们突然掉头就跑，越跑越惊慌，比起那天“偷”地瓜要惊恐的多，一直跑到学校内才停下来，往后一看，根本就没有追兵！可不是嘛，那块地到底是谁的？地瓜少了他们知道吗？队长白得了1角2 分钱，他还追什么呢！

这件事总算是过去了，虽说是有惊无险，但我们真的是再也不敢再犯规了！后来卢科莉和高苏榕又有了一次到农民的菜地里摘西红柿的“犯规”，这一次她们很不幸地被当场抓获，学校不得不将她们的“事迹”张榜公布于众，吓得她们俩都不敢去食堂吃饭，在那个充满正义和道德的环境中，像这样犯规的同学真的是无地自容的，到处都有指指点点的嘲笑，到处都有义正词严的批判。我暗暗地在心里感到庆幸，还好这次没我！还好上次我们没有被抓！

不管怎样，我还是有些“同情”她们，我和一平每餐都要想办法从食堂带些馒头回宿舍，中午吃米饭没有馒头，我们就会到伙房趁大师傅不注意，到蒸笼里“偷”些早晨的剩馒头，还好从未失手。在她俩最难堪的那几天，都是我和一平给他们提供馒头的，也不知她们吃饱了没有。

童年的友谊单纯而直接，我们相互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很多的原则和正义。在和老师的冲突中，学生就是一条战线的战友；在和其他班级同学的争斗中，本班同学就会立刻团结起来；在经常一起的玩伴遇到为难的事时，像我们这样可笑的帮助，就成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见证。我们此时不需要坚持原则，原始的“义气”使我们离家的童年生活有了许多温暖，有了许多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