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词《放言五首》（其一）赏析

【导语】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下面就和本站一起来了解下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一），欢迎阅读！

　　《放言五首》（其一）

　　唐•白居易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赏析】

　　人常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耳听为虚”，未必，“眼见为实”，也不然。

　　对于人来说，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看，所以人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和事情都极其信任，很少会持怀疑态度。这里，诗人敢于打破常人的思维，认为世事变化，云诡波谲，真真假假，实难通过简单的眼观来辨别。为了证明这个论点，诗人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举出了萤火虫和荷叶水珠的例子——“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这两句意思是说，夜晚草丛里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明晃晃的亮晶晶的，像一团小小的火星子，事实上呢？萤火虫身上虽然能发出光亮，然而那只是荧光，并不是真的火光，表象一样，实质不同；夏天池塘里荷叶青圆，上面时有圆滚滚的璀璨的水珠，看起来像是珍贵的珍珠一样，其实也并不是。诗人以萤光并非火，露滴不是珠，来比喻人世间的某些假象，并告诫人们不要为假象所蒙蔽，而要从本质上去看问题，或者说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出本质。这两句诗，论据有力，具有很强的情感色彩，讥讽了那些有名无实言行不一的小人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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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