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名言道德准则星空】孔子和康德智慧的奇特之处：真正的自由是一种自律！

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想干什么就什么都不用做。(约翰肯尼迪)。

——康德

中国古代哲学中没有明确提出“自由”的概念，但从很多先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古人对这个概念的探索，先哲们对自由的思想观念能够很好地诠释现代社会的自由精神，使他们更好地理解自由的内涵。

康德哲学中也非常重视自由，康德哲学是如何定义自由的？康德哲学又是如何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的自由概念融合在一起的？跟随哲学诗化，迅速进入今天的议题——强德论自由。

“自由”在哲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西方世界开始从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那里探讨人的自由问题。到了近现代，西方在人文、物理学上对自由的讨论不断，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和加强。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派，同时也影响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其他领域，成为现代政治制度和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和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创始人，在伦理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和深刻的见解。“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是道德律令的可能基础。他说：“我越想越神奇，心里也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星和我心中的道德准则。”他们向我证明上帝在我头上，在我心里。" "

一般来说，传统中国思想中很少明确提到“自由”这个概念，但事实上“自由”一词并不罕见。士气中出现了“马贫富自由，不被剥夺”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每个时代“自由”一词的含义都有一些差异。例如，在佛教中，可以指修行上的顺畅。道教可以成为过分欲望回归真实的境界。诗中可以指不任性纠缠的感情追求。尽管有这些细微的差别，但一般来说，人们将“自由”视为自我满足的事情，具有解放人生的意义。

1、佛教的般若波罗蜜。

一般很少把佛教思想和自由联系起来，但从佛教思想的基本观念来看，其最终诉求可以说是自由。佛教认为人生在世，有泄漏就苦，世间万物受因果率的支配。这和佛教的“世界观”有关，佛教思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而不是“自我性”。所有的“奖”都是在“人”、“风筝”的作用下产生、发展、消亡、重新聚集的。万物的生灭，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由因果律的支配引起的，但宇宙万物中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受这种规律的支配，因此有着与“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无法摆脱的“轮回”。

对此，佛教认为，只有摆脱“因果”的支配，脱离轮回，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最终涅槃才能达到彼岸世界。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摆脱外在自然规律的支配本身就是自由的诉求，对自由的这种认识非常深刻。但是怎样才能摆脱因果统治呢？当然，不同教派的修行方法不同，但晚法归宗、方向一致。佛教各宗派最终要获得智慧，看穿红尘，看到一切空洞的现象，到达彼岸，即“般若波罗蜜”。

什么叫般若波罗蜜？怎样才能获得班雅的智慧？

“般若”是大智慧，“波罗美”走向彼岸。这里，对面的世界摆脱了因果关系，是一个清净的世界。(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那么，如何获得这种“般若”智慧呢？佛教各宗派如何通往智慧大门的道路上有不同的法门，即所谓的“非法三千”。比如大乘佛教，就是通过先行者，从慈爱中唤起菩提心，也就是智慧之心，走向彼岸。(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史记》)禅宗通过禅宗和酒吧喝的形式“明心见性”，领悟到了非法的妙处，到达了另一边。但是，不管哪个教派获得智慧的方式不同，最终目的都是一样的。要摆脱因果束缚，摆脱6度，摆脱轮回。(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因此，佛教思想的最终目标可以说是对自由的追求。

佛教的这种思想很高明，但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完全达到。康德说：“自己只是感知，从感官的情感来看，人属于感官的世界。”不通过感觉直接到达意识，从他纯粹的能动性来看，人属于理智世界。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属于“感觉世界”，人的理性在于“理智世界”。那么，在“感觉世界”中的人的身体能达到“自由”吗？康德认为，人的肉体作为现象世界的一部分，应该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人类肉体不能被抛弃，人类面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因此无法避免因果法的统治。因此，从人是不能抛弃的肉体这一点来看，人类不可能自由。人的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属于“必然世界”，自由只能属于精神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道教和儒教对自由的追求可能与康德的自由理念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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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子的不待。

庄子的思想有着明显的自由倾向，不过，庄子的自由观念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他在《逍遥游》中对大鹏展翅万里、列子御风飞行的描写，充满瑰丽的想象，有着浓重的自由色彩，但庄子对自由的追求却显然不止于这些。“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庄子·逍遥游》）列子能够御风而行，大鹏扇一扇翅膀就可以飞几万里，在普通人看来已经算是自由自在了，但在庄子看来，这仍然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无论是大鹏还是列子“犹有所待者也”。大鹏要起飞就需要有翅膀；列子想要遨游四方就必须乘风才能如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自由”是有条件的。有条件就意味着有限制，有限制就意味着这些其实都并不是真正的自由。

庄子所追求的正是“无待”，亦即在事实上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和限制。更进一步，庄子认为，“无待”还不够，仅仅抛开外在的限制还不够，真正的自由甚至还应该将自身也抛开，也就是“无己”。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样，外在与内在的条件限制全部被消除掉，也就是逻辑上不需要依赖任何条件，这才是庄子所追求的真正自由。

如何才能做到绝对的自由？

庄子认为要通过“坐忘”来彻底忘掉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自我。庄子借颜回之口来阐述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这样才能成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庄子·大宗师》）的“真人”。“聪明”是指耳目见闻之知，因此“堕肢体”即离形，“黜聪明”即去知，二者都是要求摒弃经验性的认识。肢体所触、耳目所见、所闻，这些经验性的认识都是虚假不实的，并非“真知”，这些来自感官所获取的知识甚至是妨碍获得“真知”的障碍。所以，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就要“去蔽”，亦即抛开感官认识对真知的障碍。

对此，庄子主张，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离形去知，得到真正的知识，这样才能自由。因为真正的知识，也就是关于“道”的知识，符合于道，才能做到真正的“逍遥游”。

可见，庄子的自由，首先是建立在对经验认知的拒斥之上的，这一点与康德的见解颇有相通之处。康德认为“自由”并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亦即自由是无法在现象世界中被经验到的，所以对自由概念根本不应该做经验性的断言。也就是说，“自由是存在的或不存在的”、“自由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没有答案的，甚至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试图对一个“超验”概念进行经验性的探讨，如果我们对超验的概念试图进行经验性的事实判定，将会导致“二律背反”。所以，从康德的哲学角度来理解，“自由”是一个超验的概念，它既不能以感性经验来说明，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所以我们不可能对自由进行任何经验性的判断。如果我们用经验去定义自由，就会出现各种难以自圆其说的错误。

不过，在如何达到自由这个问题上，庄子主张通过主观上的“忘”来摆脱内在与外在的条件和限制，然后“无待”、“无己”，他认为作为认识主体，人们在主观上“忘”掉条件、限制就能在客观上真的去掉条件和限制，但这显然是一种主观唯心的认识，事实上也是没有可能的，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

3，孔子的从心所欲。

从孔子的思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由的迹象，但这不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说的。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七十岁之后，遵从“心”之所欲，就可以做到“不逾矩”。也就是说，“心之所欲”与礼法的条条框框的“矩”是可以吻合的，那么在这种境界下，遵从礼法的“矩”也正是遵从“心之所欲”了，那么按照礼的规矩行为也就完全是自由的了。当然，“礼”是不可能完全合乎于“心”的，周礼尽管是在周公时才算是最终制定完善的，但实际上从其内容上来说，周礼是延续了周人的传统政治习俗，当然也有借鉴商代政治传统的地方，“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可见周礼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延续传统，而非理性的创造。但无疑周礼的基本精神体现了孔子所推崇的“仁”，因此孔子以“心之所欲”外化为周礼的“矩”也是有道理的。

孔子的这种自由观念与庄子就完全不同，在庄子那里“自由”意味着不依赖于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条件、不受一切内在或外在因素的限制，是不要任何束缚；而孔子的这种自由却是有“束缚”的，只有符合“礼”的限制、约束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符合“礼”的规矩的约束才是真正符合内心要求的，是一种秩序下的自由或有序的自由。这一点即使对于近现代的自由学说仍然是极为深刻的见解，对现代社会也仍然有极为重要启迪意义。

4，康德自由观与孔子自由思想的相通

康德认为，自由在于自律，也就是理性的存在者能够为自己立法，同时又按这种立法去行为，去做事，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逾矩。遵从于自己所立的“矩”，也就是自由。

康德说：“我认为自己作为理智认识者，是意志自律的主体，是理性的主体，这理性在自由观念中包含着知性世界的规律。”康德的自由是落实在伦理层面的实践上的，体现在理性的存在者对于自身的自我支配上，即理性的存在者对自身订立规则，并按规则行为，即意志自律。康德理解的自由层次极高，带有极强的道德法则，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当你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无独有偶，孔子的伦理学也正是这样一种“自律”的伦理学，例如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是人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不应是出于外在的影响。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可以说孔子的仁完全取决于主体的意志、动机。

孔子还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说明孔子深刻的意识到，道德必须是自律的，完全靠”礼“的外在约束而没有内在的认同是无法达到“仁”的，而如果人不是发自内心的认同道德，那么事实上也是无法有效地以”礼“来约束的。

那么，为什么孔子的伦理学说会体现出这种自律自由的色彩呢？真正的原因在于孔子伦理学说的根基并非源于经验，而是源于“理性”。而这种先天的、主体性的理性伦理学正是自由的体现。

同样，西方的康德哲学也是如此认为，康德认为自由就意味着自律，一个人如果在外在行为和内在道德上做到了自律，他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为自己订立正确做人做事的规则，然后，按照这种自我订立的规则去做事，就是自律，而自律就是真正的自由，所以说孔子的自由观是最具有现代价值的。而康德的内心的道德和头顶的星空，也保证了其成为一个精神自由的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者。

两人虽处的时代不同，经历也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却是相通的，这就是孔子与康德智慧交叉点，即都认为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条件的，是一种带有理性的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