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传染病的名言】古代中国每四年发生一次传染病，如何预防？

古人非常重视顺应季节预防站灾害，关注疾病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重视环境管理，切断了传染源。

古代中国明确区分疾病和传染病，没有传染性的疾病被称为疾病，流行性传染病被称为传染病或疥疮。殷河甲骨文已有“疟疾”、“病年”等记录，“记忆”一词见于《尚书》 《山海经》和《左传》。

从公元前770年到清网的2681年中，明确记载的传染病年共发生669年，即平均每4年发生一次。具体来说，各代传染病发生的概率在清朝几乎为82%，明朝为61%，元朝和南宋约为33%，魏晋南北朝和北宋约为20%，传染病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其中魏晋南北朝到了第一旺季，从南宋到明清进入了第二旺季。(孔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包括《地理学报》 2003年第6期)

就传染病的发生时间、周期和地区而言，魏晋南北朝约41%的传染病发生在夏季，秋季较少。宋代把春河作为传染病高发季节。大、中、特大传染病在公元前100年发生一次，公元后几十年发生一次，十几年发生一次，从12世纪到15世纪大约6 ~ 7年发生一次。从16世纪到18世纪，两三年见一次面。清末几乎一年见一次面。其中包括华东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江苏、湖北、江西、安徽、湖南。黄河中下游地区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发生较多，约占历史波段发生的四分之三。(孙冠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包括《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4年第6期)

传染病一般发生在水、干旱、虫、地震等自然灾害之后，或由季节失衡或战争引起，没有记录与狩猎野味爆发类似的大流行病。古人长期认为这是逆神的恶作剧，或者是阴阳的丧失造成的。到了宋代，兵器才爆发传染病，明代的吴流星认为传染病是自私的感觉，1642年编纂的《温疫论》指出了传染途径(空气感染)、感染(接触感染)。

中国古代传染病的预防与管理

瘟疫又名“温带”，与季节有关，《礼记月令》总结了“孟春行秋令”，称之为民兵。季春行夏令，民多病。盛夏行秋令，老百姓得了传染病。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曹植《说疫气》认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是“阴阳失位、汉书错时的苦役”，唐代以后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认为瘟疫与五云六纪变化异常相关，因此金、木、水、火、

因此，船民非常重视顺应季节预防站灾害，通过纸船发送DISTETEPER等民俗虫，加强对预防的重视。北宋甚至要求官员严格按照季节就职。景德四年(1007年)4月，宋信宗早就颁布了“岭南馆走时，避免炎症”的法令。大众商部元年(1008年)进一步规定乐器严重地区的官员按“两年一代”继任。(含汉《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历史借鉴》、《人民论坛》 2013年第13期)

预防站灾害要从饮食生活开始。陈仁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认为：“所以得霍乱的人吃更多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是预防的关键。东汉王忠《论衡累害篇》早就注意到，在饮食卫生方面，鼠类会传染传染病，王忠《金匮要略》指出：“老鼠与米饭有牵连，捐款不吃。”捐赠米饭的味道，不与他人玷污的人是菌，用老鼠伤害，放弃，不进行防御。(莎士比亚。)。“为了确保食物和食物的安全，历代都有‘迎接猫’的记录。祈祷猫神消灭鼠害，训练老鼠狼或老鼠狗消灭老鼠。

同样在东汉之际，张仲景的《千金要方》指出了容易感染疾病的食物。“六畜者自死，全部死于传染病，有毒，不能吃。传染病死牛，或眼睛红色、黄色、食物禁忌。”当代孙思宇的《治疫全书》建议采用熏制法、向水井投入药物等消毒。青人熊立品的《琐碎录》建议：“不要靠近患者的病床，不要污染肮脏的东西。”不要碰死尸棺材，那臭气；不要吃生病的家的食物。不要捡死人的衣服。" "

古人还注意到传染病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重视环境管理，切断了传染源。宋仁云赫《朱文公文集吴公神道碑》建议：“沟渠疏浚，房屋干净，不脏，不生瘟疫。”南宋干线也是两年(1166年)，隆兴分公司吴婉认为：“沟t恤不通，不漏气，传染病生疏。”紧急生活疏浚，人们为了生活要凉快。单击(《封诊式》)

中国古代传染病报告与处置

(一)传染病报告

历代帝王至今没有对传染病掉以轻心。赞浩地天津《续资治通鉴》提供了秦代报告传染病的线索。“Mori的战甲锐人士5(吴)C说：‘可疑，易。’。”这不仅是秦国确立了详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还要求基层及时报告传染病。

传染病申报制度到宋代已经非常完善了。黄禹四年(1052年)正月，全国零瘟疫流行，宋仁宗说：“但是地方申报极少，仅仅三天后又发布了会规。”一封顶死得失策者少，岂不是因为口齿不清而造成的？“其下之门、银大师、邓文丽检查员、演奏家、玄请愿及臣票稀疏，动辄挡不住。”(《法律问答》卷173)皇帝对传染病的重视可见一斑。

(b)隔离治疗

传染病发生后隔离是最基本、最直接的预防方法。秦国已将隔离纳入法律实践的考虑。例如，赞浩杂志真题010-30000年：“监察员有罪，正杀”。正杀还在吗？生丁杀手的那个。或者活埋，生梅的二日。“被科学防疫手段限制的无奈行为，只能杀死患者。

对尚未定罪但可能被判重罪的嫌疑人感染麻风病(OM)、被送到“OMO”执行隔离、正杀或简单残忍的地方；或者(移动)被欧姆杀死的时候。单击“对于轻犯，隔离刑罚。”“星团，鬼工资单，可以争论吗？什么时候(以前)来。”秦朝的防疫法已经落实到罪犯一级，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隔离。条件恶化，只能杀戮和活埋。

秦

汉之际还有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传染病“毒言”，爰书记录显示：“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五（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讯丙，辞曰：‘外大母同里丁坐有宁毒言，以卅余岁时（迁）。丙家节（即）有祠，……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桮（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不同患者如有日常接触，患者也当自动隔离，这说明秦代已经在基层普及和贯彻了隔离之法。

汉承秦制，且开始主动施药干预疫情，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即专门腾空舍第隔离患者，集中治疗。

疫灾高峰期的魏晋更是设计了许多理性的防疫机制，达官贵胄皆要隔离防疫，即便有碍日常政务运转。京师甚至可以“废朝”。《晋书·王彪之传》载东晋“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

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无不染。若以之不复入宫，则直侍顿阙，王者宫省空矣。’朝廷从之。”在疫情频发之际，隔离已经成为定制，然对确实关乎帝国运转的直侍则可例外，这是不得已的铤而走险。对于严重者还可启动快速通道，“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张鹏一：《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太子也主动参与隔离抗疫的斗争，《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载萧齐太子长懋“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在疫情暴发期，六疾馆可以成为类似“方舱医院”的隔离之所。

隋唐主动防疫的体系更加健全，中央设太医署主管医政，包括疫情防控，每年根据时令准备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与疫苗和药物研发有些类似。地方则更不落后，贞观三年（629年）令诸州治医学，开元十一年（723年）更具体要求诸州各置医学博士一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甚至详细到各州按人口比例配置医生，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20人，万户以下置12人，“各于当界巡疗。”（《唐会要·考下·医术》）大量的官办养病机构如病坊在宋代涌现，可作临时隔离之所。

例如熙宁九年（1076年）赵汴治下的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越州赵公救灾记》）同年，朝廷设立太医局卖药所，下设和剂局和惠民局。和剂局统一生产药品并定价，谨防假冒和囤积；惠民局则在疫期无偿施药。（王宏治：《中国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5期》）

遍布各地的医疗机构需要延用唐玄宗的医生配置之策，否则无法运转，这依赖于雄厚的财力。为了削减预算，元代便按照诸色户计之法设立医户，免费诊治。自此之后，除了药局之外官方医疗机构开始萎缩，民间医疗慈善兴起，在疫情防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

军队作战时更易发生瘟疫，晚唐五代的军队已配备军医，并常备防疫药品。但因资源有限，医技一般，将军面对疫情也手足无措，且军中很难实行隔离，多半直接杀死患病者，例如后唐将领氏叔琮要求“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只能瞒报，“皆言无恙”。（《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

对于疫死者，官府一般掩埋（深埋）或火葬，朝廷赐死者棺器盛殓或者放发棺殓费。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宋代以度牒为奖励招募僧人掩埋尸体。北宋末年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以掩埋无主尸体，此后一直沿用此法。隔离之法在民间日常多有强调。例如明代萧大亨《夷俗记》建议：“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 清代陈耕道《疫莎草》指出“家有疫痧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病者为传染，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弟发痧而使兄他居之为妙乎！”

（三）巡诊施药

自汉代起，官方就有派遣医官巡诊，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施药，这几乎成为抗疫的惯例。东汉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后汉书·光武纪》）即从中央直接派太医到地方巡诊，直接派发药品。建武十四年（38年）会稽再次发生大疫，死者万数，太守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后汉书·钟离意传》）父母官置生死不顾而独自深入疫区实属难得。

史上多有感染而亡的官员，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司马朗“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三国志·司马朗传》）疫灾频发的南宋都城临安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夏和二十六年（1156年）夏两次发生疫情，十六年夏“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二十六年夏“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宋史·五行志》）

除了“柴胡制药”外，朝廷会直接给出药方指导防疫。同时，亦采“以毒攻毒”的中医防疫理念，最典型如治疗天花。明末清初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获得免疫力，称为人痘接种术。

康熙曾下令“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庭训格言·六十》）又据清代俞正燮《癸巳存稿》载：“国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内城民人痘疹迁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可见康熙对天花疫灾防控之力度。

18世纪末谢清高《海录》回忆道：“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清代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随着抗疫经验的积累以及中西医学的交流发展，清中后期出现了防疫的系统方案，防治鼠疫有《鼠疫约编》《鼠疫汇编》，防猩红热有《烂喉丹痧辑要》，防霍乱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

与医疗救治相配套的是，皇帝会减免赋税，或录囚大赦天下，或祷告斋戒祈福，可谓既问苍生又问鬼神。典型的如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下诏曰：“自诸道水旱害天，疫疾相断，宵旰罪已，兴寝疚怀。……其诸道应灾荒处疾疫之家，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死一半已上者，与减一半本户税。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全唐文·文宗四》）官府为保证疫区生活，更会开仓放粮、调配物质救助。朝廷则缩减开支，杜绝行乐，过紧日子以抗疫。

古代防疫机制的变革与启示

（一）传统防控机制的变革

传统防控机制在北宋出现第一次变革，庆历八年（1048年）暴发疫灾，名臣富弼认为此前“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传统集中隔离之法反而造成了二次感染，并且因施粥不济，配套不当，实为害人。

于是，他大胆变革：“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宋史·富弼传》）

富弼除了号召全民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好生犒劳其抗疫。另外，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王瑞来：《宋代地方官的救灾防疫》，载《文汇报》2020年2月9日）这一赈灾之举可谓简便周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克时艰”，此后“天下传以为式”，是为传统防疫机制的第一次变革。

晚近则引入了西医革新抗疫之法。1910年11月东北地区暴发黑死病，伍连德博士首先追踪病源，亲赴疫区解剖死尸，然后大胆提出了肺鼠疫的病原，最后迅速采取建立隔离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尸体等，仅用4个月便成功扑灭了波及五省造成6万余人死亡的大疫。

1911年4月，即将覆灭的清廷在奉天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推介抗疫经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是为传统防疫机制的第二次变革。

（二）未来一体化防疫之道

金代名医张从正认为，世道人心与药物抗疫密切相关：“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治平之时，虽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药治之，亦能取效。缘治平之时，其民夷静，故虽以热攻热，亦少后患。至于扰攘之时，其民劳苦，不可遽用大毒、大热之药。……盖扰攘之时，政令烦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伯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哉？”（《儒门事亲·疟非脾寒及鬼神辩四》）

他甚至认为“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即官府的苛疾常导致疾疫难治。就此推演，官府的迅及应对完全可以有效防控疫灾，尤其能在民众心理上产生积极效果。

魏丕信即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在瘟疫救治和善后上迟钝疏忽，才导致瘟疫失治。（【法】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徐建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因统治阶级决策失误，或暴敛贪婪导致的“人祸”比“天灾”更具有破坏力。

例如金代天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朝廷自身难保，未能有效应对，出现“寻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的乱象。可见，人才是抗疫的关键。

因此，包括帝王在内的官僚群体常会借疫灾反思执政之弊，民众更会借助宗教忏悔罪过。在科技昌明的当下，以寻找病原、控制宿主、研发药物为中心的治标之策固然重要，但古人反求诸己的态度更为关键，“人定胜天”之“人”才是抗疫的治本之法。古今除了探寻科学防控机制外，皆需反思国家治理和社会行动之改善，才能有效防控疫灾。

宋人洪迈《夷坚丁志》载士人管枢密“遇大鬼数辈，形貌狞恶。叱问之，对曰：我等疫鬼也。岁首之日，当行病于人间。管曰：吾家有之乎？曰：无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积德；或门户将兴；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则我不能入，家无疫患。遂不见。”在宋人眼里，积德行善、光耀门楣或善待动物皆是有效防控疫灾良策。

当下，人类同动物接触密切加之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为动物性传染疾病提供了新的机会，人口增加以及国际经贸和旅行的频繁，这些因素让食源性疫灾频发且迅速演变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07年4月，美国兽医协会提出“One Health”，即将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安全作为一体化公共卫生干预的新策略。如此倡议颇类似宋人所思，需要协调个人行动（积德行善）、集体发展（光耀门楣）和生态安全（善待动物）等三方面，方能打赢当下和未来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