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高中作文】首相征文：我和我家40年了。

本文获得了民革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征集活动全国“一等奖”(第一名)。

获奖证书

民革中央官微一等奖第一名截图

七英后的我可以亲身体验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反正40年来能见证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民富国强能从东京一步一步走向现实，见证大中华区强势回归，真是我的巨大幸运。另外，要说“我家”的40年是我爷爷的“右派”参半，恢复公职，我家的“富农”选了帽子，所以到目前为止正好是40年。过去40年来，我和我家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等各方面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的各种变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及其前

从年少无知的时候开始，我记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歧视，另一个是挨饿。(人生)。

我家的情况很特别。我还是不知道，我家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为什么曾祖父是“地主分子”。之后，我爷爷被列为“右派分子”，当时社会上上层斗争要打击的“五种分子”:土地、财富、班级、邪恶、右侧，总共五种，我家三种，政治情况可想而知。

为了帮助理解，我粗略地回顾了我的家族。

我家世代行医，我七岁。热朝尹国东是我家第一代中医医生，除了开中药店、担任坐堂医生外，还开设了酒坊、油坊、富贵之家红白喜事奖“老师”。经过勤俭的努力，世代在1500亩盖了房子，建了几十间。泉州尹凤浦作为长文的长子，继承了中医和药坊。乱吃乱喝的狂欢还没有发展起来。再加上人情不旺，所以到了“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家的土地至少有500亩以上，这直接影响了我家“成分”的认可度。高爷爷尹瑞甲在练习药物的同时，还考了南阳府13县第一名的秀才。曾祖父尹建智是民国时期武阳医疗文化界的名人，担任国民政府武阳县督导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爷爷尹清林于20世纪30年代成立开封日中学毕业，义后在武阳县麻村、莲花等多所新式学校担任校长。因为家庭出身、“家庭成分”的影响、国民党战败大陆时把他的名字虚报在国民党院名单上，所以出现了不能说的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能做别的事，所以不能成为全职医生。创立的“李林堂中西医联合诊所”回归国有后成为国家公职人员。1956年许昌地位行署中医进修班9期结业后(仍有结业证书原件)，1958年因“大月孕妇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提案被列为“右派”。有可能入选新组建的河南中医学院，这使人生辉煌了20多年。(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小书)父亲尹青大在武汉空军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政治歧视、人身攻击和愤怒而辞职。首先服务于本村卫生室，然后开设中西医诊所，运营到老。

“土地改革”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及后续国家发展的影响都是彻底而深远的。但是“土地改革”后，我家的土地和住宅都没有了，所以爷爷依靠医学积累的良缘，通过火研和投诉，收集了小麦草和其他建筑材料，建了4间土墙茅草屋。二爷爷家又大又小，有六七个人，所以房子分为两个。这所房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被拆除，我上大学的时候还住着，后来做了牲口房。20多坪和我家4比7 ~ 8个人，你想象不到有多挤，所以只能把不高的房子脚手架做成2层使用。(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尽管如此，我们兄妹出生后，真的无法生活。爸爸出去捡砖头，和泥一起建了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高度不超过2米的小房子。屋顶上覆盖着一种叫白毛的茅草屋顶，我们的房子被称为“小屋”。这茅草屋顶的叶子很硬。一根手指太宽，两边有锋利的牙齿形状的刺，一不小心就会流血，我很佩服爸爸是怎么把它盖在“小屋”上的，但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学名。(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我一直对《三国演义》里的“直石相信”一词印象深刻。因为为了生计，爸爸也做了这样的事。爸爸编草鞋、编芦苇座位都在“小屋”里，面积这么小，要把床抬高，从床下爬上来，坐在“织席”、“编鞋”里偷偷拿出来补充房子。(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我的家人)我出生在这间小屋里，长大到爷爷恢复公职为止。

对“家庭组成部分”的政治歧视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还有人骂我“地主瓦啊”。(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我的家人)所以我第一次懂事的时候，爷爷总是能感到忧郁。爷爷有一台收音机，可以经常通过某种渠道听到新闻什么的。突然有一天，爷爷看起来很兴奋，甚至有点手舞足蹈。长大后和父亲一起确认这件事，是因为新闻上说“右派”要平反，“支部分子”要摘帽子。有人高兴，有人莫名其妙地担心。我们大队的干部显然反对：都脱帽我管谁？这个人拉我爷爷的时候很积极，他儿子掏出爷爷私下珍藏的营养羊角粉无偿生活。

国家大势浩浩荡荡，可以肯定

不是某个人的好恶就能阻挡。祖父“右派”很快平反，被安排到舞阳县卫生学校（舞阳县中医院前身）坐诊执教，这让全家人内心里都很高兴，那年祖父六十一岁。我家的日子也逐步有了亮色、喜色，饿肚子的记忆也在逐渐淡化。

七零后的我说饿肚子并非矫情。

因为家里“成份”高，生产队有些“官员”总会有意无意“照顾”我家。脏苦的活儿会多分一些，而粮食蔬菜之类则会少分一些，甚至到我上高中时都如此。联产承包分责任田的时候，我家也被有意安排在最后一家临近荒坑的倾斜低洼薄地，即便把紧邻的生产路面积算进去，也仍然不够。但生产队干部是以“除荒不除路”为理由，用耍流氓的方式来搪塞的。最后一家不可能扩充，我家又不可能把生产路犁了种地，也只有认吃亏。母亲可能是我们大队甚至我们公社唯一一名被生产队指派修建平顶山市白龟山水库的女性。那时没有什么机械，全靠肩扛人抬，母亲必需和其他男性壮劳力一样劳动。今年85岁的母亲，谈及这些也仍然会动容。那时候更是没少黯然落泪，但又能如何呢？歧视如影随形且无处不在。

饿肚子也有我家客观的原因。曾祖父母年事已高没有劳动能力，祖父是知识分子不擅农活，祖母是小脚女人干不了农活，我们姐弟年龄又小，十来口人只有父亲、母亲是劳动力。虽然天天起早贪黑干活儿，我们家年年也都是“缺粮户”。只能分到些许微薄劳动所得，吃饭在我家就成了大问题。

生存也成了问题时，大家闺秀、小脚女人的祖母，无奈都要走出来“做生意”。买来麦子自己推磨、磨面、打烧饼，然后背到二十多里外郾城县地界去卖，为的是赚点“下面”充饥。所谓“下面”，其实就是磨面剩下的麸皮混了少许面粉而已。所幸祖父是医生，偶尔会收到其他大队治愈的患者，尤其家属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患者的一点“酬劳”，如几颗萝卜、几个倭瓜、几根红薯。所以虽然吃不饱，也庆幸不会被饿坏甚至饿死。到现在我都不怎么吃红薯和倭瓜，吃了就会烧心难受，可能就是那时候天天吃这些落下的毛病。

一九八零年代

家里生活的改变在八十年代前几年还是很缓慢，但“包干到户”第一年就风调雨顺，是个大丰收，饿肚子的感觉从此没有了。其它方面仍然不太好，我真切记得有个春节我挨打的事情。因为排行最小且还有个哥哥，所以我穿的、用的都是姐姐、哥哥穿过、用过的。后来祖父去县城上班，我也逐渐长大，就很不满这个状况。当时哥哥戴了多年的一顶“黄军帽”又让我继续戴，而那顶“黄军帽”因为年深日久加上汗蚀、汗渍，已经斑驳到我不愿意再戴了。加上到了春节，想着怎么也得买一件“新衣服”过年吧！？为了彻底断绝父母让我戴破帽子的念想，我偷偷的把这顶帽子拆了个七零八落。但父亲知道后是暴怒的反应，我挨了一顿打，心愿最终也没有达成。在当时，买一顶这样的“黄军帽”其实只需几毛钱。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家的变化就明显快了。尤其祖父1986年退休又应舞阳县卫生局发挥余热之邀重回县城开办中医私人诊所以后。这个阶段，我家在村里占了几个第一：1982年前后我家买了全村第一辆新自行车，是无锡产“长征”牌的，好像是祖父分的“自行车票”；1984年我们第一家盖了新瓦房，青砖到顶、水泥喂缝，现在还在。砖瓦全部是父亲拉土、和泥、打坯、烧窑得来的，木料则是祖父用省下的工资买回的；1986年我家买的17寸黑白电视机也是我们村第一台。这台电视机我印象尤其深刻，当时播放《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可谓盛况空前，村上的老少爷们是需要提前占位置才能观看的。而我因为是学生，总被父母强制学习，所以也只能弄一面小镜子，偷偷从镜子反光里看几眼。我家一直有重教育的传统，最常听到曾祖父、祖父说的一句话就是：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这个阶段我家最大的喜事，还是1984年我二姐成了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三十多年前考上大学是一件多么轰动的事情。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成了我们村以及附近村众人无限羡慕的谈资，也可以说基本荡涤了笼罩我们家多少年的阴霾。但对比之下更会为我的大姐惋惜。在那之前“家庭成份”太重要了，高中都需要推荐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更遑论大学。虽然她的灵性、她的品学兼优有些方面还超过二姐，但也注定与大学无缘。人生其实就如种地，误了时节，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荒废了。所以古人会有“时也、运也、命也”的慨叹。

一九九零年代

我的高中时代，有两件事情记忆深刻。我的第一块手表当时很高档，是亲戚从台湾捎给祖父的，全镀金、全自动，据说当时需要两三百块钱。我是以上学需要掌握时间为理由，从祖父那里“统战”过来的。后来又以上学需要赶时间为由，“游说”祖父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飞鸽牌黑色轻便26大链盒，清楚记得需要280块钱。好像当时二姐当教师多年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钱。当时那拉风，绝对不亚于现在一辆小轿车。当然，我也算对得起祖父母和父母对我的关照。因为求学坐到屁股上生“坐板疮”，而且到现在还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换来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的。这个时期，我家最大的喜事，是我1992年考入河南中医学院。即便从恢复高考算起，我也是我们大队第二个大学生。应该说这和“诗书传家”、重视教育的家庭传承有很大关系。三十多年前祖父和河南中医学院失之交臂，三十多年后我成了河南中医学院的学生。而二十五年后的2017年，我的儿子也考进了河南中医药大学。这在不太久远的以前，都是不可能的。

祖父对我倾注了很大心血。为了带我学习中医，祖父开办的中医诊所专门选在了我就读的高中附近。星期天、节假日，我在帮忙抓药的同时，也通过传统的师徒传授方法学习中医。所以在考入河南中医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可以用纯正的中医方法诊治病人了。

祖父1996年无疾而终，走的时候很安详，就如要出趟远门。祖父是提前一天预知自己归期的，就在当晚，走完了人生八十年历程，溘然辞世，安详如常，没有丝毫痛苦。直至停灵三天要盛殓下葬的时候，祖父仍然面目如生，安详如熟睡，让人不忍惊动。所以我一直相信，积德行善是会有福报的。“善终”可能是大多数人求之难得的终极追求，但我的祖父就这样自自然然做到了。《左传》说“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这也算对晚辈的一点小小安慰吧。

因为提前一天预知了自己的归期，祖父安排好了所有能想到的事情。包括要随葬收音机以及处方和笔，因为爱听新闻，也因为看了一辈子病也没有看够、到了阴间还要看病。祖父离世当天还在诊治病人，是祖父把脉诊断以后，由父亲执笔处方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这种对中医融入血脉的喜好和骨子里发愿服务病患的热忱，可能是成就祖父高超医术的重要原因。

到现在为止，我内心真正佩服的第一人，一直是祖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个人素质、专业水平，二是豁达的心境。我知道祖父擅长书法，诗词歌赋随口就来，医学经典更不用说。而我们大队上的老人说，祖父的竹笛吹的很好，还会写剧本、带着大队里的人排演话剧。所以后来我在上大学、读研的过程中，在接触中医学院的中医大家、大师的时候，总会有意无意和祖父对比。而无论从学识修养、理论水平还是治疗效果比较下来，祖父都是不差的。祖父豁达的心境，从临终看淡生死的平和可见一斑。高中毕业，青年才俊的他拒绝国民政府开封警察局任职邀约而回乡随曾祖父修习岐黄、扶危济困；壮年频遭磨难，他也不自怨自艾，每晚看书到深夜，经常会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的民兵突然而至进行盘查。在生产队劳动改造挖井的时候他也会带本医书在劳动间隙翻读，甚至别人放工后把他忘在井底他也处之泰然；到耄耋晚年，谈到他的过往很多人都会替他惋惜，而他总是说，自己草芥微末，在乱世里、在运动中能够活过来，一家人还算平安，就很满足了。这颇似《出师表》中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心境。

祖父的满足里应该也有我的贡献。因为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居然用三剂中药治愈了祖父几十年的咳血旧疾，祖父至终老也未再复发。更因为金银花用到了150克，祖父私下对父亲说：因为我用药处方剂量大，病人都叫我“野先生”，这孩子用药比我还野！听到这个评价我很高兴，因为我相信祖父是很欣慰的，因为绵延薪传200多年的家学中医，已经可以看到后继来人。

二零零零年代

1997年大学毕业，我分配到了舞阳县人民医院。因为工作需要，从上班第一天我就是中医内科门诊。虽然对于年轻医生来说门诊比病房工作的考验更大，但好在有家学传承的底子，我也应付下来了。上班五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掌握的中医知识、方法、思路明显遇到了瓶颈。机缘巧合，2002年河南中医学院和漯河市中医院联合开办研究生班，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也是机缘巧合，漯河民革要在中医院研究生班发展党员，我觉得挺好所以欣然加入。我一直觉得可能是冥冥天意：半个世纪前，祖父以当时凤毛麟角的高中生身份，因为国民党败退大陆时名字被虚列为国民党员而受屈无数；半个世纪后我在研究生班欣然加入中国革命党革命委员会，且后来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也收获了人生成长。实在是造化弄人。

加入民革后因为社会服务、祖国统一工作需要，在我提议推动下，在民革漯河市委、中共舞阳县委统战部的全力支持下，2005年在舞阳县人民医院成立了“‘三胞三属’健康服务中心”，由我担任主任，给舞阳及周边县市台胞台属、侨胞侨属、港澳同胞及其亲属提供医疗健康服务。这项可能是全国首创的祖统工作形式，效果相当好，也得到了民革中央的肯定、表扬。我很快被增补为舞阳县政协七届委员，后来被选举为县政协八届常委、民革漯河市直三支部副主委。

2006年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我专业上的疑惑也基本得到了解决，2008年晋升了副主任中医师，同一年被医院推荐为科级后备干部，2010年被任命为副科级干部。在这个阶段，我的房子从130多平的套房换成了现在280多平的独家小院，也买了第一辆私家车。

二零一零年代

被任命为副科级干部以后，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医院一直没有调整领导班子。不是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吗？这个阶段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于钻研专业。2014年我完成的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获漯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是舞阳县卫生系统唯一的一项市级一等奖。我整理提高、汇总上报的，凝结了家族先辈7代人200多年心血的“尹氏中医理气解郁疗法”，2014年被市政府确定为“漯河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8年我被确定为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撰写的万字论著《壮大中西医结合亦需从传统文化奠基》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青年学术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至2017年已撰写发表国家级学术论文近60篇30多万字。

这个阶段，通过民主党派这个平台，我也做了一些自以为有益的社会服务和参政议政工作。我从不觉得自己作为医生干这些事情是不务正业，因为治病救人是服务社会、造福大众，参政议政也能惠及很多人。有余力就去做也是很好的事情。

2015年底我完成的调研《漯河市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基本状况》被中共漯河市委书记及多位市领导批示，要求调研成果纳入漯河“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促成了市政府出台2016年41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2016年提交的社情民意信息《关于尽快实施居民身份证挂失注销制度的建议》被河南省政协采用；2017年4月底我参加脱贫攻坚整改，因为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促成了三篇社情民意信息产生。其中，《杨絮成灾盼治理》被民革省委采用后，被民革漯河市委作为集体提案提交漯河市政协全会，促成了漯河市成立了“杨絮治理办公室”，杨絮治理工作工作得到了重视、加强；《充分利用社保兜底脱贫政策，让全部五保户退出贫困户》被民革中央采用，《扶贫不能扶懒惰、伤孝道》被河南省政协采用后得到了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同志亲笔批示。

因为这些工作，仅这两年我就收获了诸多荣誉。2017年，我被漯河市卫计委表彰“最美卫计人”，被民革漯河市委表彰“优秀党员”，被民革省委表彰2017年度“全省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全省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和“ 2013—2016年度全省祖国统一工作先进个人”，最意外的是2017年底我竟然被民革中央表彰为“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2018年初我连续第13年被中共舞阳县委表彰为“舞阳县统战工作先进个人”，社情民意信息《扶贫不能扶懒惰、伤孝道》被省政协通报表彰为“2017年度全省三十篇发挥作用明显的社情民意信息”。

2018年春节后，我被调整进入医院领导班子，还被选举为民革漯河市直三支部主委，被推荐为民革河南省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党外人士建言献策专家小组成员。

2017年我儿子自觉、自愿报考河南中医药大学，并被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录取，是这一阶段让我最高兴的事情。可能和我当年考入河南中医学院时祖父的心境相似，绵延七代二三百年的家学中医，有人承继而能薪传不息，总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

回顾我和我家四十年，感慨良多。在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滚滚洪流中，个人和家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沉浮兴衰是大势所趋，虽然非自我所能左右，但努力去适应、去改变也仍然是需要的。所以古人说：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国家、社会其实就是每个个人、每个家庭的天和地。我从不认为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在个人能力上有什么欠缺，但在纷扰攘乱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一筹难展。而我们姐弟五个，现在都有车有房，有幸福的生活、稳定的工作，不止我一个人有公职和职务，做到了这些也未必说明我们都有超出前辈的能力和努力。尤其我祖父，他的素质、学养、能力和努力，在他们那代人中一定是佼佼者，但因为“家庭成份”、因为和国民党说不清的关系，因为是“右派分子”，老人家蹉跎到61岁才恢复公职，才能安安稳稳工作、生活。我们几姐弟，尤其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少年时代就赶上了国家社会的大变局、大变革、大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不深；现在人到中年又赶上了新时期国家社会的大变局、大变革、大发展，肯定是获其利且多。政治清明、国家进步、社会发展，身在这滔滔洪流、荡荡大势里，只要付出了辛勤劳动，只要努力工作不掉队，不需前辈那样挣扎，就一定会被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向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

一滴水可以看世界。我相信我和我家四十年的变化就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我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变化。我一直认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对国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怎么赞誉都不为过。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建设法治中国的努力，一定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祖国百年华诞之前，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既是参与者，也一定会是受益者！

落笔成文，难抑思绪奔涌、心神激荡！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困苦弥坚、奋斗不屈的前辈们！致敬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四十年！祝愿祖国盛世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