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名言】80年前，他为南京大屠杀留下了铁证，留下了105分钟电影发声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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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播出时间：每周一至周三下午23点16分

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是指1931年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战败，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和附近地区进行了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计划的大屠杀和通奸、纵火、纵火。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市，短短几周内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平民的平民超过30万人，2万多名妇女遭到强奸，无数财产被毁。南京大屠杀成为南京这个城市永恒的伤痛，成为全世界、全人类的一页通史。

今年10月17日，南京十二中学百年建校时，一位名叫克里斯马吉的外国人出现在会场。他不是学校的老师，也不是学校毕业的学生，但在学校庆祝仪式上，他向学校捐赠了一台旧相机。

克里斯为什么捐赠相机？他到底和这所学校有什么渊源？

Chris Maggie是参与拍摄电影《终结者》的专业摄影师，但——他的祖父是John Maggie。

2017年，克里斯马吉代替爷爷获得了金超国际和平纪念章。

1939年，一名日军士兵在南京紫金山采集紫花的种子，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和家人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称之为“紫金草”，也称之为“和平之花”。

让Chris Maggie看John Maggie拍的8卷电影，石井草国际和平纪念章，Chris来到南京，看看爷爷在新的道路上生活的地方。

电影的内容到底在记录什么？

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视频，共有105分钟由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像机拍摄，是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唯一动态视频。

这些照片是南京大屠杀发生时，80年前一位名叫约翰马吉的牧师用克里斯捐赠的相机按下拍摄按钮的。

克里斯第一次看到这些场面时吓了一跳。他惊叹于世界上有人犯下这种滔天罪行。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公布的47份世界记忆名录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等7个机构申报的11套南京大屠杀文件被正式选定。该文件包括《程瑞芳日记》、罗津、吴璇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的16张日军自拍照片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项目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也是为了防止集体记忆的丧失。今天，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些文件能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无疑是有力的反击。

这11组文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文件，当时在南京拍摄的胶片，这也是记录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唯一动态视频。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约翰马吉拍摄的场景。

约翰马吉到底是谁？他的孙子克里斯为什么在南京12中学100年建校时捐赠了这样的礼物？

南京十二中学的百年校庆仪式上，第一部分是揭幕1917毫米高的雕像，这座雕像象征着这所学校于1917年创立，雕像上的这张外国脸就是约翰马吉。

，他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

约翰马吉当年在这里修建五座小楼，其中有两座分别刻上了关于教育的中外名言，百年时光荏苒，小楼几经翻修，但墙上雕刻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依然在敦促这这里的学生。

当年约翰马吉在这里传教布道、在这里教书育人、同样也在从侵华日军的屠刀下挽救了大量南京市民的生命。

克里斯虽然没有见过自己祖父，但是他从小就听着祖父曾经的英雄事迹长大，他来到南京，就是为了重走祖父当年走过的路。回味祖父所做的壮举。而他之所以捐赠那台摄像机，就是因为祖父当年拍摄南京大屠杀影像用的就是这样的摄像机。

约翰·马吉，是一名基督教的传教士。1884年10月10日出生在美国宾州匹兹堡的一个律师家庭。这个家族在当地势力不小，而且和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家族里曾出过一位市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

在耶鲁大学毕业的马吉完全有从政的先天优势，但他似乎对权利的争夺没有兴趣，认为人性的善良才是最值得追求的。22岁的他选择了神学，就读于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进入美国圣公会。

1912年他以美国圣公会派驻中国牧师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南京下关挹江门外的道胜堂，也就是今天的十二中的位置，开始传教布道,一干就是26年，这期间他还与1917年创办了南京第十二中学的前身——私立益智小学。

当1937年12月3号，侵华日军即将侵占南京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城的时候，马吉和他的秘书欧内斯特 福斯特接到了美国大使馆给他们的警告。

马吉和秘书福斯特当时有三个选择，一是马上自行撤离，二是乘坐美国军舰撤离。但他俩选择了第三项：留在南京城内。

从1912年来到南京，此时的马吉已经在南京生活了25年，这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南京已成他的第二个故乡，马吉认为以自己外国人的身份留在这里，或许能够更好的保护他们。

留在南京的约翰马吉做了哪些努力？他又为什么拿起摄像机记录侵华日军的暴行？

1937年11月22日，侵华日军攻破南京防线的前夕，留驻在南京的外国人，为了给来不急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建立安全区，安全区也叫中立区，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外国人利用自己来自中立国的特殊身份，在一片区域内收留难民。

当时留下的外国人大概有20多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由德国西门子洋行的商人约翰 拉贝担任。当时已经54岁的约翰马吉，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约翰马吉除了设立安全区，鼓励医护人员以外，同时他还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和国际委员会紧密合作，人员也基本是重复的，主要负责安全区内的医疗和急救。

安全区最初设置了二十座建筑，后来还有增加，基本上都集中在南京市中心。其中包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拉贝公寓等等，马吉和福斯特共同管两个公寓，珞珈路17号和25号公寓。基本是一个外国人就要负责一处，安全区面积共计3.86平方公里。

3.86平方公里是多大呢？

现在咱们的清华大学，面积大概是3.9平方公里，它就比清华大学稍微小一点。

当安全区规划好了，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里贴出了一封公告，叫做《告南京市民书》，上面写道：“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安全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占地面积已达到南京城八分之一的安全区，远远不能支撑他们一开始美好的设想，他们把日本这支侵略军想得太文明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轰炸机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荷枪实弹的日军破城而入，城墙被打开了一个个突破口，中华西门、和平门、挹江门陆续失守。日本军队从南京城的南部地区攻进城后，又从市郊冲进市内。整座城市瞬间陷入了战争的炮火中，而此时，约翰马吉正在主持一场礼拜仪式。布道才进行了一半，电话突然响了，马吉意识到情况紧急，他拿起了电话。

当年马吉布道时候所在的位置就是这里，布道所用的建筑——道胜堂如今已经变成了图书馆，虽然几经翻修，但最初墙上的雕刻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要知道布道时是绝对不允许接电话的，马吉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个电话是国际委员会总部打来的，要求他迅速赶到总部参加紧急会议。于是他把礼拜仪式交给了他的助手，自己匆忙赶去总部。

但事实上委员会没有开会，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坐下来开会，而是赶紧分头去顾自己的安全区了。马吉此时内心最着急的是哪有急救医院，他立刻和福斯特开车巡视南京城，他俩看到路上的景象震惊了。

南京城已经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城市了，轰炸的飞机、横飞的炮弹，把街道、民房、桥梁都炸得毁的毁，塌的塌，只剩下一片废墟。满街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们不知道尸体里会不会有他们认识的中国朋友，曾经生活过二十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如同人间地狱一般。约翰马吉，完全则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之中，但他知道悲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他有一件事关人命的事情要做，马吉当时是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一家医院可以用来救助伤员，找一家医院安排急救，迫在眉睫。

按照国际法约定，医院是不允许被轰炸的。但他马上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马吉和福斯特来到了中央医院，发现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基础的医疗设备已经被炸毁，医生和护士也已经撤离了。他们又赶到南京卫生事务所，情况也是一样，设备被炸坏，就连药品也被抢走了。

接着他们又去看设立在外交部的军医院，马吉本来想把军医院设立为急救医院，但他刚到，就被门口守卫的日本人一把拦住，不由分说的赶走了他，并且还粗暴的禁止所有外国人再次踏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医院的大门。更让马吉觉得恐怖的是，侵华日军不仅不允许他们救人，甚至还将枪口对准了无辜的百姓。

侵华日军进城后肆无忌惮地在南京杀人、纵火、抢劫甚至强奸。他们丝毫不把安全区放在眼里，以搜查军人为由，从安全区里拉走1000多名男子集体屠杀，有时多达5000多人，被屠杀的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南京的任何一个池塘、山坡，或是一片空地，都变成了尸骨满地的刑场。而此时的南京城和整个世界之间隔着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被战火笼罩的南京城，没有电话，也没有报纸和广播。日军不愿让自己的暴行败露，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允许任何外籍人士摄影、摄像，对入城和出城的人员加以严格的控制，大多数提前撤离的记者再也不允许入城。

南京此时就像是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侵华日军在这样的情况下给自己摆拍了一组影像，向世界演了一场南京一派和平的虚伪戏剧。

侵华日军进城后为自己举行了一次入城式，装模作样宣传南京在自己的统治下一派和平。画面里日本兵给一个小孩糖果吃，和南京的农民坐在一起。

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此时意识到，也许只有他们留在了南京，才能真实地记录下南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约翰拉贝、福斯特、米尔斯几乎所有委员都开始写日记、写信。想办法要把真相纪录下来。

约翰马吉，他和别的委员不一样，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止能写信，他还有一台摄影机。从那时候开始，约翰马吉，准备用摄像机记录活的罪证。

约翰马吉当年所用的摄像机是一台贝尔牌16毫米摄像机， 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这种摄像机非常的的小巧，它随着马吉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本来用来拍摄礼拜仪式的。

可是在1937年的12月16日，马吉在自己的公寓二层，悄悄的拿出了相机，对准备窗户外面，进行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次试拍。

马吉在窗户边找了一个窗户角，然后把摄影机架在这个角上，用最快速度瞄好角度，就马上将身体藏在窗户侧面。因为马吉知道一旦窗外的日本兵发现他在拍照，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他的命。

虽然摄影机马吉已经使用过很多次了，但这一次，他却特别紧张。他一只手扶着摄影机，另一只手轻轻地摁下了拍摄键。

他用这台摄像机拍到了什么呢？

1937年被战争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南京。

用房子做掩护，透过窗户拍摄，马吉用这种方法试拍成功，但他开始思考这种拍摄方法的问题，躲在窗户后面赶上什么才能拍什么，又耽误时间，但他又不能出去直接拍日军杀人的场面。

正当他琢磨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他突然听见公寓附近有枪声，好像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他想起一楼有冲那个方向的窗户，立马拿着摄像机下了楼，这次他拍到了十分惊险的画面。

我们看到的画面正是马吉透过他的窗户拍摄到的日本兵，和一群中国的百姓，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些镜头不规则的抖动，正是由于约翰马吉在拍摄过程中为了躲避侵华日军所造成的，可以想像，约翰马吉在拍摄时候的紧张心情。在画面中，一个妇女正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哀求他们放掉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但她的哀求无济于事。日本人还是将她唯一的亲人带走了。

窗户后面的马吉，即紧张又愤怒，当他坚持拍完这组镜头的时候，他猛然意识到自己错过了救人的最佳时期，当他收拾好相机飞奔到那篇空地的时候，那些中国人已经被日本士兵带走，走的无影无踪了。

救人还是拍摄侵华日军的罪行，这是一个难以取舍的抉择，最终马吉决定，按下停止键，在他停止拍摄的几天里，他终于组织建起了一所急救医院。

这家医院原本是金陵大学的附属医院，相当于一个大学的医学院，当时这里不是很大，而且只有一些基本药品和医疗设备，但就是这所当时不大的医院，成了南京内仅有的生命急救站。

但因为它在金陵大学之内，所以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安全区的保护，马吉将红十字旗挂在鼓楼医院门口，以避免日本士兵的侵犯。他到处招募医护人员，并把带有红十字标识的袖标发给他们，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鼓励她们坚持在鼓楼医院救治伤员。

由于医院里只有一辆救护车，而街上需要被拉到医院里救治的伤员太多了，马吉就和大家用篮子、扁担和绳子，做成了临时的救护车。

这样的篮子只能运一个大人或两个小孩，他们就只好一趟一趟运。医护人员里会点急救知识的就做护士，不会的就帮忙搬运伤员，这些医护人员大多都是来投靠马吉的难民，或是医院里已经被治愈的病人。

伤员最终被运到鼓楼医院，都是由一位医生医治的。这个医生叫罗伯特 威尔逊，他是马吉红十字会的委员，而马吉再次拿起摄影机，也是因为他。

威尔逊是唯一一位留在南京的外科医生，他一天要在鼓楼医院做10例以上的外科手术，包括截肢、取子弹、眼球摘除等等。他和20个护工收治了150个伤员，医院里所有的病床都住满了，他们仍然不停的收治新的伤员进来。

威尔逊医生在21号收治了一位孕妇，她因身中28刀，导致流产。他对这位孕妇的遭遇感到很愤怒，于是将这件事特别告诉了马吉，马吉第二天便拿着摄影机来到鼓楼医院，拍下了这段画面。

这个19岁的姑娘叫李秀英，当时已经怀孕7个月，一个日本人要强奸她，她进行反抗，因此被日本人用刺刀刺了一通，她的脸上和胸部被刺19刀，腿上8刀，肚子上1刀有2英寸深，因此她在被送来一天后就流产了。

这一天，马吉发现鼓楼医院里的每一个伤员背后都是一段死里逃生的惊险遭遇。他继续拿着摄影机，又拍摄了另外几个病人的画面。

这是一个约11岁的小女孩，她和她的父母当时站在难民区的一个防空洞附近，日本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她的父亲，开枪打死了她的母亲，还用刺刀刺中了她的肘部。这一刀使她终身残疾。

这是一个7岁的男孩，肚子上被刺了四五刀，他已经死了。

马吉之所以选择这几个伤员，是因为他们正在被威尔逊治疗，伤口暂时裸露在外面。他基于这样的考虑，决定隔一段时间就来鼓楼医院拍一次伤员。

这是位于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的一所房子，30名日本兵闯入这间房子的时候，房子里除了夏淑琴一家还有隔壁哈氏一家，一共13口人，最后被日本士兵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杀死了11人，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因为晕死在被子下面，后来被邻居救了。画面中地上的尸体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他们都死在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1937年12月16日,马吉从第一次试拍成功,到12月22日第一次在鼓楼医院拍摄伤员。马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杀最恐怖的1月，用有限的胶卷,拍下了这些血腥、令人发指却无比珍贵的马吉默片。

长江上一条小船的主人，日本兵想他开枪后，又在他身上浇上汽油焚烧，虽然他拖着身子逃到了医院，但还是死去了。

他因为日本兵向他要女人，他说没有，日本兵用刺刀，朝他的脖子砍了两刀。

两名日军将她带至一所空屋内，将其强奸，并用刺刀欲砍其脑袋未遂。除了脖子上的4处刀伤，手腕和身上还有5刀，她的身体已经完全瘫痪。

这个14岁的男孩仅仅因为一个日本兵管他要香烟，而他没有，就被铁棒打，他特别想回家。

拍摄这些画面的马吉后来这样告诉妻子：重复这些，令人恶心，但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这样，这些真相才能有一天公诸于众，假如当时能有更多的胶卷就好了。

关于马吉的胶片，到今天其实一直都有一个谜。这些胶卷是万不能被侵华日军发现的。

马吉把拍完的胶片藏在哪了？

30年代使用的摄像机，胶片是很珍贵的，每次马吉拍摄完毕都会把胶片取下来卷成卷，他在12月和1月一共拍了8卷。马吉所居住的地方时长有日本人骚扰，非常不安全。那么他把胶片藏在了哪里呢？

现在公认的说法是他把胶片交给了拉贝，藏在了拉贝的保险柜中，但是我们查阅了拉贝日记、马吉和福斯特的信等资料，都没有提及关于藏胶片的内容，这是一种刻意的隐瞒。

经常看谍战片的人都知道，重要的证据最后藏在哪了，是绝对不能写成文字的。假如有一天拉贝日记暴露了，马吉的信寄丢了，没写关于胶片的事情，胶片最终还是能够保存下来。

如今，这些马吉当年拍摄的部分胶片被拷贝保存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中，这些无声影像，控诉着侵华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这些珍贵的胶片，当时是怎么突破侵华日军的封锁离开这座城市的呢？

要知道为了封锁南京的新闻消息，侵华日军要求派驻南京的西方媒体记者在12月15日前撤离，12月15日之后，就禁止一切中外人员，包括外国新闻记者，进出南京，既不让任何人离开南京，更不容许任何人进入南京。 日军不仅派重兵把守南京的各个城门，并且占领了南京的火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立严格的岗哨。

1937年12的南京，俨然已经成为一座孤岛，所有消息无法出入，要想突破封锁离开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向日本军方申请，拿到他们给的通行证，这是唯一出去的可能。除了通行证委员会还要考虑一个问题，走了就不一定能回来，在南京最危急的关头，每走一个外国人就意味着一块安全区没人保护，谁能走得开呢?

马吉自己肯定要留下继续拍摄，他和秘书福斯特还要管理急救医院。约翰拉贝也走不开，他是整个安全区的主席，那威尔逊医生就更不能走了。又要拿得到通行证，又要来去自如，到底谁才能担负起这个送胶片的重任呢？

最后大家想到了一个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乔治·费奇美国人，但是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费吴生，他负责南京国际安全区食品和药品的筹集，曾多次往返南京上海之间，因此他是送出胶片的最佳人选。

接到任务的菲奇首先考虑的是胶片应该藏在哪，他知道行李是肯定要被查的，那就只能藏在身上，于是他把8卷16毫米胶片，缝进了一件驼毛外套的夹层里。

1938年1月底乔治·费奇乘坐一辆日本军列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车上的菲奇很是紧张，拥挤的车厢很容易让身上的胶片被旁边的日本士兵发现，于是他将双臂抱在胸前，此时正是寒冷的冬季，他装作自己很冷的样子，尽量蜷缩着保护衣服里的胶片。

菲奇根据经验知道包是一定会被查，但他就怕日本士兵临时要搜身。但幸好，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一切平安，菲奇终于顺利地抵达上海。

到上海的菲奇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驼毛大衣里面的胶片带到了柯达公司，在柯达公司，他连夜对影片做了两件事：剪辑、拷贝。因为是纪录片，影片剪辑较为简单，他们删除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并根据各部分的内容加上了一些英文标题。

因为是纪录片，影片剪辑较为简单，他们删除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并根据各部分的内容加上了一些英文标题，所谓英文标题就是马吉根据每一次拍摄，写下的镜头的解说词。

影片的第一次公开是以照片的形式，1938年5月，影片中的一些画面被马吉和菲奇翻拍成10张照片，刊登在了美国的《生活》周刊上。 当时用来运伤员的篮子；被强暴导致流产的孕妇李秀英；还有全家都被侵华日军杀害的夏淑琴一家，全都被刊登在册，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是对照片的介绍。

这是一张侵华日军对中国人集体屠杀之后，将尸体抛到水里的照片，我们在照片中能看到他的手仍被绑在背后。

马吉似乎是特别选取的这10张照片，有枪伤、烧伤、有日军用斧子砍的、有用刺刀刺的，揭露的都是各种日军暴行。

审判日本战犯时，他勇敢地走向证人席

1946年8月15日，在远东国际法庭，审理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约翰马吉出庭作证。

马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向法官陈述了他在南京亲历的种种日军暴行，后来在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放映了一部由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里面有关的南京部分用的就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成为审判谷寿夫等刽子手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这里曾经是南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约翰马吉拍摄的就曾在这里播放，这两次审判最终判决，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被判处死刑。

回到美国后的马吉，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在1953年去世之前，一直担任耶鲁大学圣公会牧师。他曾经在中国传教的道胜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被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2002年，马吉的摄影机和胶片由他的儿子大卫马吉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台由马吉使用的摄像机，可以称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15年的最新世界记忆名录中，约翰马吉拍的胶片，被列入其中，这些并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