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校花 民国时期十大校花，你认识几个？

民国时期，固然不像现今许多“戏说”中那样充满风花雪月，却的确发生过不少才子佳人的故事。

当时，女性得以平等地进入高等学府求学，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头一遭，“校花”自然应运而生。这些女性多有着出众的容貌，但之所以被誉为“校花”，却往往并不只是因为美貌。她们有才情、有思想，有独立的人格，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她们并不是历史的“花瓶”。

今日盘点10位民国校花。

燕京大学校花龚澎

龚澎出身不凡，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安徽著名的革命者，在保定军官学校时，和蒋介石是同班同学。母亲徐文通晓英语，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姐姐龚普生是共和国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司长，首任驻爱尔兰大使。姐夫章汉夫是共和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她自己的丈夫则是外交部长乔冠华。

龚澎读书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加入共产党，来到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翻译。在重庆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她成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当时，龚澎负责与各国通讯社记者交往，她流利的英语、缜密的思维、机智的反应、美丽的品貌都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深的、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的良好印象。有的外国记者“因她的魅力而发狂”，有的外国人暗自表示对她的倾慕之情。

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在重庆结了婚，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文革期间，龚澎受到批斗，虽然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仍在1970年不幸因病去世。

培华女中校花林徽因

林徽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段传奇。她出身书香门第，祖父进士出身，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叔叔是林觉民。林徽因与徐志摩“人间四月天”的恋情故事人尽皆知，她常常参加新月社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流利的英文和俊秀的扮相令在场人倾倒。多年以后，林徽因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林徽因与梁思成婚后，夫妇二人共同投身于建筑学研究，卞之琳曾评论说，人们以为林徽因不过主要是梁思成的得力协作者，实际上，她却是他灵感的源泉。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对她的健康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伤害。解放后，林徽因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55年，林徽因去世，她的墓碑采用的便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纪念她的贡献。

圣心学堂校花陆小曼

提到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感情纠葛，就不能不提到陆小曼。陆小曼出生于1903年11月7日的上海，母亲吴曼华是江南的名门闺秀。她15岁进入北京圣心学堂，兼有上海女子的明丽活泼与北京女子的秀美端庄，校园里都称呼她为“女皇”。在那时，陆小曼就显露出绘画天赋，一次，一位外国人来圣心学堂参观，看到一幅陆小曼的油画作品，心下慕之，当即付了200法郎，作为学校的办学经费，将画买了回去。

可惜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陆小曼沉迷于自己的美貌带来的光环中，迷恋歌舞声色，还染上鸦片，也不肯好好学画。直到徐志摩意外身亡，她才幡然醒悟，深居简出，重新拾起画笔。

恰恰是绘画挽救了陆小曼。解放后，陆小曼生活潦倒。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一次画展中看到了她的画作，十分惊讶，为她安排了一份研究员的工作。1964年的春天，62岁的陆小曼在病痛的折磨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北京大学校花马珏

在北京大学风花雪月的历史里，马珏恐怕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位“校花”。据吴组缃先生回忆：“上世纪20年代，故都的两所美国气味浓厚的燕京与清华盛行选举‘校花’或‘皇后’。北大没有沾染这一风气，而北大政治系女生马珏却被公认为‘皇后’，名满北京九城，燕京、清华的校花不免‘粉黛无颜色’的愧感。”

马珏出生于1910年，父母都是官费留日学生，因此她是在东京出生的。马珏的父亲马裕藻1913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是鲁迅好友。鲁迅很喜欢马珏，曾当面赞她文章好，两人维持了多年的通信。在马珏心目中，鲁迅一直是她的良师益友。

马珏的美貌在当时的北平十分著名，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马裕藻对北大有啥贡献？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漂亮的女儿。据说马珏在北大读书时，每天收到十几封情书，甚至有装订成本的 。

清华校花杨绛

杨绛先生以文学家、翻译家著称于世，但在中学乃至到清华读书时也是追求者众，堪称“校花”级别。

1932年，杨绛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学系研究生，并认识了钱钟书。钱钟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身为才子，钱钟书曾经给她写过许多情书，但杨绛爱上他的理由很简单，她觉得钱钟书“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与她的追求一致。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的这段自白，是对他们爱情故事的最好概括。2011年，进入百岁之年的杨绛，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闭门谢客，做一个安静的老人。

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校花王映霞

王映霞，中国浙江杭州人，当年“杭州第一美人”。在当时有“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一说。

王映霞本不姓王。她本姓金，学名金宝琴，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童稚时，她被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外祖父是江南名士，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由此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王映霞一生结过两次婚，两次都轰动全城。她的第一任丈夫郁达夫，在与她邂逅后念念不忘，苦心孤诣地苦苦追求，最终打动了王映霞。然而，热恋时越是轰轰烈烈，分手时越是刀枪箭雨，两人最后落到了在报纸上公开互相指责的地步，只能离婚收场。

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结婚时，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婚后，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

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中国公学大学校花张兆和

在中国公学，当时18岁的张兆和拥有无数的追求者。单纯任性的她索性给这些追求者编了号码：“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作为老师的沈从文当时也身在“青蛙”之中。张兆和找校长胡适投诉，胡适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顶回去：我很顽固地不爱他。然而，沈从文一封又一封文笔优美的情书，最终还是打动了张兆和。

1933年9月9日，二人宣布结婚。“青蛙”最终成了“青蛙王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创作影响很大，在《边城》等小说中，更是直接把她作为文学想象的原型。而她本人，也曾发表短篇小说集《湖畔》、《从文家书》等。

复旦大学校花严幼韵

严幼韵是不折不扣的富家小姐，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925年，严幼韵考入沪江大学。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

身为富家女，严幼韵生活讲究。父亲所开老九章绸布庄内的各种衣料随她挑，因此每天更换的服装总是最时髦的，再加上她美貌出众，当时红遍了整个校园。她在复旦时有轿车接送上课，自己也会开车，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当做她的外号。1929年9月6日，严幼韵与杨光泩举行婚礼。后者同样出身大户人家，一表人才，也很有才学，两人称得上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他们婚礼照片成为当时上海滩众多青年男女向往的风尚。

1938年，杨光泩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严幼韵随之前往。1942年初，日军攻占马尼拉，4月17日，杨光泩和留守总领事馆的另7位外交官为国壮烈捐躯。身为3个女儿母亲的严幼韵毅然挑起重担，召集其他七位外交官的妻儿共同面对生活骤变。这位从没吃过苦的上海滩名媛学会了自己动手种菜、做鞋、养鸡、养猪，甚至学会了做酱油、肥皂。

1945年后，严幼韵定居美国纽约，至今已是五世同堂。几十年来一直没变的是她仍然穿高跟鞋、用香水。其女儿杨雪兰说：“我们觉得她就是一个明星一样的人物。”

上海务本女学校花汤国梨

1905年秋，汤国梨入上海务本女学求学，初次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眼界大开，思想更为激进，誓作女中之豪杰。从务本女学毕业后，她开始从事教育工作。起初，她应吴兴女校的聘请到吴兴女校任舍监，后任教师，不久提升为校长。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汤国梨同各界妇女100余人，发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提出“妇女参政要求”，得到孙中山的赞赏与支持。不久，该社创办神州女学，汤国梨在编辑部工作，并任女校教师。同时又创办《神州女报》，向民间宣传妇女必须学习知识，经济自立，参与政治，谋求与男子同等的地位。1980年7月27日，汤国梨97岁时，病逝于苏州。

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校花沈怀球

体育校花沈怀球就读于上海市立体育专科学校，这是近代上海惟一公办体育学校，首批学生为两年制专修科，主要培养体育师资，之后因日军入侵上海而停办。照片上的沈怀球或许是该校第一个也是30年代仅有的一次校花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