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杨卫 回家：方闻教授在浙江大学

从普林斯顿到浙江大学

方闻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艺术史学科在海外的创建与发展。由于他与其同事的卓越努力，中国艺术史目前已成为美国高校制度化的学科体系。2000年退休之后，方闻教授有感于艺术史学科在我国发展的滞后，立愿“把中国艺术史带回家”。他提议要在国内做三件事：创办“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学科”；建立“艺术史博物馆”；组织“中国艺术史展览国际研讨会”。

方闻教授

白谦慎：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2005年4月14日，我应谢柏柯教授的邀请，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方先生来听我的演讲，之后，他拿出一本美国高校艺术联合会的会刊，指着上面的一篇文章说：你看，他们还在说，艺术史要多元化，应该改变亚洲艺术史边缘化的局面。我一辈子为亚洲艺术史奋斗，结果他们还认为亚洲艺术史在西方是一个边缘化的学科，中国艺术史应该回家了。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中国艺术史回家的想法。

方闻教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特别顾问和亚洲艺术部主任期间所举办的部分书画展览图录书影。

罗卫东：

浙江大学副校长

方闻教授不遗余力推动中国艺术史“回家”，多次与夫人唐志明女士一道访问大陆高校，探索在我国综合性高校中建立艺术史学科的可能与途径。2008年，他最终选择浙江大学作为“回家”心愿的起点。

张曦：

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方先生与我，与浙大的相识相知，源自一个共同的理想，一项共同的事业。我们一起走过了十一个年头。2007年12月初，我同一天在两个渠道里得到了方先生的反应，经联系后，我立即组团，带领许洪流、何俊等同志赶赴纽约，专程拜访方先生。12月7日方先生夫妇在何慕文的陪同下，与我们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明轩”见面。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向他表明了浙江大学发展艺术与考古学科、筹建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强烈愿望，方先生听了很高兴。12月14日，方先生又带我们参观了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的库房。我们在纽约呆了整整一个星期，通过反复交流，双方基本达成了合作意向。回国前夕，我邀请方先生到浙大来作客，方先生伉俪欣然应允。

2007年12月14日，方闻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库房向张曦书记展示王羲之《行穰帖》。

殷农：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我是因为艺博馆的建设得识方先生。方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没有藏品只有展厅的博物馆也应该得到重视，他其实就是想把博物馆的事业放的更大，让文化、艺术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我们艺博馆本身的内部空间格局，就是在方先生的谋划下而建，它的几大格局有藏也有展，还有研究、修复的机构，给学生提供了实验的空间，同时艺博馆还配备有图书馆。这样的功能设计是方先生的学问、学识和他的见识融合在一起才能达到的高度。

2008年12月4日，方闻先生夫妇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殷农建筑师讨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方案。

2010年7月10日，方闻先生夫妇与张曦书记勘察艺博馆场地与环境。

沈澜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代表

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跟方先生的渊源是2010年，方先生要捐《爱痕湖》给浙江大学，我们参与了全程，整个协议是我们和方先生签的，我没见过方先生，跟他联系主要是电子邮件和电话，但是也感受到方先生对艺术事业的诚意、执着与慷慨，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感动的。

曹锦炎：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那次我与楼馆长等陪了方闻先生，那时方先生已近八十高龄，考察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及西安文物市场、青州博物馆亲自为“汉唐奇迹”开馆展览挑选展品和藏品，亲力亲为，精神可嘉。

2011年5月12日，方闻先生夫妇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汉唐奇迹”展览挑选展品，陪同者曹锦炎、谈晟广。

2011年5月22日，方闻先生夫妇与叶继承、曹锦炎、邹至庄、楼可程、杨卫、张曦、段勇、鲍贤伦、顾克勤等在在紫金港校区西区工地参加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工仪式。

黄厚明：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在浙大这个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方先生一直在物色人才，他围绕让艺术史回家的理念，其实不仅仅是建一个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也是为艺术史学科的建构储备人才。今天回想起来，我常常为他的各种努力而感动。

2012年4月20日，方闻先生在浙江大学主持“汉唐奇迹”工作坊，参加者黄厚明、艺术系师生和博物馆工作人员。

楼可程：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副馆长

2013年10月17日，方闻先生夫妇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西三B楼会议室参加座谈会，听取楼可程副馆长汇报建馆进展。

与方闻教授共事的那些年

杨卫：

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方先生的脸是冷峻的，不苟言笑，但是心是热的。他对专业有着极致的要求，做事更是精益求精。为了让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兼顾研究、展览与教学功能，方闻教授请来了美国著名设计团队Gluckman Tang 建筑事务所。令人感动的是，方教授为此更是忍痛割爱，将家里珍藏多年的绘画捐献出去，用于支持博物馆的设计和收藏。

2010年5月25日，杨卫校长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与方闻夫妇和馆长James ChristenSteward(右四)合影，陪同者Cary Liu、缪哲、楼可程、李敏。

罗卫东：

浙江大学副校长

每次与方先生接触，都深感受益匪浅。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设计、选址、到开工建设，整个过程中先生为此可谓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先生把毕生在博物馆的思考都贡献给了浙江大学。方先生为了让中国大学艺术史研究可以达到国际的视野和高度，动员全部的身心力量，为实现目标，全力以赴，我们每次电话起码半小时到1小时，经常打到手机没电，回顾方先生的执着，此刻更加深理解他的苦心。

2008年12月3日，方闻先生在家中与罗卫东副校长、缪哲商讨艺术史学科建设。

许洪流：

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

方先生是一位非常健谈的学者，每次通话时间都特别长，一打电话就会手机发烫，经常需要把手机放下来，开免提听。他跟我们晚辈讲话时，经常提到他的学术见解，其中一个就是：提问就是学问，提出有高度有深度的问题是做学问很重要的一项需求；同时方先生还讲艺术即历史，实物、艺术品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灵的历史”，也正是他所说的“心印”。他认为所有前人对艺术品的描述都不是艺术史，而是艺术史的史。一开始我没听懂，什么叫艺术史的史，前人描述的是前人观察艺术品的记录，艺术史应该是你本人观察艺术品的感受，是你观察到的内容。他还跟我们讲中国山水画的三远法，讲八大山人，讲石涛，讲张大千……方先生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永远也读不完，永远使人受益。

王珅：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助理

2012年6月份，当时我在新加坡工作，方先生邀请我到美国与他见面，当时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普林斯顿他的家中，方先生与方太太对我特别和蔼，跟我讲不要拘束，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都是你的，他们跟我讲了很多，给我看了他们的藏品，跟我说了浙江大学将来要建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这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我知道中国的博物馆跟西方的博物馆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我当时做出人生抉择时最大的疑虑，方先生还特别跟我讲了“中国艺术史回家”的理念，这对我触动非常大，后来在结束的时候，方先生亲自开车送我到火车站，看着我平安离去。我想这一天对方先生夫妇来讲是特别平凡的一天，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培养学生，他们和学生相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是再平淡无奇不过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天是弥足珍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让我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抉择，因为我知道，有方先生这样的支持、规划，浙大的艺术史系，浙大的博物馆一定会向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发展。

2013年10月16日，林建华校长在图书馆C座17楼贵宾接待室与方闻先生夫妇会面，介绍校园规划，陪同者罗卫东、楼可程、缪哲、王珅、陈雅飞、梁颖。

缪哲：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方先生的学术生涯横跨差不多五十年，我是在他的最后十年才认识他，2009年，方先生跟张书记、罗校长、厚明兄一起去了石家庄，有一天饭后，方先生把我和我太太叫到一起，说我来浙大有个项目，你来帮着做吧。我呢，一直是一个跟制度若即若离的人，所以他说完之后，我第一个回答就是我不去，方太太坐在一边，一副很不理解的样子，说你为什么不去，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人不太喜欢受制度的约束。方先生呢，我就记得他的眼光，突然间就眼光放亮，一把就抓住我说，你跟我一样，都自视很高，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学科不重要，你自己的研究做得再好，也不重要，什么意思呢？你应该多关心你的领域，为领域的制度建设做贡献。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所以觉得这是大胸怀，我这胸怀太小，所以跟太太商量之后，我们就来杭州了。

2009年8月9日，方闻先生和浙江大学代表团赴日参加“圣地宁波展”学术报告会，在奈良博物馆前合影。

09年到现在，在张书记、杨校长、方先生指导之下，跟博物馆、遗产院的同仁共同参与博物馆以及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建设。所有我参与的这些，我觉得都起源于那次方先生跟我的谈话， 他让我知道，一个学科的发展为什么需要制度。我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可以说起于那次谈话。

我的专业领域是战国到汉代，这个领域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图像学、社会史、观念史，跟艺术的关系比较远。大约2010年，方先生给我寄来一篇他在写的“汉唐奇迹”，问我说，你是做汉代的，那么你就给我的文章提点看法吧。他里面提到中国再现艺术在汉唐时代的发展，我呢，没想过这个问题，还是顺着图像学、社会史、观念史这个思路在想的，所以他这么一说，我有点懵，就顺着他的思路开始想，看了点书。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绘画实际上就是在战国出现，在汉代确立，而这一点，除了方先生和他几个学生，几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更不要说去研究。从这时候起，我就觉得方先生是交给我一个作业，而不是要听我的建议，因为我在他的学生里，算是岁数比较大的，所以他不直接说，只是婉转地跟我提。之后这十年来，我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的绘画史是如何在汉代建立的。感觉很欣慰，也很伤心，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明年要出了。欣慰就是说我终于给方先生交了第一份作业，伤心呢就是说，就是这份作业他没法改了，看不到了。我想可能有一天，我会去他的墓前，告诉他，第二本书我也在写，我还要告诉他，书的扉页上会有六个字：献给方闻教授。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外观，2018年10月。